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漱溟认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因此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文章對比中西方社会构造的殊异，分析西方社会偏重集体生活，而中国社会道德代替宗教，最终成为“伦理本位”的社会的原因，以及这种“伦理本位”提出的背景和影响，最后指明中国新文化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中国文化;伦理本位;宗教

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本位特征，与西方崇尚集体的社会本位形成鲜明对比。伦理无疑是脱胎于古宗法社会而来。“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把重点放在个人上者，是谓个人本位;同在此关系上而把重点放在社会者，是谓社会本位。”中西文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西方由于宗教走向集体生活，而中国的道德代替了宗教，以此走向了“伦理本位”的社会。

一、中西方之社会构造殊异

何以西方社会冲突性强而有集团生活，中国人却不愿争执无集团生活以至散漫自私？梁漱溟通过对照指出中西社会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殊途。

溯源中西文化歧异的起点是在宗教的有无。在梁漱溟看来，“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中西分途发展，造成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国逐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基督教之起，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具有极大的革命性。首先，它推翻诸路神明，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其次它打破家族小群和阶级制度，人人如兄弟一般来合组超家族的团体，即教会。这就保持了基督教徒的信仰纯洁专一，尔后基督教又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结合，这就使得集团间斗争更加激烈。一方面，有权力，就易有争端;另一方面，宗教界别，又易形成集团对抗。统治过强的集团生活，成为之后的反动之本。是以西方社会顺着宗教这条路走，社会斗争激烈，而集团生活偏胜。而所谓集团，就是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的人为合作而组成的群体。西方社会冲突性强，而易于结成集团。长久以来生活于集团中的西方人，自然慢慢地就培养了集体意识——也即组织纪律性，公德之类。

然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中古基督集团的锻炼，也没有近代西方个人与团体争斗的现象，导致中国社会没有演化为近代西方的个人本位社会，而是一“伦理本位社会”。家庭与周孔教化在中国社会结构形成和稳定中起了重大作用，个人从不生活在集团中，不习惯集体生活，没有集体观念，以至被认为自私而无公德，这也是“情有可原”。中国人之自私与西方人的公德心，并不是天生的，实乃形势使然。

二、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

在中国，礼乐制度却使道德代替了宗教的位置。尤其是孔子，他是宗教最强大的敌人，在《论语》中可窥见一二。一方面，他极力避免宗教的迷信和独断，“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方面他致力于理性的启发。梁漱溟指出“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就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梁漱溟在五四运动后期提出“以礼乐代宗教”，并作为中国文化特征阐述，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始寻找宗教的替代物，作为中国人的新信仰不断努力，例如陈独秀、蔡元培提出以科学、美育代替宗教的问题。

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梁漱溟在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中，认识到中国社会与西方及印度不同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宗教在中国人生活中微不足道，而孔子的礼乐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并据此把解决当时社会意识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孔子人生哲学与儒家文化的复兴。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进一步认为中国道德代宗教的特点，对于伦理本位社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中国社会以伦理为组织。何谓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相与。”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抑或义务关系，“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人一生下来先于家庭之中，所以伦理关系始于家庭。梁漱溟认为，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重点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伦理的经济。社会组织的性质首先在经济上表现出来，“西洋近代社会之所以为个人本位者，即因其财产为个人私有”，而在中国伦理的经济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共财之义、分财之义与通财之义。其次，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物权债权问题从未被重视。个人经济遇到困难时，各通过自己的伦理关系来解决。“而由于其伦理组织，亦自有为之负责者。”

第二，伦理的政治。亦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这样，就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的伦理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因而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其次，“不但整个政治构造，纳于伦理关系之中;亦且其政治上之理想途术，亦出于伦理”。中国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的内容就是人人都按照在伦理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做好应做的事。途术则是以孝治天下。

第三，伦理有宗教之用。梁漱溟从三方面说明伦理的这种作用：首先，在古代中国，每个家庭全家人同甘共苦，在共同的努力中，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意义。其次，“所努力者，不是一己之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后代。”再次，“在他们面前都有一远景，常常在鼓励他们工作。”特别是处于困境时，复兴家业就像宗教中的天堂一样，对于家庭的每个成员充满着无穷的魅力，鼓舞着他们奋勇向前。“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终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伦理便起了了宗教替代品的作用，解决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

由此看来，整个社会关系都是一种伦理关系，每一个人都在这种伦理关系网中，都对与其有伦理关系之人负有情义，全社会之人无形中形成一种组织——以伦理为组织。

四、伦理本位之影响

梁漱溟认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中国文化自然是“伦理本位”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他指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特征，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文化以“伦理情谊，人生向上”见长，另一方面又因“伦理本位”而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

第一，崇尚“伦理情谊，人生向上”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梁漱溟看来，“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使得中国特别崇尚“伦理情谊”，重情重义，彼此能够出于“仁爱之情”和“是非之义”主动承让旁人，而不是像西方民主社会那样为外力所迫。而“职业分途”又给予中国人创造自己前途的机会，于是向上、向里用力之人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优良传统。在西方社会阶级固化，唯有革命才可打破。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勤俭等传统教训皆源于此。

第二，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最大偏失。张东荪先生在《知识与文化》一书中提到“科学的对象是物，历史的对象是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中国人理性早启，跳过了对外物、科学的探索，直接进入了向内探求，拷问人性的境界，此乃中国文化早熟。

其次，梁漱溟以欧洲中世纪社会对照出中国社会之缺乏集团生活，或团体组织。欧洲中古封建社会团体生活表现在宗教、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而中国是缺乏集团生活的，有宗教却没有组织严密彼此抗争的教会，有乡自治却无市自治。由于无个人对抗团体之必要，就导致了后来个人的隐没;又由于缺乏团体生活的锻炼，导致了中国人缺少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等。

五、结语

“伦理本位”的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由宗教起始中国与西方走向殊途，《中国文化要义》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阐明了关于中国社会构造和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论，这对于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进行文化创新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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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柳静怡（1998.05- ），女，汉族，浙江宁波人，本科，山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