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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的旗袍

2020-05-08杨逍

长江文艺 2020年3期
关键词:利民兰花母亲

杨逍

1

从利民给他们逐一打了电话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显得十分焦躁,当天晚上,她就让利民将上房里多余的东西清理了出去。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无非就是父亲用过的一些杂物:灰扑扑的铜火盆、黑炭一样的水瓢、几根细麻秆、父亲干活时的旧衣服和一顶发黑的草帽,还有一只铁水桶。利民往外搬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忍不住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而他能看到的仅仅是毫无血色的嘴唇和干净淡青的下巴。从医院回来后,他给父亲剃了胡子。父亲戴着一顶藏青色的八角圆帽,母亲用一张硬纸撑在帽檐上,硬纸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母亲说他的眼睛怕光。父亲穿着一件藏青色外套,当然还有一条藏青色的裤子,这是在医院利民帮着母亲一起给他穿上的,他的身上盖着母亲珍藏多年的一条新被子。父亲周围被崭新的东西笼罩着,显得与这个老旧的屋子格格不入。这让利民想起爷爷咽气前的样子,也是在这间屋子,也是一样的老衣打扮,也是用硬纸在脸前挡着灯光,奶奶和母亲说的话一模一样:穿戴整齐,万一就这样走了,一切都来得及。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让利民去巷子口看看:“万一他们有回来的也好搭把手。”利民觉得都是自家姊妹,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就坐在椅子上喝茶,母亲就说他从来是个靠不住的,说着就要自己动身,利民只好出门。经过万来家的时候,一个穿红旗袍的女子从门口跑出来,看见他,又慌慌张张地跑了进去。利民愣在哪儿,一时想不出谁家的女子这么好看。尽管他没看清人家的脸,却固執地觉得好看。不一会儿,那女子又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另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女子。他们并排站在门口,傻傻地冲利民笑,利民才看清是万来的大女儿兰花和二女儿梨花,利民一时恍惚,想着自己三年未回家,她们这些鼻涕总挂在嘴边的小娃娃竟像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兰花问:“好看吗?”

“羞——羞——”梨花说着就进了门,像是专意为了看看利民。

“好看。”利民由衷地说,“像个新娘子。”

“真的好看?”兰花又问。

“嗯,好看。”利民说着,近前两步,讶然地又问,“你要嫁人了?”

“才不,是梨花。”兰花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利民的眼睛看。

“哦……”利民竟不知如何接话,他躲开兰花的眼睛,看向了远处川道里那片红色琉璃瓦的新房子。

“那我嫁人的时候也要穿旗袍。”兰花说完捂着嘴嘻嘻地笑出了声。她的脸竟红到了耳边。

“嗯,就穿旗袍,大红色的,好看。”利民说。

“那……让你的新娘子也给你穿呗。”兰花说完,也跑进了门。

利民一时恍惚,他没想到,一直低眉顺眼的兰花能说出这样的话。

晚上睡觉的时候,利民又一次想到了穿着大红旗袍的兰花,他真的是一点儿也不能把她与当初那个脏兮兮每天跟着万来干活儿的小女孩联系在一起了。好看,他又说了一遍,他想,等有一天与林亚珍结婚的时候,他也要她穿上红色的旗袍。但他的心思很快就又被哥哥姐姐们回来的事打断了,因为母亲每次听到隐隐的汽车声,都要让他出门去瞧瞧。

——去年冬天,母亲摔断右腿的时候,他们结伙回来过一次,那是近十年来,兄妹们唯一的一次团聚。遗憾的是,大姐因为儿媳妇生孩子没有来——这是她的第一个即将降生的孙子,没有什么比那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更重要了;三姐要去马来西亚——这是她头一次出国,没有什么事情比去马来西亚更重要的了,但她们都打来了电话,并托别的姊妹给了母亲一点钱。母亲躺在炕上,疼痛让她苍老了许多,但她仍然坚持着坐起来和大家聊天,并一阵阵地开怀大笑。大哥是姊妹们最敬重的人,在省厅的某个单位当处长。关于他工作的事,利民从不过问,在他的感觉中,父亲和其他姊妹大概也并不太知情。作为家里的“老大”,大哥向来沉稳寡言,总是坐在最主要的位置一颗接一颗地抽烟。大哥还在市上上班的时候,托人将在箭子川道的山沟里上班的二哥调到了市上的一所小学,这是大哥对他的兄弟们帮助最大的一件事。所以二哥在大哥面前总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比见了父亲还要恭敬。二哥只有在大哥回家的时候才一起回来,除了端茶倒水,家里也没有他说话的地方。二姐当年赌气出走,在江苏打工,嫁给了杭州人。结婚的时候,大哥一家子去了,本来要叫父亲和母亲一起去,但被母亲拒绝了。利民知道,母亲当时是指望着二姐的礼钱供给二哥上学呢,但二姐没给父亲一分钱,这让母亲一直耿耿于怀。这几年二姐在上海开餐厅,据说日子过得宽裕,时不时给父亲寄钱来,母亲才慢慢原谅了她,到现在,二姐反而成了母亲最喜欢的孩子。利民是家里最让人操心、最不成器的一个,母亲总是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他的不是,他早就习惯了。

父亲早上在马嘴梁拔了一捆胡麻回来,母亲给他下面,他吃了一碗,再去盛第二碗的时候,栽倒在厨房里。“我只听得噗通一声,还以为老不死的把水缸掀倒了,骂他呢……可骂了半天没反应,我就觉得不对……”母亲见了每个子女都要说一遍这个意外,但总是话没说完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万来将老两口送到了县医院,第二天大姐才赶了过来,大姐的孙子九个月大,她一个人带,抽身出来也费了很大的劲,出门的时候儿媳妇还跟她耍脾气,“六个儿女,要你一个老女儿料理后事,其他的都是吃干饭的吗?”大姐在病房里给利民转述了儿媳妇的话,说完就开始诉她的苦,好像天下就她一个人活得最难。大姐每次回娘家都是给母亲说她的难肠,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说话上,这么多年,给父亲没有洗过一件衣服,给母亲没有梳过一次头,临走的时候,父亲还要给她一点钱,利民知道,姊妹们给父母的钱,可能有一大半都接济了大姐。

利民下了夜班刚躺在床上就接到了大姐的电话。他原本想着睡一会儿,就和林亚珍去乌斯图的开发区看房。林亚珍在超市上班,半个月才休息一次,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事。得知噩耗,利民从床上弹了起来,林亚珍正在收拾早餐后的残局,她回过头来,惊讶地望着利民。在和她四目相对的瞬间,利民想到的不是父亲,而是她,在逼仄的出租屋内,在昏沉的睡意迅速撤离他身体的时候,他对她说了实话。林亚珍呆了片刻,顺势坐在旁边的二手单人沙发上,长出了一口气。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么,你母亲怎么办?”

所有人都和林亚珍想的一样,父亲死了,依靠着拐杖的七十八岁的母亲该怎么生活呢?利民看着白色的被子下紧闭着双眼、胡子拉茬的父亲,没有勇气叫他一声,要不是捂在他脸上的绿色氧气罩子还有呼出的白气,他以为他早已经死了。一向健康硬朗的父亲,倒在了脑溢血这种病上,想必父亲也不会想到这个结局。母亲问:“他会不会死?”利民愕然地看着母亲,不知如何作答。作为在家里毫无地位的人,利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妄下结论。“死了也就罢了,人活在这个份上,怎么样都是个拖累。”母亲将头转向大姐喃喃自语。大姐边收拾东西边说:“真死了,倒就不用操心了,活着也没多大意思。”利民一来,大姐就准备回家了,她接着就开始说回家要面对的诸多问题,这让利民觉得大姐刚才说的话倒是真心实意的。大姐有哮喘,看起来比母亲都要吃力些,利民觉得大姐真是像极了早些年的母亲,而大姐年轻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利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大姐出门的时候又说:“我倒盼着你们两个都死了,我也就不操心了。”母亲看着父亲,又喃喃自语:“死不了,老天爷不收啊。”

但父亲最终没死,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了活死人,这是要跟赶着害人哩。”母亲坐在炕上,端着碗给父亲喂白面糊糊,调羹到了嘴边,一大半就淌了出来,顺着嘴角一直流到了脖颈,她就用一块蓝格子的手帕慢慢地擦。利民想起去年的时候,母亲也是同样睡在炕上,疼痛让她脾气暴躁,父亲给她喂药,她憋着嘴就是不吃,黑色的药水顺着嘴角往下流。这样的场面在这个家里并不多见,父亲一生倔强刚毅,即使天大的事他都会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能让人喂着吃,姊妹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这样说。

2

直到第五天,他们才陆续回来了。

二姐是第一个赶回来的。多年未回家,她一进门就抓着父亲的手哭个不停,甚至忘了將她的小儿子介绍给大家。这娃儿一生下来就一直生活在上海,他望着陌生而破败的乡下老屋,嘴噘得老高,看样子有些后悔到这儿来。婷婷已经上大学了,比她第一次来的时候长高了不止五拃,她抓着弟弟的肩膀,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利民几乎认不出姐夫了,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头顶已经光滑见底了。

第六天下午,大哥二哥才各自开着车来。大哥的福特越野先从坡上上来,龙龙将车一停下就惊呼:“涡轮增压真是太棒了。”龙龙政法学院毕业,进了省政法委。利民上高中的时候,大哥还在县委上班,利民在大哥家里吃过一个学期的饭,那时候龙龙还未上小学,喜欢利民带着他玩。龙龙对利民倒是亲近些,下了车就在他的肩膀上打了一拳,算是问候。大嫂自然不会来,她自和大哥结婚,就没来过太原府。二哥的大众车是今年五月新买的,他将车停在半坡不敢往上开。二嫂和薇薇下车,薇薇就大喊让龙龙过来开车。利民帮大哥将行李从车上搬下来,想着其实一辆车完全可以坐得下,大哥从兰州转到秦城也是顺路的,他回头看了一眼二哥,禁不住笑了一下。

大哥带的东西多,除了水果、烟酒,两个人的衣服和鞋就是一大包,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做好了多待几天的准备。二嫂在进家门的时候才将墨镜摘下来,这个固城钢厂的下岗职工,在没去秦城之前,二哥因为上班的学校离老家近,周末假期还要帮父亲干点农活,二嫂和薇薇那时候倒是经常回来。母亲不喜欢她,说她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妖精,两个人争吵过几次,相互讨厌。利民看她穿着棕色的高跟鞋,没跟她打招呼,二嫂的眼睛也没有在利民身上落一次。

大哥告诉利民,三姐公司最近要办一个明星公益活动,活动之后她有可能升职,这次还是来不了。三姐对利民的态度是姊妹中最极端的,她认为利民的前妻红梅的死是利民一手造成的,“这件事让家庭蒙羞,让父母操劳,打乱了每个人的生活计划,你要对此负责。”这是红梅死后三姐发给他的短信,这让利民十分震惊,姐弟俩因此分道扬镳,互不往来。她不来,倒免了尴尬,利民这样想。

“人老了就得死,不死就成了祸害。”母亲在所有前来探望的人走后对子女们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句话,每说一次,就长叹一口气,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上房里的气氛也跟着变得越来越沉闷。母亲在生下六个孩子之后,她在家里的地位才有所好转,一方面是因为公公婆婆都先后过世,她不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了;另一方面是大哥二哥先后考上大学,大哥又当了官,父亲把她看成了这个家的功臣。按樊先生的话说,这个家里的福气全是母亲带来的,父亲也因此对母亲礼让有加。但不管怎么说,家里的所有大事,还是父亲做主,所以,此时母亲仍然无法用决定的口气来命令她的孩子们。利民知道,哥哥姐姐们对父亲的现状定然是毫无预料——他们是为奔丧而来,现在却突然要考虑谁该留下来照顾两个老人,这个难题尽管十分突然,但利民清楚他们很快就能统一意见:他这个一无是处的人可以变废为宝了。这虽然并不是利民的本愿,但他这个在外打工又没有妻儿拖累的人,又有什么拒绝照顾父母的理由呢!“舍我其谁”这个词语在利民的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肯定得有个人留下来照顾大汗(箭子川道人对父母的尊称)。”他们都这样说。

第七天早上,龙龙拉着利民到箭子镇买了肉和菜。父亲人缘不错,来看望的亲戚和庄家很多,厨房的锅一直烧着,谁来了都得端一碗上来,“吃不吃都得端上”,这是箭子川道的规矩。还有一些县上的干部和官员,他们都冲着大哥来,大哥不想折了面子,家里的一应花费都由他出,利民也就是跑跑腿而已。箭子镇的镇长之前是大哥的秘书,将镇上的一个旧冰箱送了过来,这样利民就可以一次将该买的都买齐。家里一时热闹起来,人来人往,笑声不断,孩子们也渐渐混熟了,在一起聊天或是玩游戏。在利民的印象中,但凡大哥回来,家里总会有过年的喜庆。母亲像一个慈祥的神婆,盘腿坐在父亲身旁,给父亲介绍客人,而父亲浑然不觉。

三天后,大家在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房长辈的主持下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研究了父母的赡养问题。三爷代众人宣布由利民留下来照顾老人,大哥二哥每人每月出五百元赡养费,三个女儿按各自的家境随意贴补。在箭子川道的规矩中,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可不承担义务,但孝心是自由的,多多益善。母亲对利民留下来倒早有预料,但她对一千块的用度很是担忧:“若是放在平常,一千块足够了,但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天天吃药,再有,万一……万一有个一差二错的交紧处,利民又挣不来一分钱,还不把他难死。”母亲对利民使了使眼色,利民心头突然一热,觉得直到此时,他才成了母亲真正的儿子。“每人每月一千……利民还得引女人过日子呢。”母亲这一句话说得斩钉截铁。二嫂脸色登时一变,拧了拧身子,被二哥拉住了,二嫂甩开二哥出了门。大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二姐也跟着说:“我每月出五百,算是我的一点孝心。”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当天下午,大哥二哥就要走,二姐也图了方便,跟了大哥的车去秦城坐火车,家里一下子空了下来。

硬柴燃尽,炭火起来了,火焰很旺,但还有细烟,这时候熬茶,茶里就会浸入烟熏的味道。老不死的好着的时候,就用瓢子烧水,等水开了,煤烟散去,再用开水熬茶,才能喝到茶香,但她拄着棍,从厨房里连一瓢子凉水都端不来,便有些泄气。

她以为利民还没睡醒,他却从外面扛着一片旧石棉瓦进来了,他将石棉瓦立在牛棚下,问:“怎么了?”

“哦……没有,没有。”她在即将说出要他端一瓢子水的时候将话收回了,她不想让他觉得自己那么无用。

利民愣了一下,又出去扛了第二片进来,在院子中央,他说:“万来拆掉的,在门口放着嫌碍事,我要了回来。”

“哦……”她只能这样应一声,她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以前,万来拆掉的东西,送他他都会嫌弃的。

利民将第三片石棉瓦扛进来后,拿瓢子去厨房灌了水,架在火盆上,就蹲在廊檐下抽烟。

“你如果觉得委屈,就走吧,你大姐会过来照顾我们的。”她说。利民知道,母亲对他多年未回,还是有些怨气。

“一会儿,我用石棉瓦将牛棚顶子修一修。”

“就这样凑合着吧,一时半会儿也塌不了。”她想起老不死的好着的时候,说过好多次要将牛棚修一修,但一直没有行动。他们都清楚,这地方修也没用了,塌房烂院的,也修不到哪儿去。大家都搬走了,二道塬上也将要成为坟场,即使修好了,他们又能在这儿住多久呢。

“还是修一修吧,我们还得在这儿住。”

“外面的那个女人如果诚心实意和你过日子,你就走吧,我能应付得来。”

“还有比我回来更好的办法吗?”

“那,她能跟你回来吗?我是说,将来你们在川道里修一院新房子,其实也挺好的。”

“再说吧。”

水开了,炭里的细烟也散去了,利民将火盆端进了上房,将茶具备齐放在了炕几上,给父亲翻了个身,就出去干活了。

她将茶罐清洗干净,捏了一撮墨江茶。家里还有老大拿来的龙井、碧螺春、大红袍和金骏眉,但老不死的一直喝墨江茶。只有墨江茶熬出来的味道才不浓不淡,醇厚清香。又放了十颗枸杞,三颗捏碎的桂圆,两颗炒过的小红枣,数目是老不死的多年来坚持下来的,每次都不会乱,接着倒半灌开水,摇三五下,洗两遍茶,然后放两颗冰糖,才将茶罐放在铁架子上,铁架子要略离开一点火焰中心,必须要用小火煨出来。

第一罐茶熬好后,她照例往地上浇奠一下,“让先人先喝第一口。”她说。

她边给他喂茶,边说着孩子们的消息:“昨儿夜里,二女子打了电话,他们下午才到了上海,等过年的时候还要来看咱们;三女子说要给利民一点钱,过年能不能回来还说不好。”她给他喂了一口,问:“味道对不对?”又喂了一口,接着说,“孩子们都盼着咱们早些死呢。”说完,她就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利民将牛棚西北角上的四溜青瓦拆了下来,木头朽了,有两根早已经断了,几乎不用力气就能扯下来,木头落地的声音将卧着的黑牛惊起,黑牛挪着沉重的步子躲到了西南角,但很快又卧了下来。利民发现,它走路的时候,后腿都在打颤,看起来真是病得不轻,这让他想到了父亲。

热气铺满了整个屋子,瓢子在火盆上突突地响着,这是利民曾经熟悉的场景,尤其是冬天,他会凑到父亲跟前,喝着罐罐茶,吃着早就烤好的锅盔,早上的时光就在这样惬意的温暖里一点一点溜走了。但自红梅死后,他就再也没喝过罐罐茶,这个家里的一切在他的记忆中断去了一截,当他再次盘腿坐在炕边,从母亲手里接过一杯热茶的时候,他又感到了那种久违的温暖。他说:

“没有比我留下来更好的办法了。”

“那你就要想清楚,我们会拖累你的。”

“嗯。”他点了点头。

4

利民去镇上的兽医站给黑牛抓了药,大夫说应该将牛牵过来瞧瞧才好对症下藥,但利民觉得来回二十里地实在不方便,可他又不愿意将大夫请到家里来。他觉得黑牛和父亲一样,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他其实完全可以将牛卖掉,万来也劝过他,若是真的死了,就会牛财两空,但他觉得牛得留着,能卖的话父亲早就卖了。有牛在,他就有事可做。

在喝了母亲的罐罐茶之后,他才明确了自己真的要留下来,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还心存幻想,在留和走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当年在家人眼中极不靠谱的他,在面对家庭的如此变局下,却成了犹疑的人——他心中一直有个声音骚扰他:如果发生点儿什么,他就有理由从这里挣脱出去。但确实不会发生什么了,当他看见哥哥姐姐们坐在一起商量什么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的确不是一个极具使命感的人,但在那一刻,他却突然想成为这样的人。

而牛最后还是死了,这让他十分沮丧,虽然万来说黑牛可能在父亲病倒之前就已经出了问题,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才是罪魁祸首,是他轻视了这件他自以为是的小事。那天夜里,他恍恍惚惚听到了黑牛起卧,后来还发出了低沉的吼叫,他或许还听见了母亲唤牛的长调,但他不确定是否真的在夜间听见了这一切。第二天,黑牛倒在了牛棚的西南角,就像它一直卧在那儿数天未动。母亲守在黑牛旁边,拐棍落在牛棚外,她就坐在几天前他堆起的牛粪上,黑绒帽子上沾着两根麦草。黑牛的肚子大过了全身,仿佛母亲头上的麦草掉下来就可以轻轻划破。

她发现他站在身后的时候,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转过头来说:

“去叫万来,把牛剥了。”她说完就缓缓起身。

“怎么会这样?”他看见母亲刚刚挪起的身子重重地落了下去。

“把牛角取下来,可以做两只小铲。”她又尝试着起来。

“是我大意了,我……”这一次,母亲终于可以半跪着了,但她站不起来。

“肉大概不能吃了。”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把她抱回了上房,将黑牛拖到了隔壁的菜园子里。她从窗子里看着他,他像拖着一只不能滚动的石碌碌一样将那近三百斤的庞然大物一点一点移动出去,她想起了老不死的好着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将黑牛牵出去——他给黑牛惯了这个毛病,每次出门都要费尽力气去拽它,人与牛,就像拔河比赛,但他乐于这样而从不怪罪它。

利民满头大汗地回来,从门口进来的时候,她发现他和老不死的一模一样。她原谅了他,她也惊讶于此——她此前从未这样轻易做过。他默不作声,将昨晚续好的火吹着,又添了新炭,在煤烟散去之前,他一直蹲在廊檐下抽烟,他在等她骂,或者是将拐棍扔出来打他。

他照着她的样子将罐罐茶收拾妥当,放在火盆上,失声说:

“你打我两下呀。”

“它是替你大(父亲)死的。”

“你骂我呀。”

“看来他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了。”

“都是我大意了。”

“不怪你,娃儿哦,不怪你。这是它的命。”

他没有请万来,一个人将牛皮剥了下来,如果万来在,可能会剥得更好一些。他尽可能地将它剥得很完整。牛角让他费了不少工夫,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是完好地取了下来,他不会告诉她这个过程。按照她的意思,他将牛皮钉在了牛棚的南墙上,还将牛角装在了上面。后来他每次出门,都会看一眼,觉得像极了一只牛撞进了南墙,这让他时常愧疚。

一个月后,他才告诉林亚珍,黑牛死了。林亚珍说,死就死了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养牛呀。不该告诉她这件事,他知道,如果他还在乌斯图,父亲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也会不屑一顾,谁会对一头牛上心呢。他就是想跟她说说话,他们一起毕竟四年了,尽管始终这样不明不白地过着,但他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我已经用那笔钱付了首付,”林亚珍说,“等你回来就可以装修了。”那笔钱的三分之二是他这几年的全部积蓄,存在林亚珍的卡上,她说这样她才有安全感。他倒不会为了钱的事而伤感。红梅死后的最初几年,他用钱来掏空自己,赚一个花两个,入不敷出,有一段时间还欠了不少赌债,逼得没办法了,就又去工作,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大半个中国都被他走遍了。直到遇见了林亚珍,他才安稳了下来,虽然婚事遥遥无期,但他为她做了不少改变,若不是她,也不会有这点钱,他再清楚不过了。可现在,她就要离他而去了——等他回去的承诺其实是赤裸裸的谎言。“来看看我们这儿,风景还不错。”他说。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挽留她。她说:“等空闲了就去。”但他知道,他们走到头了。

万来比之前更常来家里了,梨花出嫁,万来净落了十四万彩礼,他还了之前所有的烂账仍有盈余。兰花一直在家里劳动并照顾妹妹们,如果不是梨花执意不肯接姐姐的班,那第一个打发(出嫁)的就该是兰花。剩下的四个女儿还在上学,最小的两个还时常到家里来玩。万来来了就坐在炕边喝罐罐茶。“总算是好起来了,熬了这么多年。”她总是这样说。万来因此就会面色红润,等下次来的时候,偶尔会带个锅盔或是蛋糕,然后在喝茶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似乎忘了这么多年他经常在利民家混吃混喝。有一次,万来还带了一罐蜂蜜,说是箭子川道洪家的老蜂蜜,是他看着老洪从蜂窝里掏出来,熬好才买了十斤。她对老洪家的老蜂蜜最是喜爱,剜一勺熬茶,比冰糖好上十倍,老不死的好着的时候也舍不得常吃,只有在节令上,才讓她飞(熬的意思)半碗,抹在新蒸的花卷上,吃起来才香。“他妈的这玩意儿滋气补血,常吃才有效果。”万来说。

“你的苦日子到头了,吃的这东西,不缺你的。”她说。

“是啊,这四个女子,我要让他考上两三个,他妈的也转转脉气。”

“会的,会的。”她倒记不起万来的女儿们有哪个是可以考上学的,但她不会再告诉他,她的儿女们当年学习有多好,在箭子川道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她发现,她已经说得连自己都厌烦了。“有合适的女人,给利民说个,”她说,“美丑不嫌,他的主我做得了。”

“会的,会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万来喝一口茶也跟着这样说。

5

他开始试着收拾父亲留下的残局。尽管多年没干过庄稼活儿,但干起来却也熟门熟路,就像红梅死之前那样,他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父亲最看重的手推车轴承松动,他拆下来在滚珠上打了黄油重新装好,锄头、头镰刀等他都一一做了校验。虽然他是最不成器的一个,但其实性格是最像父亲的一个,这样的话,父亲和母亲都在不同时间说过。要不是红梅的死让他万念俱灰,他觉得他完全可以活得更体面一点,但世事无常,“悔不该当初”的话一点儿用都没有。

扁头山阴地里的五分玉米,他花了三个下午扳完,父亲当初可以用黑牛驮,他就只能靠自己身背肩挑了。玉米棒堆在院子里,晚上他就坐在玉米堆里剥,剥好了就五六个一扎,用最有韧劲的玉米叶将两扎一串,挂在牛棚前早就搭好的三脚架上,金黄的玉米棒子一层一层垒上去,院子里就多了一个身穿黄金铠甲的战士雕像。他干活的时候不急不躁,就像做艺术品一样,每一道工序都讲究尽善尽美。兰花偶尔端些好吃的过来,然后坐在廊檐下的小凳子上,一言不发地看利民有条不紊地干活。自从梨花嫁人以后,兰花的话就少了,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再提起旗袍的事,但利民每次回身看她,却总是恍然以为她穿着大红的旗袍,像一团火焰一样缠绕着他,有几次还出现在他的梦里。利民不太确定,红梅活着的时候,是否说过渴望穿一件红色的旗袍去箭子镇赶集的话,但他却执拗地认为,红梅是因为结婚的时候没穿红色的旗袍而成了不可弥补的遗憾。他的确怀念过红梅,却为数不多,直到兰花穿着红色的旗袍出现,他才想起她也是喜欢红色的旗袍的。

利民将玉米秆全背了回来,整齐地码在巷子尽头的角落里,一只野狗不几天就占了窝,在空隙里钻来钻去。隔壁菜园子里的白菜、包包菜和红萝卜他挑了一些好的摘了回来,学着母亲的样子一刀一刀地切碎。兰花过来帮忙,两个人忙了一下午,腌了一二瓮子咸菜和一小缸麻菜。兰花说,她多腌些,等吃的时候过来取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利民却说,他得自己学学这个,往后的日子还长呢,等兰花打发了,又能到哪儿去要呢。兰花就笑着问他:“你是怕我没人要,成了老姑娘吗?”利民就嘿嘿地笑着说:“若真的没人要了,就留下来,在这半山上和我作伴。”两个人一边忙着,一边就说着若是真的日后留在这半山上,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利民的母亲坐在上房的炕上,听着两个人说话,一阵长吁短叹,心想,利民若是真的能把兰花娶过来,那往后的日子她自是不用愁了。她看着兰花长大,看着她像个当妈的一样操持着万来的家,那做母亲的反倒因着呆头呆脑而常常被人忽视了。兰花比利民小十六岁,她知道万来打死都不会答应的,她也就是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而已,一闪就过了。

等地里的活儿都干完了,母亲就和利民商量着翻过年将远处的几片地丢了,叫荒着去,老不死的好着的时候,她也这样劝过,但他就是不听,挣死挣活地种,粮食压了一屋子,但吃的人越来越少了。没想到,利民爽快地答应了,一切按她的意思办。不几天,利民就买了一辆五菱宏光,她才知道,他心里想的远比她预期的要长远。利民只说有车给他们看病就方便多了,但他每天抽空就出去载客,她就看出了他是要诚心实意过日子了。她告诉他:“有合适的女人,就抓紧引一个回来,这样日子才能像个日子。”他没答应却也没反对。

天气好的时候,利民将父亲安顿妥当,就拉着她去镇上买东西。她忘了有多少年没去过箭子镇了。还是龙龙刚生下来的时候,她在县城帮忙带孩子——县城是她见过的最大的世面。那时候她尚且年轻,在她的印象中,只有暖气是县城和太原府唯一的区别,所以她并不喜欢住在城里。后来,老大一家搬去了兰州,有一年冬天叫他们老两口过去住一阵子,被她拒绝了,为此老不死的还骂她头发长见识短,但此后,就再没人提过让他们去城里的话了。她现在倒有些后悔,早知道他成了这个样子,就该随他去兰州,也好了了他的心愿。

她一点儿都没想到,箭子镇竟然比当年的县城更加繁华,她站在南门街十字,想着旧貌:人民公社的食堂被大酒店代替了,农贸市场变成了百货大楼,河南人的照相馆现在是一家婚纱影楼,利民说叫蒙娜丽莎,但她没记住这个名字,倒是想起了那个河南摄影师的光头和他说的普通话。电影院巷子宽了二倍,利民叫它箭子路,他还告诉她北边的新马路现在叫西川路,再往北还有北河路,往南还有南河路,牛羊集市改到东关了,粮食市场从西街挪到了南关,原来的地方建了中石油的油库,镇政府旁边还开了一条步行街。但她走路实在是太吃力,利民就将她带进了百货大楼。“每次来只看一个地方也就够你受了,以后我们还常来,有的是时间。”利民扶着她,一边说一边躲开迎面而来的骑自行车的人。“这就已经够了……到哪儿去,都是你的拖累。”她看着他说。这是她的真心话,对她来说,安静地坐在家里,有一口热饭吃,一坨热炕睡就够了。他带着她从一楼上到三楼,她没坐过电梯,一踏上去就昏倒了,只好坐下来,出头的时候利民把她抱了起来。再从三楼逛下来,该买的东西就差不多买齐了。利民让她坐在大厅的铁椅上,去吧台要了两杯橙汁,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和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她高兴地告诉他:“后天和人家女子见见面。”

利民如约在西园里将那个叫马小娟的女子接上,按她的意思,两人去县城看了一场电影,之后又在花之林吃饭。马小娟这些年一直在北京的咖啡馆打工,所以吃饭之前要了两杯咖啡,但她对咖啡的味道极不满意,勒令服务员再换一杯。服务员说那得再付一杯的钱,马小娟就恼了,和服务员吵了起来。利民将第三杯咖啡的钱付了,服务员退去,可马小娟却不依不饶,骂了半天这家店黑心,才转过头来说她的五马长枪:“你晓得不,我们北京的咖啡馆可不是這样……”她一口一个我们北京的咖啡馆如何如何的好,就像是北京那家店是她开的一样。利民知道,小县城里的咖啡馆其实就是个酒馆,打出咖啡的牌子无非是为了让店面时尚一些,和大城市靠得近一些,并不是真的为了卖咖啡。利民不怎么喝咖啡的人都一眼看出这家店里出售的都是速溶咖啡而已,他觉得真没必要在这件小事上如此计较。不过马小娟倒是直言不讳,说她在北京谈过一个对象,谈了七年分手了,她对他的状况也了如指掌,她说,我们都是有前科的人,也都是大龄,能般配的。她对利民的哥哥姐姐们倒是比对利民更敢兴趣,问他们每月给家里多少钱,利民就如实说了。“那你不用工作都有人养活了,比县长都舒坦。”她给他竖了大拇指。

第二次见面利民本不想去,但还是经不住母亲的劝说,他觉得如果自己再执拗,她就要生气了。在这个问题上,她还有生气的理由。两人在镇上的面馆吃完饭,然后逛了逛百货大楼,他送她回去的路上,她说一切都很满意,但要等到他父亲死后才能结婚,“他时日不多了,不是吗?”她极为轻松地说了这句话,这让利民一下子厌恶了她。从此,母亲便也不再逼着他和她见面了。

“我们两个老不死的,终究会害死你。”她又一次说了这句话。

在马小娟之后,利民对结婚倒有点热衷了,她不知道利民是为了宽慰她,还是真的想安个家,总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和女人见面心生抵触了。他接着经过各种关系,又谈了两个女孩,一个是大叔控,不顾家里人反对和利民交往了一段日子,但她并不是为了结婚,而且对利民衰老的母亲和瘫痪的父亲有着深深的恐惧,她不相信他家里竟然还有两个如此老而又不中用的老人。她缠着利民,利民后来只好用比较极端的谎话将她吓唬了一下,女孩最后知难而退了。另一个也没结过婚,但却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她要给孩子找个父亲,但也要给孩子找个可以带他的奶奶,这样她就可以如自己所愿自由地生活了。他满足不了她的愿望,尽管母亲一再地说,等她的腿好一点了,她可以给她带孩子,她对这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很感兴趣,她觉得一个未婚的女子带着一个孩子也该是到了下嫁的份上了,利民完全配得上她,她希望利民能把她带来让她见见,她还保证,她可以让她看看她还有带孩子的能力。但这件事也无疾而终了,利民后来对她闭口不提。

值得庆幸的是,利民由此也清楚地意识到,未婚女子和他成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的姿态低了一点。当万来带着喜讯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万来坐下来喝茶,对利民的母亲说:“这小子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妈的,这事八九不离十。”她对万来千恩万谢,还承诺这事要是成了,就让老大请万来一家到兰州去玩几天。

6

利民又一次给林亚珍打了电话,他还想挽留她,“再等我几年,等把这边的事料理了,我就回去。”林亚珍问:“几年是多少年?”利民不知道,但他求她再等等,也许时间会更短——这也是事实,以他父亲的现状,他觉得最多活不过两年,而在他的预感中,父亲若是去了,母亲会步他后尘,但利民对这个毫无把握。并不是利民咒着父母赶紧死去,她只是想求林亚珍能等等他,即使实在等不住,他也好有个适应的过程。但林亚珍说:“你觉得人生能有几个几年呢?”她已经有别人了,利民问是不是那个电工,林亚珍承认了。利民知道那个和她走得很近的小个子陕西人,这一点也正是他所担忧的。

“忘了那个他妈的骚货吧,吃飞食(不按正常手段生活)的人终究不是你碗里的菜。”在去岘子口的路上,万来对利民说。

“都结束了。”

“我早就劝你收心,你偏不听哥哥的话,看看……”万来双手比划着,右手碰到了车窗上,他说,“不过,也不怪你,谁能想到是如今这个下场呢?他妈的。”后来,万来又说到了利民的哥哥姐姐们,他觉得把这样一个烂摊子丢给利民,太不公平了。

“公平?这世上哪儿来的公平呢?当初你年年打工,给哥哥们一个个地挣钱引女人,可等他们都成了家,你一个人送埋了老娘,谁管过你。”

“他妈的,这茬就别提了。”万来说,“若是再让我活一次,我打死都不会干这等蠢事。”

“但你想过吗,如果你娘只生你一个,你还管不管她?”

“当然管了,那还用说。我一直认为我娘就生了我一个,他们有本事的就是飞到天上去,我也不认了,他妈的,老子打死也不再进他们的家了。”

“我早想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我当成了我娘唯一的儿子,我就得管他们。”

“哈,你是个孝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姊妹六个,都是有本事的人,每人随便给一点,你的日子都不用愁,哪像老子,啥都得自己挣,他妈的。”

利民知道万来说的是哥哥姐姐们每月给赡养费的事,这也是太原府人立为孝顺榜样的事,哥哥姐姐们也因此获得了好名声。但利民没告诉任何人,事先约好的赡养费只坚持了半年就风轻云淡了,此后就像狗拉稀屎,时间和钱数开始乱套了,也正因为这个合约出现了危机,他才决意买车载客,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才滋生了把自己看做父母唯一的儿子这样一个身份来对待自己的处境。他不想等真正断粮的时候再去求他们接济,他觉得自己尚有这个能力,又何必要依赖他人呢。所以,当大哥说要给龙龙买房子娶媳妇的时候,他就原谅了他;二哥说家里只有他一个拿工资,实在过得紧巴,他也原谅了他;二姐倒是坚持着,但利民把她的钱都给了大姐,免得大姐再在母亲跟前叫唤日子过不下去;三姐很少来电话,也不给钱,偶尔通话,除了数落他的不是,再无别的,但利民从不跟她争吵,只是默默地听着她说完,然后安静地挂电话,他已经不和她计较了。

养育之恩大于天,为人子者,如果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想还的时候,那这社会又有什么公平可言呢?利民为自己悟出了这句话而心生庆幸,相较而言,他对失去的,反而能平常心待之了。

他们还是去得迟了一步。这个比利民大三岁的寡妇,在男人死去十天之内,就由娘家哥哥做主许给了岘子口一个年近五十的光棍。光棍入赘到女人家里,和她一起抓养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并照顾她年过七十的婆婆。女人看起来比万来都要老一些,她木讷而混沌的眼神在利民身上突闪了一道亮光之后随即复原,她平平淡淡地说:“我得照顾婆婆,老太太哪儿都不去。”但万来在出门后就打听到了消息:在那男人死后的第二天,她家里就来了九拨人,都借着祭奠之名来求亲,而老光棍之所以胜出,一是他孤身一人无拖无累,二是他出的彩礼最高——他把一辈子赚来的钱都给了女人的娘家哥哥,这个数目是万来二女儿礼钱的二倍。

“我没想到这样快,他妈的。”万来对此深表歉意。

“啊,没事,就当是真的来了一趟岘子口。”利民没告诉万来,即使真的抢在了前面,他也不会娶她的。

“但你的确得成个家了,不要像我一样……”万来将后面的话和“他妈的”没说出口,他转了话题,“还记得吧,我刚来太原府的时候,你还是个学生娃娃,我第一次见你,你从学校回来,穿着蓝色的校服,背着一个皮书包,走路唱着歌儿……我向你打招呼,你惊讶地看着我,斜着身子走远了,你觉得我是不是像个野人?”

“那年我十六岁,上高一。”

“啊,他妈的,二十多年了,日子就是个比我还野的野人,一甩手就把我们甩老了。”

“世事如棋局局新呢。”

“我给你说过吗?我那时候料定你能考上大学,和你大哥二哥一样。”

“我那时候被野生放养呢,没人管过,其实,他们也没想过让我考大学,他们很早就给我预设了前程,就像现在一样。”

“你早就知道了?”

“是现在才知道的,不过,和我娘想的背道而驰了。”

“如果红梅还在,就没问题了。”

“也不一定,眼前的路是黑的,谁知道我会怎么走呢。”

“安个家就好了,他妈的,这光阴,好活是一天,歹活也是一天,一天推一天,很快就到头了。”

“没有女人,日子还得过嘛。”

“不管咋样,得有个女人,那样人才能活得混全(完整)。”

万来下了车,利民将车开到了山顶,他想一个人看看太原府。初夏的群山才冒出了一点嫩绿的新芽,山坡就像秃子的头斑斑驳驳,松树河蜿蜒而下,太原府像一只刚刚上岸的蟾蜍,随时准备蹬腿一跃。樊先生说,太原府的风水是箭子川道最好的,能出大人才,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时至而今,却只有利民的大哥一人干到了处长的位置,成为太原府的骄傲。而利民清楚地看见,大哥的光环在他眼中越来越小了,不久的将来,或许还会消失殆尽,但他并不以此悲伤。利民的心被一件新的东西占据了——那红色的旗袍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时时出现,扰得他心神不宁。

7

蘭花端了饺子来,利民和母亲吃了,父亲不能吃,兰花就去厨房做拌汤,他跟去帮忙。兰花突然问:“那个人,怎么样了?”“哪个人?”兰花瞪了他一眼慢腾腾地说:“要给你穿旗袍的人呀。”利民才明白她说的是林亚珍,他讪讪一笑,顿了片刻,才说:“都结束了,烟消云散。”利民将他和林亚珍的事如实告诉了兰花。他没觉察到兰花脸上突然出现的红晕和控制着的欣喜。兰花是听万来说过那个乌斯图的女人,但她想知道利民自己怎么说这件事。“那……回来,你后悔吗?”兰花又问。利民抬头看了兰花一眼,惊讶于她这个小娃娃怎么能问出这样的话——他一直把她当小姑娘,即使她已经二十二岁了。红梅死的时候,她才刚刚学会在院子里跑,这些年,他一直在外流荡,偶尔回来,和万来喝酒聊天的时候,兰花经常在一旁伺候,在他眼中,她是一节一节猛然长大的。“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他笑着说。但她仍然追问:“就这样过下去,你不后悔?”她其实是想说,一旦他决定留在这里,父亲万来的日子也许就是他的未来。“有什么后悔的。”他端着拌汤出门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

自梨花打发以后,万来家就经常有媒人上门,有女百家求,更何况万来的女儿打小肯吃苦,皮实,尤其兰花,早就有了懂事乖巧的好名声。万来也在梨花的婚事上看见了好处,就自己想通了,决定将兰花打发了,“女大不中留,迟早是人家的人。”他说。但利民知道,万来是见钱眼开了。可那些见过的男孩子兰花一个也看不上,再后来,连去跟人家见一面也不肯。

玉米秆下的狗下了一窝儿子,有一天,利民正在用铁丝箍狗笼,万来气冲冲地过来,抓着他的后领将他提起,一拳挥了过去,利民的鼻子登时就出了血。利民两眼直冒金花,尚未站稳,万来便又一拳挥了过来。打第三拳的时候,利民才一把拧住了万来的胳膊,将他逼死在墙角。“疯了吗?”利民大声问。万来挣扎了几下,无望了才颓然瘫软下来。他不是利民的对手。“你他妈的怎么能这样呢?”万来带着哭腔问他。

两个人坐在地埂边抽烟,万来才说,兰花死活要嫁给利民。这让利民异常震惊,他没想到兰花会有这样愚蠢的想法。“绝不可能,我不能害她。”利民将胸脯拍得啪啪作响。箭子镇东关的洪王人托媒人来求兰花,万来想着人家是镇上人,父亲做皮毛生意,家境富足,儿子又上过技校,万来就一心想将这个亲事成了,可兰花还是不肯,万来一生气就打她,兰花才说了心里话。但万来又怎么可能将女儿嫁给利民呢!且不说利民经过了多少变故,单是他如今的处境,就跟他万来当年一个怂样,他岂能让女儿走他的老路,万来坚信是利民勾引了兰花。而利民也知道,在万来的心目中,他根本毫无未来可言,他对利民家里的状况了如指掌,更重要的,他还指望着兰花的一笔礼钱将日子过得更好呢。利民一再说要好好劝劝兰花,但万来拒绝了他。

直至兰花出嫁,利民再也没见过她,万来也与他互不往来。万来将兰花锁在了西厢房里。半个月后,洪王人的迎亲队伍把兰花带走了。迎亲的那天,利民站在高处,看着兰花穿着大红的旗袍被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背下了坡,在被另一个男人接下抱进那辆白色雪佛兰的时候,她抬头看见了崖边迎风而立的利民,她哇地放声大哭。她不沾这乡间的一粒尘埃,却心里念着这个一无是处的落魄男人,而就此一别,天涯陌路。“傻丫头,对不起。”利民的轻语被迎面而来的风吹到了山顶。此后,利民便再也没见过兰花,很久以后才听说她随男人去了新疆定居。

而很快,万来一家也搬到了川道的新房里。他用兰花的礼钱转买了别人的房子,他卖了牛,又买了一辆蓝色的别克轿车。利民在路上碰见万来,两车相遇,万来照旧和他打招呼,但神气早已陌生得像换了一个人。他和他之间再无交集。

母亲倒是时常念叨万来一家,偶尔说起兰花的好,但他从不多说一句,只是也会想起兰花出嫁时的大红旗袍,像一朵大红的牡丹在远远的地方摇来晃去。身穿红色旗袍的兰花,成了利民后来一直珍藏在心里的最美好的秘密。

二道塬上一下子寂静得有些生硬,利民除了照顾父亲和母亲,空闲的时间就出去跑车,没生意了就去地里看看,或者在家里修修补补。他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收拾狗窝,会在菜园里栽一棵葡萄树,会独自给牛棚装一个自制的木门——他从别人手里买了两头万来的牛,开始精心喂养他们。只要在家里,他就总是很忙,一刻也不停下来,慢工出细活,经他改造的东西,正一点一点以崭新明亮的姿态,将这个家向阳光的方向引领。但做母亲的并不知道,他经常会开车到山顶,独自坐在那棵高耸的梧桐树下,一坐就是大半天。万来一家搬走,母亲也跟着消沉了一阵子,这么多年,他们亲如一家,她有点责怪万来在搬走的最后一天,都没来跟她道别,但她很快就原谅了他。而现在,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像被人遗弃的牛羊一样困在这山上,她心中不免为利民感到难过。

“我给他们几个打电话,让每人出一份钱,我们也可以搬到川道里去。”

“如果那样的话,就不能养牛了,菜园也就荒了。”

利民不知道母亲究竟有没有如她说的那样给哥哥姐姐们打电话,但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如之前承诺的一样,隔段时间打电话问问父亲的病情,问问母亲的身体。父亲不能起身,却也没有彻底糊涂,有时着急起来还能发出呜哩哇啦的叫声,母亲就将电话放在他的耳边,让他呻唤一阵,也好向远在各方的子女报报平安。搬迁的事,她此后再也没有提过。

利民扶着母亲站在塬上,望着乌压压起伏的山峦和红白相间的川道里的新房子,她说:“你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吧?”

“不,我想到了,早就想到了。”他不愿将真实的想法告诉她,就像她不会责备他在乌斯图人财两空一样。正如利民说的,生活就是这样。但她意识到,虽然是因为他们两个老不死的拖累了他,逼着他回来,可如今他安静地留下来却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拖累,纵使她现在逼他走,他也许不会那样做了,她不由得感慨:这个曾经她以为最差劲的,却是对她最孝顺的。

一窝六个小狗,有一只失踪了,两只死在了利民做的笼子外面,一只后腿流着血,奄奄一息,而唯一健康的一只被关在笼子里,那只老狗爬在笼子旁边,警惕地守护着。利民出于好心想将笼子拿出来,可他的手还没触到笼子,那老狗就跳起来扑向他——它嘴下留情,仅仅是将利民扑倒便又迅速退到笼子旁边。“肯定是昨天晚上出的事。”她说着用拐棍挑起垂下来的玉米叶子,弯腰往深处看了看,叹了一口气,又回头对利民说:“请一趟樊先生吧。”

父亲刚病倒的时候,母亲就说要请一趟樊先生,但那时哥哥姐姐们快要来了,她担心招孩子们骂,就只是嘴上说说。黑牛死了之后,她说大家都搬走了,這地方阴气重,得请樊先生安土(镇宅的意思),可利民觉得黑牛之死完全是自己疏忽大意所致,便没听她的话。万来一家搬走后,她又说要请樊先生,她说二道塬上就只有他们三个人,不禳治会出事,但利民还是不信。现在死了几只野狗,她却又提起了樊先生,利民这次不想再拂了她的意。

老樊先生三年前就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了衣钵。箭子川道有五个阴阳先生,可她这一生只信桐岭湾的樊先生。樊先生是道家,老樊先生一生神秘传奇,且不论他能掐会算,单是四鬼抬轿和念咒困人两项绝技,就足以令方圆百里的阴阳和尚折服在地,但自小樊先生走艺以来,因为道痕不深,再加之道家在桐岭湾和箭子川道一带原本是小众,小樊先生为了生计便不得不向阴阳先生靠拢,因而便成了道家和阴阳家的二艺人。年轻的时候,她得过一场大病,老樊先生说等过了这场劫难,她这辈子注定是大富大贵之人。这个预言后来果真实现了,一家出了四个大学生,有一个还当了官,她自然也成了大富大贵的人,所以,在她的后半生中,一有难处,她就会想到樊先生,要么她和老不死的去拜访他,要么请他来家里。一经禳治,向来都是平平顺顺,她说。

小樊先生四十出头,穿起道袍,戴上道帽,手执拂尘,端坐于正上位的太师椅画符念咒,利民跪在下面烧着纸钱伺候。利民觉得他一点儿都没有仙风道骨的样子,反而因为身材臃肿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他想着樊先生这幅身材,若是做和尚倒更妥帖些。樊先生显然对父亲的衣钵没有摸透,念经也结结巴巴,到后来竟急得满头大汗。母亲出去的时候,利民小声给他说,慢慢来,不着急。樊先生回头对他惨然一笑,点了点头。这一场在她看来甚是严肃的法事在利民和小樊先生的互相体谅下草草了事,她并没有察觉其中的不妥,仍然像对待老樊先生一样,在法事结束的时候,颤颤巍巍地跪下,对樊先生拜了三拜。她求樊先生给算一算,利民的婚事如何?

这是利民早就想到的,在请樊先生来的路上,他们就商量好了。樊先生看了看利民,利民点了点头,樊先生便闭上眼,右手在指节上掐来算去,待停下,念出一句诗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迷局中。”她听得云里雾里,请樊先生直说,他只好说,姻缘未到。她又问到底有没有姻缘,啥时候能到,樊先生又念了一句:“但愿清商复为假,拨去万累云间翔。”她一听这话就急了,跌坐在蒲團上,嚷道:“老先生在的时候,有一说一,从不这样遮遮掩掩,你这样作难我一个老太婆干啥。”小樊先生一看糊弄不过去,只好又装模做样掐指算了算,好一会儿才说:“姻缘就在那儿等着,东北方向,不远不近,至于何时成就,尚不能泄露。”她听了这话,想了想,才又欢喜地拜了三拜。

她的心情好了起来,仿佛那未来的儿媳妇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她。她毫不怀疑樊先生的能力,就像相信老樊先生一样将小樊先生的话翻来覆去地回味。有一次,她和利民一起坐在炕边喝茶,说起小樊先生的样子,她笑着说:“真是一代比一代强,老樊先生道痕高,但学问却比不上儿子,你看小樊先生,张口就是诗句,到底是念过书的人,他将来肯定会比他的老子吃得开。”利民也跟着夸小樊先生,但他没有告诉她,念诗是他出的主意,想着她绝然听不懂,也好糊弄过去,但她后来一再追问,小樊先生只好说了假话,他反而替小樊先生往后的名声担忧了。“他的样子就适合做和尚。”他说。她也觉得利民说得很有道理。

她对东北方向上了心,自以为是地觉得那个不远不近的地方就是箭子镇。只要天气尚好,利民又没什么事,她就让利民带着她去镇上,她还说起第一次去镇上的时候就有过好运气,现在多走走,说不定就能碰见未来的儿媳妇。利民也借着她这样的兴致,带她将箭子镇走了个遍。

她在镇上碰见了万来,拉着他的手,高兴地将樊先生的话告诉他,还一再请他抽空常到家里来坐坐,一起喝罐罐茶。万来却不无忧伤地说,他的三女儿在县城跟一个四川人跑了。“万来是心疼那二十多万的礼钱飞了。”回来后她说,“而不是心疼女儿。”她一时竟想不起那个老三的样子了。万来的女儿基本都是一个模样:黑,强壮,皮实。“还是兰花最好看。”她说。

和那个叫惠芬的女人互生好感,利民也没有想到,这倒是应验了樊先生的话,不过方向并不吻合,不是东北,而是西南,近在河的对面。让利民感到为难和不安的是,她是个有妇之夫——男人前几年在石嘴山的煤矿当爆破工,出了事故炸掉了一条胳膊,腾空而起的石头将他拦腰压倒。利民见过他一面,看见他坐在轮椅上,左手抽着烟,脾气暴躁,动辄就将手边的物件砸向女人孩子。他比利民大五岁,却因为常年在煤矿的原因,看起来至少要大十岁了。他之前不是这样的,她说,脾气一直很好,对孩子也疼爱,每次回来都要给我们娘仨个买很多东西,在煤矿上干了十五年,在井下就干了九年,还是想着井上安全些,可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呢。他对所有与惠芬接触过的男人都心怀仇恨,利民也不例外,即使利民是以一个面的司机和搬运工的身份与他初次见面,而且那时候他并没有和惠芬交往,但他仍然把利民当成了敌人,他将利民递给他的烟一甩手扔在了利民脸上,大吼着叫他滚出去。利民出来的时候,身上被肥料袋子弄脏的地方也没来得及清理。她说,你别怪他,你走后他就哭了。利民在那个深夜的路边,不知道该拥她入怀还是扭头而去。生活就是这样,他总是这样说。

多么像啊——万念俱灰的时候,男人的愤怒如出一辙,利民在这个独臂的男人身上看到了当年万来的影子,也看到自己未来的影子——他说服自己选择与她交往,尽管这种危险会让他身败名裂,但他还是这样做了。负疚感与善良无关,就像父亲的瘫痪与坚强无关,更像母亲的孤独与祈祷无关一样。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一些小小的意外会改变我们误以为坚不可摧的屏障,而我们终究还是得按照突然改变的轨迹自行前去,无关信念。

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消磨了母亲因樊先生的话而激起的信心,在走完了箭子镇的每一条街道之后,她开始怀疑小樊先生的道行是否真的会比他的父亲高明,但她不会将她的怀疑告诉利民。那只唯一活着的小狗茁壮成长,她开始关心它比关心利民更多一点。更多的时候,她坐在门口,小狗绕着她嬉闹,她就将目光停在不远处的扁头山上,看薄雾升腾,大树摇摆,云卷云舒……并时常想起利民说的:生活就是这样。

她想到了,当有一天,他们两个中的一个终于死去的时候,其他人也许才能再次回来相聚,或者仍旧会有某个人缺席。但不重要了。他们会跪在灵堂前,无比伤心地哭诉他们没有尽到儿女的责任——这种哭诉她这辈子见得太多了,“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一定会好好善待老人”。那些远道而来的人,或者在父母生前对老人们弃如敝屐而又近在眼前的人,他们通常会在亲戚和庄众面前,一再地为自己辩解,表达他们天地可鉴的孝心。然后为他或她请阴阳先生诵经,他们将跟在一些年轻人奋力抬着的棺材后面,穿白戴孝,送葬的队伍穿过整个村庄,经过川道里的新房子时,会有人在十字路口点燃柴草。等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或许还会坐在上房里,对着他们的灵位清算这一趟的花销,或许还会争吵不休,或许还会猜疑他们给利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而对她耿耿于怀,然而,他们终会离去——但只要他和她中有一个不死,利民还是会留下来。

利民时常会想起兰花,想起她那身红艳艳的旗袍,总是说:“生活就是这样。”

责任编辑  吴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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