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阎照祥先生是河南省高中新课程培训的首席教师，在教师培训中，各地教师经常问询有关托利主义、英国保守党和保守主义等问题。多年来阎先生撰写并发表了多篇文章，但对于该党理论的早期阶段——托利主义，着墨较少。为此，阎先生尽意补缺，分阶段阐释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前期托利党政治理论托利主义的发展演变。我们将这组文章分4期呈现，以期对各位学友有所帮助。

关键词 英国，复辟时期，《排斥法案》，托利主义，菲尔默

中圖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7-0008-04

英国是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早在17世纪70年代，两个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就已经产生。复辟时期英国出现政党的原因，一是在于当时的“骑士议会”（1661—1678）前后存在了17年，为史上最久，议员们多年相处，联系密切，互相了解，频频沟通，不仅容易强化政治友谊，还会产生分歧、矛盾和争执，并因此形成议会帮派和政党;二是当时较为尖锐的社会阶级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两党的诞生。笔者就英国政党有一些研究，但对其理论涉及不多，①本文将对此补缺。

1679年以来，当两党在议会中激烈辩论时，议会内外党派论争达到高潮。论争核心是王权的由来，即是君权神授还是天赋人权。引发争论的焦点是王位继承问题：查理二世年近半百无子，是否可以由他的胞弟，天主教徒约克公爵詹姆士继承王位？辉格党人一致反对，并为此向议会提出了《排斥法案》。托利党人秉承国王旨意，坚决支持。为此，后人将此事件，视为英国两个政党正式诞生的标志。

托利党的领袖是大名鼎鼎的丹比伯爵（Danby， Earl of，1632—1712）。他本名托马斯·奥斯本，是内战时勤王中心约克郡王党②分子的继承人，1660年于政界崭露头角，受封男爵。1673年任财政大臣，晋升伯爵，并任首席大臣，与后世的首相地位相当。丹比伯爵依仗国王宠信，在议会建立宫廷党，主张王权至上，但奉行严格的新教教义，这意味着他不会支持天主教徒建立君主专制。1677年，丹比伯爵促成国王侄女玛丽与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成婚，为其以后升迁埋下了伏笔。他于1688年参与邀请荷兰执政威廉前来英国的密谋。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浓墨重彩，使他以后晋升为公爵。

大体上，参与政党论争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政府反对派有密切联系的“党人”，多为政府和议会成员，或本身就是议会活跃分子。另一类是自愿参与辩论，也被称为“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他们同议会中的党人并无直接联系，亦非明确站在某个政党立场上发表言论，而是受时局影响，自发投入派别论争。

除议会发言和辩论之外，党派论争的最流行的文字表达方式，是发行政治小册子。小册子最初由17世纪内战中平等派使用，彼时成为抨击政敌、争取民众支持的工具。当时最流行的文学形式——诗歌和剧作——也成为党派论争的载体。

在托利党人中，很难说清是谁最早用诗歌抨击政敌。但桂冠诗人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1631—1700）的作用首屈一指。他才思敏捷，“排斥危机”时，其不少诗作带有明显的托利主义倾向。1681年11月，他发表《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借用《圣经·旧约》大卫王的故事，支持查理二世关于王位传承的主张，①招致辉格党人愤恨。

论争中，两党都尽意争取听众。其中辉格党人吁请广大民众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捍卫新教教会和政府的纯正。托利党人则组织市政官员、治安法官、法庭陪审员和军官们签名，并以此证明：只有那些支持国王和宫廷的体面人士，才能够代表人民的真正呼声，无愧于“人民”称号。②

托利党代言人同样留心舆论动向，重视寻求国教会中保守分子的支持。1682年，德莱登根据国王授意，发表长诗《勋章：反对叛乱的诗篇》，嘲弄沙夫茨伯里伯爵③和辉格党人。德莱登在诗中断言：若由辉格党治国，各教派将会沆瀣一气，去行使他们自己的专断权力。托利党的另一位诗人托马斯·斯帕拉特（Thomas Sparat）仿照德莱登的说法，在一首诗中嘲讽政敌：

我们固守真理，他们一派胡言;

一旦开口，对方只会振振有声，

任其正确或错误、荒谬或公正，

唯其如此，是由于他们的虔诚。④

论争中，去世多年的王党分子罗伯特·菲尔默爵士（Robert Filmer， 1588—1653）引起人们注意。他是出生于乡绅家庭的教徒，1643—1646年间被议会监禁。1647年2月，菲尔默撰写政论文，与清教徒思想家约翰·弥尔顿⑤等人论战。第二次内战间，他编撰了多种小册子，其中《论有限君主制或混合君主制的恶果》，呼吁王党分子在危难之际努力使国王重获权力。1652年，菲尔默发表《有关政府起源的观察》，⑥批评霍布斯⑦、弥尔顿等人政治观点怪异。他断定，议会领导两次内战，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而后国王两次被俘，最终又被“弑君者”推上断头台，尤其过分。

菲尔默死后，留下了不少文稿，致使托利党人一再引用，使论争激化。菲尔默连续抛出维护君主专制的著作，是受了形势的刺激。内战期间，议会实际上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下属委员会分掌各类原在王国政府之下的权力，这就超出了他的忍耐程度。

菲尔默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他去世后27年后问世的《父权制》。⑧其中，流行的有关国家形成的契约论，遭到抨击，他断言：早在“创世纪”时，亚当就赢得了至高无上的父权和对全世界的统治权，以后代代相传。⑨他在其不同的文本中，嘲笑所谓民众会自发组成社会，最终产生国家的观念，是混乱不堪的。他认为，社会秩序是通过政府机构逐步建立的，是和所谓自由不相容的。他相信，但凡稳定的政府都是等级制的，可使最高权力掌握在独一无二的主权者手中。他得出结论：国王不必根据法律组建政府;而应依照其意志来统治;国王们的权力来自于父权。

菲尔默除援引布丹①等人的论点来证实他的论点外，《圣经》是他用来反对“混合宪制”的权威性著作。他断定，《圣经》中绝无人民统治的事例，②而按照长子继承制传递王位者比比皆是。

同时，菲尔默声称民众无权评价、批评和纠正国王，因为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始终无暴君，君主拥有专断权力但不使用，等等。最终，他把亚里士多德③的观点，也是他自己的观点，归结为若干互相关联的结论：

一、无君主制，即无任何政府形式。

二、无族长制，即无君主制。

三、无绝对专断的权力，即无族长式君主。

四、根本无贵族制或民主制。

五、原无僭主制政府形式。

六、人民绝非生而自由。④

菲尔默等保王分子，在阐述忠君理论时，习惯于求助君权神授说和等级继承制。他们宣称：国王是奉上帝意旨降生人间行使统治权的;上帝不仅派人即位为国王，还为维护王权建立了不可变更的等级继承制，包括长子继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等。为了说明君权神授说和等级继承制的合理性，菲尔默援引历史指出，早在议会出现之前很久王权就已产生，议会产生是后来的事;议会的职责仅限于谘议，并且只有在国王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菲尔默不是一个史学家，他在援引史实论证其观点时，甚至未能指明13世纪才出现议会这一重大史实。即便如此，他在论战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从未想到他会成为辉格党的论敌，其理论能成为部分托利党人的政治圭臬。

另一位托利党人罗伯特·布莱德很好地运用了历史知识。菲尔默的著作出版不久，他写了一部英国史，说现行君主制度始于“诺曼征服”。⑤威廉一世率军占领了英格兰，引进了封建领主制，使贵族获得王国各地地产，成为领主。又说，在亨利三世之前，根本不存在下议院，甚至枢密院的有无也是依赖国君好恶。⑥通过引证史实，布莱德支持了菲尔默的观点。

当时英国距中世纪不远，人们普遍有着虔诚的宗教情感，在阐明自己主张时一再引用《圣经》，认为其中包含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表露出上帝的旨意。在讨论王权产生问题时，不少托利党人援引《圣经》，指出政府是由神建立的，王权本由整个世俗社会的主宰亚当行使。亚当遁世后，王权依据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依代传递，“就像亚当是其子女的君主一样，亚当的子女可以统治他们自己的子女;亚当的子女必须服从他们的祖先;亚当是其子女的先父，所以也是他们子女的各代晚辈的君主”。⑦托利党人借用创世说，说明人们并非生而平等，而须服从于其前辈，其前辈又须服从直接继承了亚当血统的先祖;上帝授予亚当君临尘世权力，亚当又通过不可变更的等级继承制，将权力传授给那些同他有着血缘关系的族长;甚至在洪水时代上帝授权的过程中断时，这种制度又由挪亚⑧继续行使。挪亚将其权力在儿子中分配，使每个儿子都在某一王国或领地中拥有绝对权力。

托利党文人著作引起托利党人的喝彩。1681年，当王位继承争论达到高潮时，剑桥大学保王分子向查理二世呈递了一封效忠信：

我们将继续相信并坚持：我们的国君是从上帝、而不是从民众那里得到王位的;他们只需对上帝负责;臣民无权讽刺或指责君主，并且只能对君主表示恭敬和服从。国王是根据至关重要的等级继承制登基为君的，没有什么信仰、法律、过失或褫夺行为能将这种制度改变或削弱。①

两年后，牛津大学要求所有教师务使学生铭记：“在一定程度上，最必要的是英国国教的标志、特征以及服从上帝所首肯的每项法令……教育（青年人）服从是毫无疑义的，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和对每个阶层的人们来说都毫无例外。”②

托利党人宣扬君权神授说和等级继承制的意图显而易见。他们的父辈曾在内战中效忠国王，同议会军殊死而战。他们现在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言人，既妒忌资产阶级、新贵族敛财聚富，又无力恢复自己以前的威势，更害怕那种曾使众多贵族破产、使国王枭首的革命。妒忌恐惧之余，别无良策，只好求助于君权神授说和等级继承观念，借用菲尔默亡灵，重振王权，挽救他们正衰败的命运。这种倒行逆施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遭到强硬对手辉格党人的反驳。

然而，17世纪后期托利党人并非组织严密的党派。他们的政治观念亦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主张维护王权，限制议会作用，但并非认为国王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不顾法律限制和宗教约束，去行使绝对主义专制权力，皈依天主教，极大地更改国家制度。一旦国王走得过远，他们中的骨干分子便会沉着应对，甚至会与政敌消除前嫌，联合应对。这就是托利党政要丹比等人发动光荣革命的真谛。

随后发生的“光荣革命”是衡量王权和教会分量的天平。它表明，当历史要求托利党在国王、教会与宪政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国王实际上仅处在第二位。当托利党人知道国王詹姆士二世决定要抛弃新教，重新推行天主教时，他们就积极参加革命，或者至少以消极的态度暗中赞成革命，或在革命成功后顺理成章地认可革命。③所以后人考察17世纪某党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时，既要考证资料，也要观察其实际言行。

菲尔默和托利党人的言论受到辉格党人的反驳。相较而言，他们拥有一批精干的文坛强手，更能发起强大的理论攻势。他们中的佼佼者有阿尔杰农·西德尼、詹姆士·特利尔、亨利·奈维尔和威廉·皮泰特。辉格党人理论方面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以天赋人权论为武器，驳斥菲尔默等人倡导的君权神授说和等级继承论，剥夺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防止在英国建立专制制度。

1681—1683年间，即在辉格党步入厄运时，该党的卓越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13）仍在撰写他的论战性名作——《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尽管它是在1689—1690年问世的，却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突出作用。理由之一，是此文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菲尔默的君权神授说，在批判父权说的基础上驳斥君主专制主义，强调国民不应像子女服从父亲那样去服从国王，父母对子女的管教不应成为专制君主出现的模式和依据。

洛克的国家学说将天赋人权说、契约论、人民主权说、政府权力有限论融合在一起，谴责专制主义，维护自由主义民权，给后世留下宝贵启示。最重要的是，伟大的思想家欲使人们领悟：公民权利不应在国家权力之下，每个公民都应该有“原生性”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决不能只有一般动物的所谓“生存权”。他的名言“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共有”屡屡引起后人深思。

1688年光榮革命后，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1689年的《权利法案》对王权实行多方面的限制;1694年“三年法令”使国王不得随意不要议会;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则由议会直接掌控王位继承的权力。就这样，曾在英格兰横行多年的君权神授观念，很快毫无踪影了。

【作者简介】阎照祥，河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兼职教授，从事英国史教学和研究。

【实习编辑：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