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发展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时，毛泽东首先站在政治高度重视和抓好卫生防疫事业，并教育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卫生防疫事业的政治性，同时又在坚持群众路线中强调卫生防疫事业的人民性、提出团结中西医的要求时凸显卫生防疫事业的科学性、推进全国性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体现衛生防疫事业的普及性、在推动工作重心向农村倾斜中实现卫生防疫事业的公平性，逐步形成了以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普及性、公平性为主要特征、内容，五大方面紧密联系成一个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的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今天，深入研究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不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卫生防疫;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2-0045-12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一心为民的楷模。而在发展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时，他更是站在政治高度重视和抓好卫生防疫事业，并教育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卫生防疫事业的政治性，同时又在坚持群众路线中强调卫生防疫事业的人民性、提出团结中西医的要求时凸显卫生防疫事业的科学性、推进全国性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体现卫生防疫事业的普及性、在推动工作重心向农村倾斜中实现卫生防疫事业的公平性，逐步形成了以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普及性、公平性为主要特征内容，五大方面紧密联系成一个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的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今天，深入研究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不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对进一步发展新时代的卫生防疫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政治性：必须把卫生防疫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卫生防疫事业的领导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根本优势，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把讲政治放在了重要位置，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成为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卫生防疫领域不少领导干部是专业干部出身，对政治不关心甚至不感兴趣，导致党的领导被弱化、虚化甚至边缘化。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太多重要工作需要去做，自己又不太懂卫生防疫，所以把卫生防疫工作交给专业人士去管就行了。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很快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多次予以纠正。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卫生防疫工作，注重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1929年12月，他在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强调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1]P112不仅强调要重视卫生工作，而且提出了具体要求。1944年12月15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2]P241强调卫生等工作的重要性，要求通过重视卫生工作使人民逐渐改变不卫生的旧状况。1944年5月24日，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强调：“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2]P154共产党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好卫生防疫工作，就必须重视起来并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这是毛泽东为党领导下的卫生防疫事业确立的重要原则。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保证卫生防疫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卫生防疫事业突出政治性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取得了一系列抗击鼠疫斗争的胜利，最根本原因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仅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党领导社会各界团结一致，特别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指挥，尤其是毛泽东大力关心，相关地方、部门、单位紧密团结抗疫。如在以察哈尔省察北专区为中心疫区的华北鼠疫疫情严重，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积极应对。在党中央、毛主席关心下，1949年10月27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代表政务院主持召开扑灭察北鼠疫的紧急会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三位副总理等都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卫生部、察北地区卫生部门关于疫情的汇报，分析研究疫情发展趋势，决定立即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曾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并在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排名第一位的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统一组织领导防疫工作。后经董必武提议，又任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为副主任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防疫总队。[3]P686随着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并建立起经常办公制度，抗击鼠疫的工作开始由中央统一指挥，并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力度开展起来，在短时期内就取得胜利。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向中朝边境疯狂发动了细菌战，根据毛泽东指示，3月14日，中央再次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任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并主持全国的防疫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抗疫斗争取得胜利的最关键原因。

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发展卫生防疫事业，并将这个问题提高到了讲政治的高度。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在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使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但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疾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其中大多是可以预防的。[4]P1779月9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贺诚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起草的党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指示中首先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并进一步明确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4]P176这个指示不仅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特别是用“重大的政治任务”强调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讲政治的高度增强了全党全国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和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卫生防疫领域的不少领导干部对政治不关心甚至不感兴趣等问题，毛泽东持续关注并一再指出，督促卫生防疫系统要讲政治。1953年12月上旬，他在听取贺诚等汇报时谈了对卫生工作的意见，再次指出了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然后进一步提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你们当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5]P205指出了卫生工作的最大缺点及其危害，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领导必须做好政治工作等，进一步凸显了卫生防疫事业的政治性。

要真正抓好卫生防疫工作，就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认识最深刻，也强调得最多。1955年4月15日，他派汪东兴到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朱琏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就中医药发展指出：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5]P364-365这里就是批评卫生部领导政治上站位不高，指出了不懂政治、不讲政治是当不好卫生部长的。1958年10月11日，他阅中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后的批示中强调：“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6]P4621960年3月16日，他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开篇便指出“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7]P344严肃批评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不重视卫生工作，明确提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8]P344-345并进一步要求，省、市、地、县、社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7]P345。

正是毛泽东一次次苦口婆心地一再强调，不厌其烦地再三教导，再三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书记亲自挂帅努力去抓，才逐步让越来越多的人認识到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性是其最突出、最重要的特性，决不能借口专业性而忽视、淡化甚至去掉政治性。这也启示我们，卫生防疫工作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政治性是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根本属性和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最重要特征，只有时刻牢记和践行政治性，真正把抓好卫生防疫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卫生防疫事业的领导，才能确保其正确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二、人民性：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必须牢记为人民服务，永远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中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人民而奋斗、奉献的一生，人民性是毛泽东思想最鲜明的特征。自然，人民性也成为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最鲜明特征，并且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我们党领导下的卫生防疫事业是真正的人民卫生防疫事业，正是自觉凸显人民性，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卫生为人民，永远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中心也成为我们党领导的卫生防疫事业的重要内容，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也真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党领导的卫生防疫事业起步之初，就重视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重要问题，把人民性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1931年9月，党中央在《对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的指示》中就强调：“一切为了伤病员。”[8]P261934年1月27日，根据自己对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调查并结合根据地的发展实际，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不仅强调：“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9]P136。而且结合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问题进一步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9]P136。在此基础上，他明确要求：“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9]P138。把解决疾病卫生问题作为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之一加以重视和解决，要求把群众的生疮害病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可见卫生防疫事业在他心中的位置，抓好卫生防疫事业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1939年12月21日，他专门撰文纪念卫生防疫战线的楷模白求恩大夫，称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10]P659。提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10]P660。就是号召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1年5月1日，他在加写、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作为一条专门列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11]P336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2]P1083可见，他始终把抓好卫生防疫事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抓手，要求卫生防疫事业情系人民，要求全党努力抓好卫生防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抓好卫生防疫事业必须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维护好人民生命健康作为重中之重，并且率先垂范。以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之初发生的察哈尔省察北专区为中心疫区的华北鼠疫为例，由于当时我国防疫技术、条件等都比较落后，一向很少求人帮忙的毛泽东获悉疫情后立即在10月28日致电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请求苏联方面帮助防治鼠疫。他在电文中写道：“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13]P31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凸显伟大领袖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无限关切，让我们感受到人民在领袖心中所占据的位置之重要。正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关心下，以察北专区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迅速全面展开并很快取得胜利。

不仅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始终坚持卫生防疫事业的公益性，还要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这是毛泽东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确立的重要准则，也是对人民性的进一步凸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华北抗击鼠疫斗争中，各级党委政府不仅一开始就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且深刻认识到，只有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抗疫斗争中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真正战胜鼠疫。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为各地方、部门、单位的自觉选择。1949年10月25日，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张苏在张北县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疫区与非疫区均应展开清洁卫生运动，广泛地消灭疫菌媒介——老鼠、跳蚤，从根本上杜绝疫菌。这个号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规模清洁卫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张家口、北京、天津等地也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灭蚤运动，越来越多的群众自觉投入到防疫工作中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清洁卫生运动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纷纷开展起来。并且，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也在抗疫斗争中得到展现。在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发动的捕鼠运动中，广大市民各显神通，发挥巨大创造力，发明了不少新的捕鼠器具、方法，其中市民张善瑞发明的“木猫”，3天便捕鼠20多只。[14]东北群众更是创造了70多种捕鼠方法，仅仅1949年就捕鼠达1645万多只，而1948年、1947年的捕鼠数量分别只有142万余只、2万余只。1950年8月，毛澤东在给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中便号召广大医药卫生防疫工作者“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3]P182-183，明确强调了“人民卫生工作”这一鲜明定位。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和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3月5日，他审阅聂荣臻、粟裕当天关于美机到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的报告后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13]P51511月26日，他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中又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3]P628。随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全国人民一起行动起来反对美国细菌战、“除四害”等，大大改善了城乡环境卫生，清除了瘟疫滋生的土壤。他对人民群众关怀和挚爱，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号召热烈拥护和响应，在党的领导下打响了消灭霍乱、鼠疫、肺结核、血吸虫病等的人民战争。人民群众在战胜瘟疫斗争中展现出的力量和智慧生动诠释，抗疫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群众不仅是卫生防疫事业的最重要服务对象，也是推动卫生防疫事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和强大力量，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

毛泽东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大力发展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是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伟大振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53年12月上旬，他在听取贺诚等汇报时谈了对卫生工作的意见：集体领导必须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5]P2051957年10月13日，他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时指出，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民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6]P2281958年7月1日，他在为《七律二首·送瘟神》所写的后记中说：“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6]P381就是一次次提醒全党，只有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真正把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搞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

当发现卫生防疫工作忽视群众、脱离群众，甚至有些问题危害人民利益时，毛泽东是毫不客气的。1964年6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一行时，他在谈话中对中国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说，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的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15]P367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严重存在的背离我党初心、脱离人民群众、脱离中国实际、助长特殊之风等问题，也是给整个卫生防疫战线的一个警醒。8月10日，他阅中共卫生部党组7月29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时又进一步批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5]P3831965年6月26日，他又批评了医疗卫生界专注于在学术上有价值、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却忽视普通群众需求的脱离群众做法：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深、难的疾病研究上，对于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15]P5058月30日，他给在庐山为自己做过保健工作的钟学坤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15]P525反对特权，情系人民，从这些讲话、批示、题词中可以感受到他对特权问题的极度不满、消除特权现象的决心和对党的根本宗旨的再三强调，就是一再提醒卫生防疫工作者不能淡化更不能抹杀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人民性。这也启示我们，只有时刻牢记和自觉凸显人民性，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牢记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永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人民卫生为人民，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科学性：高度重视中医药作用，要求团结中西医，坚持中西医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新医学

由于多方面原因，解放前的较长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中医药不仅被轻视、污名化，甚至有人公开呼吁取消中医。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非常重视中医药，而且积极推动中西医结合。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9]P65由于当时敌人“围剿”等原因，根据地缺医少药，他对红军医疗卫生工作负责人之一傅连暲说：“目前红军医院十分困难，要中西医都用，连民间土方也要研究，不要看不起。中西医合作，洋医生要和土医生合作。”[16]P111在他的关心下，1932年在福建省长汀县创办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专门设立了中医课程，并且编有《中医方剂讲义》等教材。1940年11月，他在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周年大会时进一步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7]P141944年4月，他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18]P221的思想。1944年5月24日，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2]P1541945年3月，他推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第一家中西医合作的机构——中西医药研究会。这些都对我们党领导下的卫生防疫事业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正是在毛泽东影响和推动下，我们党在解放前对发展中医药、推动中西医结合一直坚持得比较好，并取得了很好效果。

由于某些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中医药曾在很多医院被排斥，就连一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具体做法也轻视、排斥甚至打压中医药。而毛泽东在指导、推动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多次批评轻视中医药的错误思想和做法，而且强调要重视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并推动团结中西医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坚持的四大原则之一。1950年8月，他给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3]P182-183在他的指导下，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在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口号，团结中西医成为一项重要原则。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不论中医西医，都应该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团结合作，并进行改造。中西医的团结合作，不只是目前群众卫生工作所必需，而且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19]1951年5月，卫生部发出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但是，这一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某些部门甚至对中医药采取了不少不适当甚至错误的限制措施，严重影响甚至是打压了中医药发展。如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52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就是通过一些脱离实际甚至苛刻的要求、规定，导致绝大部分中医师无法通过试题内容很多是西医知识且比较复杂的资格考试;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竟然没有认真考虑中医药作用，甚至吃中药不能报销;大医院不欢迎甚至拒绝吸收中医来工作，中华医学会也不吸收中医会员;医学类高校不讲授中医药课程，中医进修学校竟然主要讲授西医诊疗技术，甚至鼓动中医改学西医;中药的产供销不仅无人管理，就连不少深受群众欢迎而且疗效好的中成药也被盲目取缔;有人甚至公开发文称中医是应被消灭的“封建医”……中医药发展一度陷入“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关键时刻，是毛泽东站出来挽救了中医药，并通过一次次强调推动中医药走出低谷，实现大发展。

在推动中医药发展的同时，毛泽东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团结，这也进一步凸显出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科学性。1953年12月上旬，他在听取贺诚等汇报时谈了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但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5]P205并进一步强调，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5]P2061954年4月21日，他审阅修改党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5]P236由此可见，他不但强调了对待中医药的问题事关全国人民的幸福，而且凸显了中医药的科学性、预防作用，并确立了发展中医药要坚持去粗取精的科学态度。1954年6月5日，他在与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发展中医问题时再次强调：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并进一步批评指出，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5]P245在他的批评和推动下，《中医杂志》中文版在1955年1月创刊，商业部在1955年3月成立中国药材公司，卫生部先后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等，纠正了以前对待中医药的不公平甚至错误举措，并推出一些发展中医药、推动中西医结合的举措，大环境逐步好转。

1955年4月15日，在杭州期间，他先是派汪东兴到朱琏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5]P364晚上，他在刘庄同朱琏谈中医问题时又进一步强调，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5]P365强调了要大力发展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要相信中医是前途光明的科学，要有自信。同时又进一步强调中医决不能固步自封，只有中西医结合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医。后来，在他的推动下，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也正式开学，76名有经验的西医开始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并且，卫生部后来又连续举办了多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特别是随着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的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中医药工作有了比较大的改观和发展，大多数中医得到了工作上的适当安排，很多中医参加了基层卫生机构和医院的工作。医学类高校和一些高校的医学专业也开始讲授中医药课程，不少省市成立了中医学院和中医专门学校，中医中药的研究工作、采集中医验方秘方的工作等也开始推进。特别是随着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开展，中医药对于很多疾病的疗效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承认，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中医药的重要价值和重大作用。

毛泽东深知发展中医药事业、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难度，因此，他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是持续的。1958年10月11日，他阅中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后的批示中强调：“尚昆同志：此件很好。……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两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6]P46211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总结报告的批示，在这个批示里面再一次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并且着重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20]

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审阅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并批示：“送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照发。”[6]P575这篇社论开篇就指出：“党的中医政策是党在我国卫生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由于卫生行政领导部门过去在一个时期内没有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卫生工作曾经一度受到很大的损失。”然后进一步强调：“采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例如流行性乙型脑炎、痢疾、急性阑尾炎、关节炎、神经痛、烧伤、骨折、脱臼以及很多种皮肤病等，都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于高血压病、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变、慢性肾脏炎、再生不良性贫血等，用中医的方法也有一定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继续深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使每一个医药卫生工作者，特别是每一个卫生行政干部，对于这个政策都有正确的、明确的认识，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医有很大的数量，他们虽然多数没有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但是他们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他们也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醫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最后特别指出：“凡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医，应该尽可能学习一些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药理学等现代医学基础知识;西医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现代医学今天已经掌握的科学知识的范围，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20]党中央批示的发布，再加上这篇颇有分量的社论，全国再次掀起推动中医药发展的热潮，特别是卫生防疫战线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再强调，新中国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医务工作者，而且坚持中西医结合也成为卫生防疫工作中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并大大提高了防治疾病的效率。

毛泽东要求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要互相学习，中医也要学习西医，是为了更好地独立自主发展我国的医药事业，为卫生防疫事业提供坚强保障。1956年8月24日，他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讲到为什么要让西医学习中医时指出：“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4]P78-79。“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4]P81学习国外的东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先学西医然后在学习中医是为了独立自主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新医学，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思想，就是要既保留中医药的特点、优势，又要学习、借鉴西医的长处，创造出超越传统中医和西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新医学乃至新医药学。这是他给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提出的新命题、新任务，只是直到今天仍没有回答好、完成好。

毛泽东如此重视并多次亲自指导中医药事业发展，是因为他深知轻视、歧视、排斥甚至消灭中医的思想在某些人那里根深蒂固。他不仅多次毫不客气地批评卫生部领导，甚至严厉批评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认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就是希望新中国一定要发展好中医药事业，要走好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但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后，问题出现了反复，直到今天仍有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这也启示我们，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想，进一步采取切实有力的举措推动中医药发展，坚持走好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进一步增强中医药的科学性，警惕有人打着中西医结合的旗号边缘化中医药，牢记坚持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独立自主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新医学并走向世界，在抗击重大疫情中注重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才能在新时代真正迎来中医药事业的伟大复兴。

四、普及性：坚持预防为主，凸显公益性，大力推进全国性卫生防疫体系、制度建设，让卫生防疫的阳光照耀新中国的所有地方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除了东北等少数地方外，我国绝大部分地方乃至中央的防疫体系都还没有来得及普遍建立起来，导致一些疫情初期没有及时发现，刚开始发现时又面临应对经验不足等问题。但在以华北抗疫斗争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察哈尔省、北京市等多个省区市的卫生防疫体系快速建立并加快完善，且在较短时期内建立了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制度。在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毛泽东把卫生防疫事业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建设紧密结合，指导确立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必须坚持的四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特别坚持对疾病防患于未然的预防为主原则，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切实加大卫生防疫工作在全国的普及力度，始终凸显公益性，逐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惠及全民的卫生防疫体制。

华北鼠疫的爆发、蔓延大大推动了相关地方乃至中央防疫体系的建立，华北抗击鼠疫斗争胜利后，大部分防疫机构得以保留，尤其是基层卫生小组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重要基础。不仅各级防疫组织保留了下来，而且卫生防疫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全国逐渐建立起来并覆盖全民，而且也覆盖了全军。卫生部下发的《关于一九五○年医政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县卫生院要把负担全县防疫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且，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和整个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也紧密结合起来。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在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口号，会议明确提出了在全国普及卫生防疫组织的任务，做出的《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要求城市的每个街道和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一个医疗卫生机构，提出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在正确思想和原则指导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组织建设全面展开。到1950年底，全国已经有88个专业防疫队，共有防疫人员1100人;另有鼠疫防疫队12个，防疫人员1400人;还有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1600人。1953年1月，政务院第167次政务会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1954年10月，卫生部颁布《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不仅明确了各级卫生防疫站的任务，而且工作内容也拓展到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以及传染病控制等领域。随着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卫生防疫站，卫生部领导下的省、市、县三级卫生防疫机构形成体系，逐步实现了全国全民覆盖。以河北省为例，至1956年全省已建各级卫生防疫站140个，共有防疫人员1939人。[21]P148并且，“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又进一步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落实和农村卫生防疫体系建设。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这些巨大进步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普及性，凸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在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和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是一大特色，这也使得卫生防疫事业的公益性得以凸显，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旧中国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医院以追逐利益为目的，医院、医生一般只对有力就医的病人加以治疗。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在抗击一系列疫情的过程中，就摒弃了以治疗为本的思路，开始推行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卫生部1950年10月发布的《种痘暂行办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一律免费普遍种痘。1952年3月17日，毛泽东在阅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党组书记刘澜涛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给周恩来总理批示：“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3]P521至1952年上半年，已种痘5.12亿人次，“占当时全国总人口80%以上”[22]P101。随着以免费普遍种痘为代表的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全面展开，对全民进行进行霍乱、伤寒、流行性脑膜炎等疫苗的预防接种，大大减少了疾病和瘟疫的发生。到1952年底，新中国基本上控制了霍乱、鼠疫、性病等传染病，有效地治疗了肺结核等以往死亡率很高的疾病。[23]P150特别是全面推广“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经验，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一大亮点。

毛泽东号召发起的全国性爱国卫生运动，是对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普及型的生动诠释。1958年1月3日，他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6]P2723月4日，他阅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1月29日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报告，对报告提出的做法非常认可，批示：“吴冷西同志：此件可发表，广播”[6]P307。1960年3月16日，他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特别要求“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7]P345。正是通过他的持续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从根本上铲除了疾病特别是瘟疫滋生的土壤，大大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再加上他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7]P345，要求把卫生防疫工作与发展体育运动等很好结合起来，并在1952年6月10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工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3]P563，强调卫生防疫的更高目的是追求人民健康，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着卫生防疫事业融入到整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实现移风易俗、改造世界。

毛泽东推动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惠及全民的同时，还一再强调坚持公益性，号召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要技术上精益求精。1939年12月21日，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就指出：“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10]P660解放后，他更是多次号召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技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要加强学习。并且，他还批评有些医院和医生把行医当作赚钱的言行，强调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卫生防疫事业必须坚持和凸顯公益性等。就是号召卫生防疫战线要认真学习白求恩“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启示我们，卫生防疫事业要永远坚持公益性、强化普及性，决不能掉到钱眼里，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要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技术，以过硬本领为人民服务，为全国人民服好务。

五、公平性：推动卫生防疫工作重心向农村倾斜，努力改变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千方百计保护农民健康

革命战争年代，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毛泽东非常重视做好农民工作、维护农民权益。在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中，毛泽东非常注重的公平性主要就是针对农民而言的，他认为抓好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后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P310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2]P1078这种重视抓好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千方百计保护农民健康的思想，既是他对农民深厚感情的体现，也是毛澤东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卫生体制借鉴苏联，虽然比解放前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出现了城乡医疗水平差距过大等问题。城市占据了国家绝大部分的卫生资源，而广大农村地区却只有少量的卫生资源，再加上当时的卫生资源很有限，导致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一度很突出。毛泽东看到这些问题，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也是他不允许继续下去的。他决定通过努力来改变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一定要让广大农民和城里人平等地享受到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温暖，这就是他追求的公平性。因此就有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对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产生了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巨大影响。1965年6月26日，他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并进一步指出，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15]P505在此基础上，他明确要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15]P506这些话振聋发聩、温暖民心、振奋人心、。8月15日，他同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谈话时又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15]P521正是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并持续推动，终于使得“为什么人”这个重要问题开始真正受到卫生防疫领域的高度重视和大力解决，不少医院开始临时组建医疗队下乡巡诊，包括不少著名专家在内的大批卫生工作者纷纷下乡，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深入到村里、农民家中甚至田间地头为农民诊治。同时，来自城市的专家开始手把手地对农村卫生人员进行培训、辅导，提高他们的医术和能力。这时候，全国也普遍开展普及农村卫生防疫工作，中央到地方都大力扶持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建立卫生院，并对农村里有一定文化基础、政治素质过硬的青年进行医学方面的培训。培训出来的这些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卫生服务的主要力量，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甚至经常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诊治的、半医半农的“赤脚医生”便应运而生。

1968年9月上旬，毛泽东审阅修改姚文元9月3日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4]P194后来，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8年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这篇调查报告，“赤脚医生”从此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并且，在人民公社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全国普遍在大队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卫生室的主力就是“赤脚医生”。1974年5月，作为中国上百万名“赤脚医生”的代表，上海郊区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的王桂珍出席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到1975年底，全国农村已经有150多万名“赤脚医生”，390多万名卫生员、接生员。这样，农民一般生病就不用像以前那样到公社甚至县城去看病了，并且基本上不花什么钱，自然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甚至得到联合国的赞誉。

除了“赤脚医生”，毛泽东推动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也深受农民欢迎。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最早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山东、山西、河南、湖北等省开始的，是以联合保健站、联合诊所等形式出现。1959年11月，在山西省稷县召开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上，卫生部专门介绍了合作医疗的做法和经验。特别是1966年8月10日，被誉为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24]的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正式成立，其实行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24]由于成功解决了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和确保健康的问题，农民纷纷自愿报名参加合作医疗。1968年11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而写的编者按。[4]P194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的这两份材料，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结合“赤脚医生”的经验很快全国推广。1976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绝大部分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受益，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25]。

毛泽东时刻牵挂农民的健康幸福，一次次亲自推动农村的卫生防疫事业发展，使得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卫生防疫问题的典范，也使得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无比热爱毛主席、共产党。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有段时期，我国忽视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再度出现。这也启示我们，只有解决好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卫生防疫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努力让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都真正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卫生健康服务，过上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普及性、公平性，五大方面紧密联系成一个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其中，政治性是最根本的，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是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根本保障，没有了政治性，其他一切特性、方面都无从谈起;人民性是最鲜明的，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我国的国体，永远写在我们的旗帜上，要求党领导的卫生防疫事业必须始终坚持公益性;科学性是最基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在卫生防疫领域的重要体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坚强保障;普及性是最关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确保人民卫生为人民的关键环节，展现出正确路线和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公平性是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和最重要出发点、落脚点，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不懈的价值追求。五大方面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筑了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理论大厦，历久弥新，是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应该永远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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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Contents and Enlighten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on Epidemic Prevention

ZHU Ji-dong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and Ideological Build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In developing the cau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that is related to the peoples life and health，Comrade Mao Zedong firs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and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au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and demanded the whole Party to fully recognize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cau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meanwhile，he emphasized the people orientation of the cau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adhering to the mass line，stresse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cau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asking for the un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embodied the popularity of the cau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building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and realized the fairness of the cau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by promot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to the rural areas，and thus gradually formed Mao Zedong thought on epidemic prevention，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utually integrated，indivisible five features，namely，the political nature，people orientation，scientific nature，popularity and fairness.Today，to deeply study Mao Zedong thought on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and a value of the times.

Key words：Mao Zedong;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political nature;people orientation;scientific nature

（责任编辑：邱 明）

[收稿日期]2020-02-28

[作者简介]朱继东（1975—），男，山东东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等。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權、管理权研究”（立项批准号：2015MZD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