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时空的变化，语言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翻译则是把过去的东西转换到现在，时间的跨越和空间的转换同时并存。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翻译活动也受到时空差异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中译者的翻译活动特点不尽相同;而同一时期、同一文化语境的译者对于同一源语作品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人们的翻译观念，方法等会随着时间变化，社会发展而进步。其间，诞生出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即是翻译中按照时间的纵横来划分的一对重要方法。

关键词：翻译研究;共时;历时;共时研究;历时研究

作者简介：肖彤（1996.8-），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生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俄语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9--02

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概念

在语言学范畴内共时性是指审美意识能够在撇开一切内容意义的前提下把历史上一切时代的具有形式上的审美价值的作品聚集在自身之内使它们超出历史时代、文化变迁的限制在一种共时形态中全部成为审美意识的观照对象。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则与之相反，研究各项不是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历时性研究持续演进的活动序列的一种理论倾向。最早出现于语言学研究中，指探讨语言学系统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在心理学中，认为人在长期的理智发展中形成一种认知结构一功能演进的建构框架，人对刺激的反应与人的历史背景相关。

而在翻译中，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就是翻译研究中按照时间的纵横来划分的一对重要方法。他们并非语言系统中的两类现象，而是研究中涉及时间因素的两种视角。共时研究忽略时间化，描写现实事物的静止状态及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历时则是研究系统各个要素在时间流动中的变化。共时和历时研究并非最近出现，在人类研究中有着漫长的历史。许多古代文学名著，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都是按照时间的线索，记述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编年史，应用了历时研究的方法。而《吕氏春秋》以共时的视角，综合百家所长，保存了丰富的先秦学术资料。谭载喜认为翻译学的内部结构中包括“从历时和共时翻译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历史，其中不仅包括翻译的国别史、地域史，而且更应该包括翻译的世界史、并在其专著《翻译学》中提出明确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即一种“共时”比较，着眼点在于比较不同译论体系中彼此对应或基本对应的发展时期，或比较不同体系中在相同和相近时间里出现的思想理论和人物。所谓纵向比较即“历时”比较，着眼点是比较不同时间和不同对应时期出现的思想理论和人物。

二.翻译研究中的共时研究

共时性研究，从广义上说，可理解为不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的研究，而从狭义上说，则指从某一历时横断面面对现实问题进行的横向比较研究。翻译研究的共时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共时性描写研究和共时性对比研究。而共时对比研究常用于翻译理论、翻译家和译本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共时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1.共时性翻译描写研究。共时性描写研究通常以某一时期的翻译状况或翻译研究状况为对象，进行客观的，深入细致地描写分析，以揭示该时期翻译活动或翻译研究活动的基本特点。例如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2.翻译理论对比研究。潘文国对中西译论的传统的根本差异进行了共时对比研究，发现与中国传统译论关注译文的风格“文”还是“质”不同，西方传统译论更关心的是原文形式的传递;中国传统译论总的倾向是译文取向，而西方则是原文取向等等。

3.翻译家对比研究。如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将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胡适与庞德的翻译文化背景，诗歌翻译理念，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关系进行对比。共时性研究可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到翻译家的异同，更好把握研究对象的特点。

4.译本对比研究。图里论及描述翻译学研究方法时说，翻译对比研究可以在同语言同时代的不同译本之间，同语言不同时代的同一作品的多种译本之间进行，以发现翻译规律，辩明一般趋势。以魏望东截取的玛雅各，庞德到斯林哲兰德分别在19，20，21世纪翻译的《论语》作为比对材料，然后从翻译功能理论的视角、跨文化交际的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对三个不同时代产生大的译本进行描述、分析和阐释，并得出结论。该文章认为译者们“为翻译中华典籍，为传播中华文化，作为了不懈的努力。”

兰州大学蒋胜男老师的文章《翻译中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的比较》，通过摘要部分可知，费尔迪南·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理论。其中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区分就明确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为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解释这两种语言学的定义和区别，才有助于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教程》中其他影响深远的概念。文章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产生背景，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等方面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展开叙述，索绪尔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为了表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对立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可以把前者比之于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在语言学里，历史现实性和语言状态之间也有同样的关系，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时现实性在某一时刻的投影。” 由此可以看出文章属于共时研究，研究的是同一个作家不同阶段语言学理论的内容。

共时研究的优点是以某一相对静止的时段为基础、关注特定的阶段、针对性较强，因而可以展现出细致鲜活的特写画面，揭示事物的本质;同时共时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译本的语言特点，了解不同译者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认知结构以及他们在不同翻译活动中的位置和作用，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传统翻译发展的情况，了解不同的译论体系在特定发展时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各自相关的社会、政治、宗教及语言文化方面因素的影響。可以较为客观地揭示译论体系间的共性与个性，进而揭示译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共时研究同样存在不足共时研究的方法提供一个相对静止的视角，以揭示翻译要素之间横向的结构特点，但无法揭示翻译活动的动态发展规律。

三.翻译研究中历时研究

历时研究，是指按照时间的历史纵向顺序对翻译进行的研究。历时方法是翻译研究者所采用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从实践的角度对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加以考察可以看到，“翻译”活动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随着翻译具体时间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不断变化。另一方面，翻译的能力不断发展，随着不同时代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翻译目的和功能会有变化。翻译的这种历史属性是翻译研究应用历时研究的基础。

翻译活动历史悠久，翻译史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翻译的文献、翻译的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各方面的研究。中外译论研究者已有不少关于翻译研究史研究重要性的论述。谭载喜认为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之一。我国也出现了不少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也反映了历时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1.翻译实践史。张美芳、王克非的《澳门翻译的历史与现状》以大量的史实资料，分回归前和回归后两大部分，展现了澳门对外交往的开始、过渡期内翻译的发展和回归后翻译的现状。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中国“五四”以前种种翻译事件等。

2.翻译理论史。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是一部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专题史;蔡小红、曾洁仪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西方口译质量评估研究了历史性的回顾。

3.译介史。马晓东对《茶花女》里这部文学经典在不同时代的几个中文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从历时角度探讨了译入语的时间变迁对翻译策略以及译作具体形态产生的影响。还有《中国翻译》2003年王辉的《理雅各与中国经典》、2006年王宏引和邢力的《追寻远逝的草原记忆：蒙古秘史的复原、转译及其传播研究》等。

4.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研究。李寄的专著《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 屠国元、王飞虹的《论译者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利玛窦翻译活动个案研究》以传教士利玛窦的翻译活动为个案，从历史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

历时研究关注事物的发展进程，它的优点是着眼于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动态地再现某一事物的萌芽、成长、发展、成熟直至灭亡的演进过程，解释各个阶段上的规律的演变。而不足则是历史研究着眼于整体轮廓和流变的线索，不利于探索事物的本质，如果一味陷入其中，则有可能淹没于史料的堆砌，而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现实，脱离研究的实质、造成抽象和非现实的凝滞。

四.共时与历时研究的综合应用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历时与共时研究都是重要的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实际意义，偏重于任何一个都是不可以的。翻译研究既要重视历时研究，也要重视共时研究。表面上看是对立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若把两种方法分裂，则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

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共时或绝对的历时。历时的线由无数个共时的点构成，共时也必然包含着历时的流动。研究中没有固定统一的时间刻度来区分共时和历时，二者会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变化。

事实上，历时方法和共时方法的统一是分析翻译现象并揭示翻译本质的基本研究方法。动态历时的研究中有相对静态结构的共时分析，同样，相对静态结构的解剖中也应有动态历史的演绎，二者实质上融为一体，相互补充，动态结合。

由此可以初步断定：共时研究一般是时间的横向截面，即使是不同时代如果关注点为作用，特征，方式等专指的一个方面，如中华五千年以来的数位明君的治国纲要，虽年代跨度之大，但也可属于共时研究;而历时研究中常见**史，带有翻译史，编年史，历史轨迹等词，则可初步判定为历时研究。

参考文献：

[1]谭载喜，《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2]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外国语》，2008年第一期，第75-82页。

[3]潘文国，“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张柏然、刘文张思洁编《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23页。

[4]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5]张美芳、王克非，“澳门翻译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翻译》，2006年第一期，第39页。

[6]马晓东，《茶花女》汉译本的历史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三期，第57-62页。

[7]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2。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0， 47， 103。

[9]罗新璋.我国自成體系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89。

[10]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商务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