凌婕　王斌

摘 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出自2017年12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对人民的期望与嘱托。“奋斗幸福观”是中国共产党人97年以来砥砺奋进的精神追求;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实践探索的政治性实现;是经历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文明性积淀;是对人的主体性确认进行历史性选择的哲学性扬弃。幸福观念不是静止的，主观的与超时间概念，而是关涉着现代性不同发展阶段的本体论反思，孤立地探究幸福的定义只会在形而上学的思辨中带来无足轻重的直观性胜利，而这正是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的批判起点。深入到历史活动本身，用唯物史观去考察青年人“三观”的生成，在对象性活动的辩证把握中方能理解奋斗本身即为幸福的奥秘所在。

关键词：奋斗幸福观;三观;感性确定性;现代性

一、幸福观的学理性追问

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世俗基础”的实现中逐步生成的，是人们对自身及所处的世界的面向性认知，这种认知在交往的普遍性中随着“现实性基础”的变革而改变。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从人类理性的发展进程来看，对世界、人生与价值的基本看法，呈现出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张力，“三观”实质上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们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为满足社会客观需要而对物质生产方式进行取舍的意识表达与精神呈现，集中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幸福观念。

二、奋斗幸福观的新时代内涵

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宏大历史的转折，似乎都逃不脱有关对世界、人生与价值的审视与反思，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暗含着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逻辑预设;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包含著对主体与客体的交互性认知;对价值的看法又体现了不同世界观的根本区别。从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发展历程来看，改变了精神崇拜式的“真理标准”，代之以“实践检验”这个唯一标准;革新了社会发展的“计划模式”，代之以社会与人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模式”;开拓了界定文明的单一向度，代之以文明交往的多元化趋势;放逐了人们内生性“祝福意识”的狂热支配力，代之以中西文化交融的“忧患意识”的理性驱动力。40年改革开放历程，是一场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相互交融的深入社会变革;是一场资本化、货币化、财富化的现代性观念转换;是一场关于自由、自然与理性观念蜕变的深刻哲学革命。这样看来，奋斗幸福观对青年人“三观”的生成具有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一）奋斗幸福观是坚持人民主体性的新时代确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有生命的个人也就是现实的个人，人类生产的二重性阐述了人类在完成自身生命生产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历史是人民在不同的限制条件下进行创造的结果，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与旨归，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人民的主体性确认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前现代社会，人民性以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而存在，此时的人类并未摆脱自然的束缚，人民的力量束缚在不同的神秘性崇拜之中，人们让自己生活的韵律与自然的节奏谐和。即使是后来出现的强大的集权力量凝结起来的人民，也只是淹没了主体性的生命体的存在，以自上而下的特权支配着蕴藏于人民之中的生命自然力，人民在被支配中沦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启蒙运动在宗教的废墟上将人的精神树立起来，人的原罪不再只是一种被动的救赎，居然可以选择主动的自我救赎，主体的世界与客体的世界时而混为一谈，时而泾渭分明，主体绞尽脑汁仿佛永远也无法企及物自体的彼岸，即使到达了也依然停留在客体化的主体境域，主体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境。主体性在痛苦与犹疑中得到了锤炼，但此时并未形成统一的现实性力量。蒸汽涡轮的噪音打破了这个世界深沉的梦魇，涡轮旋转的离心力甩去了一切制约自由精神的阻力，社会机器的运转加速了，时间与空间都在这股动力下开始压缩，人的心灵也在这力量的作用下经受着历史性的考验，人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人类开始逐渐摆脱前现代的一系列束缚，从等待审判转向自我救赎，整个世界都被激活了，社会按着统一的规格进行着格式化，使得主体性力量的兼容性壁垒打破了，集结的主体性力量在分工与交往中发挥出巨大的生产能力。

工业化带来的动力赋予了人类无与伦比的自然改造力，曾经敬畏的自然此时俨然是任由人类宰割的质料，主体性在征服自然中获得了罕见的自信力，人类的理性与历史的车轮从未停下，工业化、市场化、货币化、交往等领域的深刻变革相互嵌入式地伸展着人类的主体性，这种变革的深浅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准，主体性倾向与不同文明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的现代性后果，渗透到了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与人格结构中，引发了不同视角的现代性批判。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与改革开放的历程是同步的，现代性的发育起步虽晚，但是我们运用了后发优势实现了40年的深入变革，在工业化、市场化与信息化的转换中牢牢地坚持了人民性，区别于西方的丛林式法则，我们以人民性为向度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与交往的国际化，使得短短的几十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走过的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在现代性力量的渗透中得到了满足，新时代的动能转换应对的正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的现代性发轫历时短、覆盖广，起步快，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有的是由于现代性发育不充分导致，有的是由于现代性的非理性所致，不管怎样，新时代依然要坚持人民性的发展预设，在奋斗中逐步解决国内人民福祉与全球人类客观需要的问题。

（二）奋斗幸福观是对当代青年“佛系”人生观的深层批判

“佛系”一词属于网络流行词，指一种有目的地放下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观。该词最早来源于2014年日本某杂志对“佛系男子”的介绍。2017年底，“佛系青年”词条刷遍朋友圈，火遍网络。“佛系”一词用在青年人身上让人们对当代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好像他们既不知道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有什么威胁，甚至对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处于一种漠然和麻木不仁的状态”。

如果把“佛系”看作青年人不求上进的明证未免太过肤浅，低欲望仅仅是“佛系”青年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佛系”青年的内在追求。“佛系”人生观的出现绝非是偶然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键点出现的，是在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与智能化交错转换中生成的现象。物质对精神的纠缠方式并非是简单的决定关系，而是结合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与新的需要的产生而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现代性的发育，使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大大得到了满足，奔向更为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新一代青年人是直接受惠于改革开放成果的群体，幼年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精神生活的富足，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较少地受到来自物质性的“困扰”，表现出了较多的精神自主性，而独生子女政策让他们的成长是在家人的充分关注中实现的，精神世界一开始就没有挨饿。考察家庭结构对人格的培养相关性会发现，充满着表扬与肯定态度的独生子女家庭比充满着鞭策与批评态度的多子女家庭来说，赋予了子女更多的自信与精神富足。因此，这代青年比起上一代来说，对精神的追求多于对物质的追求，而精神追求的满足方式相比物质追求的满足来说，具有形式的多样性与实现的多元性特征。

对自我主体性追求的理性，较少地受到家庭的干预，更多地是基于自身出发所做的判断与选择，他们深知自己的目标与追求，对于实现目标途中的妥协与折中兴味索然，当现实需要使他不得不选择折中时，他宁肯减少欲望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机会的翻转与人生的实现。“佛系”青年是社会现代性狂热后的沉淀，是对青年进取观念冷静思索的理性，是实现高欲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表面性低欲望。“佛系”青年们坚持的并非是坐享其成的人生观，只不过他们的奋斗并非是风风火火，而是理性選择后的从容不迫，这是当代个人观念深刻变化的重要体现。历史表明，“垮掉的一代”并未真正垮掉，依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继续忧虑着新一代青年的成长，新时代的“奋斗幸福观”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无论是物质性追求还是精神性实现，只有靠奋斗才能通达梦想，“奋斗幸福观”是对当代“感性确定性”精准内涵的哲学性把握。

（三）奋斗幸福观是对当代青年进取观念的异化批判

从前现代性社会过渡到现代性社会，青年人的进取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前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单一性与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将人的进取限定在先赋性条件下，这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生活韵律相对应，青年人的进取只能按照既定的路径来实现，社会流动的缓慢与交往的封闭性是前现代性社会追求的功能性满足。进入现代性社会，个人、自由、理性等观念在资本的驱动下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理性人”，随着西方价值观的引入与工具理性的普及，异化的现象在资本的刺激下成为普遍的现象，“工具理性”冲击着“价值理性”，让“祛魅”中觉醒的主体性又堕入新的“理性崇拜”中，催生了诸多幻象世界的生成，资本制造的符号幻相令深陷拜物教的人们欲罢不能。

工业化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从来都伴随着交往的普遍化发展，社会交往在网络化与信息化的驱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便捷与高效，贩卖焦虑、鼓吹消费主义和兜售成功学成为掏空青年的三部曲，这是资本增殖逻辑结合现代性发展运作而成的异化生产链条，冲击着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物性化、单向度与符号化成为当代现代性发展的后果，正在重构人类的启蒙理性与发展的价值向度。异化的进取观念颠倒了个人追求的目的与手段，让部分青年人热衷于符号的追求，以符号的象征性标榜自我实现的完成。 “幸福和美好未来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为梦想而奋斗，在奋斗正实现梦想才是让心灵在反思中感到富足的根本所在，青年人应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摆脱对物性化世界与欲望世界的沉沦，将个人的奋斗与社会的幸福结合起来，在自我实现中完成生命闪耀的意义。幸福的道路不是对物欲符号的占有，也不是以幻象交换幻象的异化性丧失，而是从个体不遗余力的奋斗中，从对欲望永无止境的自我交战中获得。

三、结语

改革开放40年历程是中国最根本的“感性确定性”，通过工业化的逐步升级、市场化的全球化趋向、社会交往的世界历史性变化，使得中国社会的“世俗基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才是考察青年人“三观”生成的现实性向度，而不应“直观”或“思辨”式地肤浅理解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内涵，应将其放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反思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历史的自然”唯物史观原理洞察其内在哲学基因与逻辑勾连，才会免于堕入“自然的历史”的机械唯物主义泥淖。只有通过鲜活的实践形式，才能引发独立思考，内化教育的效果。青年的奋斗价值观培养也是如此，让青年人投身到各类社会实践中去，用所感所悟直面现实世界，在怀疑与反思中、在摸索与行动中、在判断与选择中感受奋斗对心灵的洗涤与净化，在奋斗中抛却不切实际的书生意气;在奋斗中改变自私狭隘的人生追求;在奋斗中扬弃固步自封的人格坚守，只有在奋斗中才能真正获得历经艰难之后的美好与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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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志欢.高校“佛系青年”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引导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18（05）.

[3]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04-11.

作者简介：凌婕，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王斌（1983- ），男，讲师、专职组织员，辅导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