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的恶吏形象分析

2020-05-09周蕴灵

戏剧之家 2020年11期

周蕴灵

【摘要】元杂剧的众多作品都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两个阶级的对立，从而构成杂剧作品的主题。在蒙元这个特殊的统治时期，杂剧中的反面形象多种多样，有如地痞流氓这番的黑暗势力，也有封建家长般的封建礼教势力，还有就是杂剧中的权豪势要的形象，这些形象皆是元时统治集团特权阶层的代表，这些形象的出现是对元代黑暗的社会最直接的暴露和鞭挞，本文从元杂剧中的恶吏形象着手，窥见蒙元时期的社会一角。

【关键词】元杂剧;官吏;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J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1-0023-02

官员的形象在众多的杂剧中都有出现，所谓“无官不成戏，无戏不见吏”，元杂剧中刻画了很多官吏的形象，有明察秋毫为民伸冤的清官，也有利用权势鱼肉百姓的恶吏;清官的刻画不仅仅是为了歌颂美好的品质，更多地是表达出人民的美好愿望，“恶吏”是相对于清官而言的官员，他们的出现不仅反衬出清官的廉洁正直还丰富了元杂剧人物形象的类型，并直观揭示了当时特殊时期社会的黑暗性。

一、元杂剧中恶吏形象的特征

（一）贪赃枉法冷酷无情

有元一代，官场道德风气的败坏，备受瞩目。早在世祖朝前期，监察御史王恢已有过“仕途之间，廉耻道丧，赃滥公行”的说法。《临江驿潇湘夜雨》虽是一部以男子负心为题材的作品，但其中塑造的各種官员形象活灵活现，试官赵钱在第二折中上场就自报家门：“皆言桃李属春官，偏我门墙另一般。何必文章出人上，单要金银满秤。”①还有《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楚州太守桃杌：“我做官胜过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②与楚州太守桃杌有着相同做官“理念”的还有《张鼎智勘魔合罗》中河南府县令箫令史：“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来刷卷，厅上打的鸡儿叫。”③还有王仲文《救孝子贤母不认尸》第三折令史上场诗云：“我做官人只爱钞，再不问他原被告，上司若还刷卷来，厅上打得狗也叫。”④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虽说后期此类官员上场的“定场诗”有模式化的倾向，但却把元时地方官吏肆无忌惮的贪赃行为显现出来，这些恶吏的财富“非取于民，何从而得？”至于手段，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官职以及手上的权利，《潇湘夜雨》中的试官掌管主司考卷，且“清耿耿不受民钱，干剥剥只要生钞”。《窦娥冤》《魔合罗》还有《不认尸》当中则是地方父母官，这一点关汉卿在《窦娥冤》中进行了深刻的讽刺，身为地方父母官的楚州太守则说：“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在张驴儿来告状时，下跪相迎;《魔合罗》中的河南府县也是同样如此，他们做官的目的不是为君主效力，也不是为民请愿，只是为了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利去获取私利。如此为官，百姓伸冤无门，一旦接受了贿赂，接下来他们就会迅速了结案件给贿赂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审理案件时，面对苦主，冷酷无情没有丝毫的同理心，只会利用权势将受害者强行逼供，屈打成招，产生了很多冤假错案。这些官员不仅收受贿赂，还草菅人命，无视法律，这就不得不说杂剧中恶吏的第二个形象特征。

（二）律令不晓昏庸无能

元时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多是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主要位置，但蒙古和色目人因语言、民族习惯等原因往往“不谙政事”，再加上儒士社会地位较低，甚至有“十儒九丐”等自嘲之说，整体而言，元代官员的素质与两宋时期相比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而以文人为主的杂剧作家在元杂剧中对此没少进行讽刺和戏弄。在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第二折中，郑州太守苏顺上场的自白中就说到：“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司便了。”⑤正因为苏太守的律令不晓，当大娘子说是马员外的浑家时，苏太守也不管她是原告，竟让她站起来，他还以为员外是什么大官呢，后经祗从说员外不过是个土财主，没有品职的，才让她重新跪下。在审理案件时更是直说：“这妇人会说话，想是个久罐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剌说了许多，我一些也不懂的，快去请外郎出来。”等赵令史问了一日吃饭，云：“这一桩虽则问成了，我想起来，我是官人，倒不由我断，要打要放，都凭赵令史做起，我是个傻厮那！今后断事我不嗔，也不管他原告事虚真。苔杖徒流任你问，只要钱财做两分分。”⑥从中可以看出苏太守不仅贪婪成性，并且自己无法明辨，完全听信于赵令史，将海棠严刑拷打，造成冤情，十分昏庸无能，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元朝，在当地的一把手知州、太守、县令等，大多律令不晓，更不会断案，还需要一批精通法度、熟悉政务等汉人为他们处理日常事务，这点在《魔合罗》第二折中也有体现，孤云：“我那里会整理，你与我去请外郎来。”令史云：“正在司房里攒造文书，只听得一片声叫我，料着又是官人整理不下甚么词讼。”⑦外郎对这种事情想来也是司空见惯。《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第三折中外郎的说辞就能体现这一点：“料着是告状的，又断不下来，唤我哩，我见相公去。张千，报复去，说我外郎来了也。”《神奴儿》中作者还用令史宋了人的口对自己下了个定义：“天生清干又廉能，萧何律令不曾精，才停上司来刷卷，登时諕的肚中疼。自家姓宋名了人，表字赃皮，在这衙门里做着人令史。你道怎么唤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钱，得百姓们的使，外郎要钱，得官人的使，因此唤做令史。”⑧可见当时社会整个官场官员的整体文化素质。官员们律令不晓，那令史外郎是否能够知晓律令，给百姓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呢？事实上更多是像在《包待制陈州粜米》中的知州蓼花和外郎一般，蓼花是：“我做州官不歹，断事处摇摇摆摆。只好吃两件东西，酒煮的团鱼螃蟹。”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酿饭袋，当他要求外郎赶快将外卷打点停当时，外郎无法胜任，只得招认：“我又不识字，我哪里晓得”“我是雇将来的顶缸外郎”。⑨这种现象被杂剧作家总结为：“官人清似水，外郎白似面。水面打一和，糊涂做一片。”既形象又讽刺至极。

（三）强占人妻淫乱好色

蒙古族在婚姻关系上，正妻以外的妾妇，常常是通过强夺、俘虏、交换及接受奉献而来。当然这也不是什么规定，正妻同样也有通过掠夺而来的。蒙古族在元时属于特权阶层，对妇女的掠夺更加肆无忌惮。《包待制斩鲁斋郎》中张珪和李四两个家庭的破碎根源都是因为鲁斋郎强占人妻所带来的。鲁斋郎属于元时的特权阶级——权豪势要，有着自己的一套强盗逻辑：“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给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⑩顺着这般逻辑熟练地抢走了李四的浑家，后用身份地位逼迫张珪“嫁妻”，造成两个家庭的破碎。《望江亭中秋切鲙》中的杨衙内是个好色弄权的恶吏。他一上场就自供：“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街下小民闻吾怕，只是我势力并行杨衙内。”?他只是听闻谭记儿美貌就升起强占之心，于是诬陷白士中是个“贪花恋酒不理公事”之人，为取白士中还从皇帝那骗取了“势剑金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闻色起意”。后看到谭记儿乔扮的渔妇颇有姿色淫相毕露，被谭记儿玩弄鼓掌之间，谭记儿也智救了自己的丈夫。《生金阁》里塑造的恶吏庞衙内，此人作恶多端惨无人道，还对读书文人非常鄙夷：“平生一世，我两个眼里，再也见不得这穷秀才。我若是在那街市摆着头踏，倘有秀才冲着我的马头，一顿就打死了。”?这不仅仅是庞衙内对文人的歧视，更是整个元代社会对文人的公开偏见和仇视。

二、元杂剧恶吏形象的塑造及其作用

元杂剧大多都是“四折一楔子”，在一个有限的篇幅中如何塑造一个个鲜明的形象非常不易。杂剧中的恶吏形象都是如何被建立的呢？

首先，上场定形。恶吏一出场时就自报家门，他们自白的内容会告诉观众他们的本性、目的以及手段甚至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观众可以从他们一出场就对其作出判断，一目了然。《神奴儿》中的令史的开场不仅交代了自己的角色和目的，连着自己的上司也一起召出;各类贪官上场更是直白地说出“但要金银，官事便了”之类的话语，直接展示了自己的昏庸和贪婪。这样的上场自白，使得他们的人物形象迅速定型，观众能够迅速了解和进入剧情，在四折一楔子的篇幅中剧情才得以顺利发展下去。

其次，恶吏的滑稽化。这些恶吏虽然作恶多端，但剧中几乎都是净、丑扮演，形象的丑化也符合他们昏庸贪婪的人物设定。再加上他们都是作者多批判的对象，在剧中有很多滑稽的动作和语言。《窦娥冤》和《魔合罗》中楚州太守和河南县令竟向告状者下跪，振振有词说“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先是滑稽的下跪动作，再是匪夷所思的话语，连贯的动作结合整个人物形象就非常鲜活;还有《灰阑记》中的郑州太守在赵令史审完案件之后自我反思“我是傻厮那”等等，这些语言都将这些官员的昏庸无能暴露出来，这些官员无论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观众都够理解和接受了。

净、丑扮演的大多数人物的表演主要以调笑戏虐、插科打诨为主，所以这些恶吏在杂剧中需要活跃气氛、调节剧情。《陈州粜米》第四折开场，包大人升厅坐衙，州官和其外郎就有一段自我讽刺、自我暴露的对话：州官云：“外郎，你与我将各项文卷打点停当，等金押者。”外郎云：“你与我这文卷，教我打点停当，我又不识字，我哪里晓得！”州官云：“好打这厮，你不识字，可怎么做外郎那？”外郎云：“你不知道，我是雇将来的，顶缸外郎。”这不仅仅是为了增添喜剧效果，更是为了暴露、讽刺和鞭挞，让观众在轻松的气氛下认清他们的丑恶嘴脸。《不认尸》第二折中令史的一段话把元代官吏不务正业，漠视人命的社会现实展现得淋漓尽致：“噤声！这婆子好无理也。我是把法的人，倒要你教我这等这等检尸。你也晓的，春正夏四，秋九冬十，才是检尸的时分。如今正是六月天道，雨水也下了几阵，暑气蒸，蛆虫钻，筋骨凋零，眉目难分，爪发解脱，难以检覆。张千，你去城里唤一个巧筆丹青来，依着这尸首画一个图本，着婆子画一个字，领将这尸首去烧毁来。依着这尸伤图本打官司，便与我烧了这尸首者！”?作为令史本应该第一时间进行尸检，但因为天气炎热就借此推脱，草草结案，不仅职业道德低下，还表现出对生命的蔑视，这就反映出黑暗官方压制百姓的这一主题，可以见得恶吏的形象在杂剧中还起着突出和点燃主题思想的重要作用。

三、元代恶吏产生的背景以及原因

“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是蒙古贵族特权统治赖以维持的基石。早从忽必烈后期，把全国分划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的制度已在事实上形成。”?民族特权统治是元朝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同时又是促使其很快灭亡的不治病根。此时的文人士大夫可谓斯文扫地，充满绝望。他们对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他们在杂剧中所描述的行为并非是空穴来风。

官吏贪赃是古代政坛的宿弊之一。元代官吏贪赃因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条件显得十分特殊，甚至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元代官吏贪赃恶性发展的种种社会原因：

第一：元时官员俸禄微薄，蒙古统治者侵入中原时，大臣、贵族、将帅都没有指定的俸禄，肆意的掠夺勒索为后世做了不好的示范，再加上元代多员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官府中不恰当的运用，以致每个官府内冗员现象都十分严重，俸禄就更加微薄。第二：选官不精和官吏素质低下。“元代选官法比较特殊，大体有科举、荫叙、宿卫‘别里哥（蒙古语belge，符验之义）选、官员出职等途径。”?元朝用人重家世，和唐宋以来的中原取仕以科举为主的制度南辕北辙，大不相同。元中以前，一直未恢复科举制度，汉族士人遂丧失这一主要入仕途径。没有了一种较为公平的选拔考试，进入官场的官员的质量可以想象，也就是官吏素质低下，这与儒士社会地位较低和官吏习儒者偏少，乃至官场风气的败坏，都有关系。儒士支配官场和儒学“仁义道德”规范约束官场风气的状态，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官吏素质低下和官场道德伦丧，难以遏制。选官不精与官吏素质低下，是来自元时官吏队伍自身的直接原因。第三：蒙古草原旧俗的渗入。忽必烈在采用汉法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许多蒙古旧俗长期保留下来。这样，元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具体政策自始至终呈现蒙古法、汉法二元状态。元一代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蒙古草原旧俗，同样地渗入了官吏贪赃，甚至直接影响到朝廷的惩贪政策。

“撒花”旧俗似乎是一种植根于蒙古草原帝国主从隶属关系的自下对上的贡献义务。这种主从隶属关系，始终是蒙古草原帝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础，不容触犯，所以，附着于此种主从隶属关系的“撒花”旧俗，也就很难触动和改变了。

蒙古旧俗的渗入，不仅影响了元代官吏贪赃活动的本身，还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元代官吏的素质和统治者的惩贪政策。元代官吏贪赃猖獗且超越其他王朝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最主要的原因。

蒙古旧俗的渗入还体现在婚姻方面。抢婚是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元朝灭亡南宋后，大量派遣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到江南去做官。他们多数以征服者、占领者自诩，带着争相掠夺被征服地区财富的欲望，到职赴任。这批“新官笠新民”之际，对所辖编民毫无恻隐之心怜爱之心，纵暴侵渔，豪横吞噬，其中就包括对妇女的霸占，这实质上是通过战争手段得以实现的一种强制性婚姻形态。此类婚姻一般是处在社会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部落惯有的婚俗。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杂剧作家根据当时的现实创作出来一大批栩栩如生的恶吏形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元时，百姓不仅要接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还要遭受蒙古贵族的欺凌。百姓最能直接接触到的就是地方官员，他们的贪婪、昏庸无能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这群恶吏在勾栏瓦舍中竟成了活跃气氛的跳梁小丑，这无疑也是百姓心中的一丝安慰，观众会对被恶吏迫害的人们产生同情，就会对恶吏的悲惨下场拍手称快，剧作家们不仅为百姓创造出一个个正直清廉的清官人物，还使这帮恶吏自尝苦果。《魔合罗》和《不认尸》中令史都被“杖一百永不叙用”;《灰阑记》中那个心狠手辣的令史被凌迟处死等等。好人最终团圆，恶人也得到应有的惩罚，在当时，剧演到这时定会大快人心，杂剧作家俨然是平民百姓的愿望的代言人，而杂剧作家刻画这些惡吏形象，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暴露当时官场的吏治腐败以及特权统治对百姓的迫害，在暴露黑暗的同时，他们也呼唤着正义的到来。

注释：

①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一册下卷第78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②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四册上卷第37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③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四册上卷第347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④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二册下卷第199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⑤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三册下卷第281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⑥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三册下卷第282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⑦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四册上卷第347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⑧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二册上卷第15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⑨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一册上卷第30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⑩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二册下卷第21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四册下卷第418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