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界小说的兴起及其对女性文人小说创作的影响

2020-05-06杜敏

青年文学家 2020年9期

关键词：女权

摘要：近代有不少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女权、女学，但由于绝大多数民间中下层的妇女仍然缺乏阅读能力，使得启蒙思想家很多进步的主张无法向普通妇女渗透。于是启蒙思想家开始大力创作女界小说，利用女界小说的通俗性来向妇女大众灌输新知识、新观点。女界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但也很快被书商及文人利用，使其从宣传女权、女学滑落到恶性窥探女学、女子社会中黑暗面的小说。女界小说虽然堕落了，但实际上它也完成了它最大的一个历史功能，便是引领女性文人走上了新小说创作的道路，还产生了王妙如女士的《女狱花》与邵振华女士的《侠义佳人》这两部女界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表现出女性小说家试图解决时代问题的真诚的努力。

关键词：近代文学;近代女性文人;女界小说;女权

作者簡介：杜敏（1984.2-），女，广东潮州人，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9-0-03

数千年来，中国妇女深受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摧残，被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所压迫，过着没有尊严与地位的生活而不自知。她们处处都无法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依附、社会上无地位，婚姻上不自主，也没有接受文化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享有权利，只是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取前此二千余年的妇女生活，倒卷而缫演之，如登刀山，愈登而刀愈尖，如扫落叶，愈扫而堆愈厚，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极了！‘蔑以加矣了！不能不回头了！[1]”

好在，在“登峰造极”之时，随着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中国女权思想也开始逐步形成，近代中国妇女开始觉醒并开始进行近代女界革命。近代中国最早初具男女平等思想的文章是19世纪末期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认为：“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人之男身，既知天与人权所在而求与闻国政，亦何抑女子攘其权哉，女子亦何听男子独擅其权而不任其天职哉[2]”。康有为提倡“天赋人权”，其观念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女权思想。据夏晓虹教授考证，第一份在晚清女权发生影响的文本，是在1900年6月出版的《清议报》译载的日本石川半山的《论女权之渐盛》，这篇文章使得“女权”一词首次进入了国人视野[3]。而对中国女权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马君武。马君武于1902至1903年间译介了斯宾塞和约翰·穆勒的女权学说，尤其是斯宾塞的《女权篇》流布颇广、影响很大，成为启蒙妇女的航标。1903 年，金天翮发表了《女界钟》，敲响了中国本土的女界“警钟”，这是近代中国本土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书中作者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斯宾塞的《女权篇》和金天翮的《女界钟》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审视性别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推进了女界觉醒独立的进程。在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女权成为了当时社会上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女界革命一直大张旗鼓地进行，除了最重要的兴女学、反缠足的宣传与活动外，还有许多开明人士通过兴办女学堂、创办妇女期刊、撰写宣传文字、召开演讲会、组织女性社团等管道启蒙女性与下层民众，极大地启发了进步妇女。在女界革命的冲击下，部分被禁锢多年的中国知识女性率先觉醒，她们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女界革命中，极大地释放了她们的聪明才智，成为了重要的启蒙力量。她们与男性启蒙家一样，开办女学堂、创办刊物，创作了大量的启蒙檄文，宣传男女平权、劝导女子独立自强等多方面内容。当时比较有名的由女性创办的进步期刊有《天义报》。《天义报》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之初便明确打出了“女界革命”的旗号：“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名曰《天义报》”[4]。当时比较有名的女性创作的战斗檄文有何震的《女子宣布书》、《女子解放问题》，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吴孟班的《拟上海女学会说》，吴弱男的《告幼年诸姊妹》，炼石（燕斌）的《女权平议》，吕碧城的《女子宜急结团体论》、《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莫雄飞的《女中华》，鹃红的《哀女界》等等，这些文章代表了觉醒的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战斗宣言。

但是，由于当时绝大多数民间中下层的妇女仍然缺乏阅读能力，她们既不习惯也没有兴趣去阅读晦涩的政论文、战斗檄文，因此很多宣传女权的檄文只能在上层社会和女性知识群体之内流传，尽管很多进步的主张是针对底层妇女提出的，但提出者却往往有的无矢，其主张无法向底层妇女渗透，也很难得到回应。于是启蒙思想家同时也开始利用小说来向妇女灌输新知识、新观点。在各种各样的小说类型中，有一种试图以女界为表诉对象，对女界予以某种思想的启蒙与灌输、多是以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女子世界”的某种变化的小说作品，被统称为女界小说。女界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正如上文所说，由于小说具有通俗性，因此更可以在不太识字的下层老百姓和妇女中起到很好的宣传与启蒙作用。狄葆贤就认为，“着小说之目的，惟在开导妇女与粗人而已”[5]。陶祐曾把新小说的读者分为六类：官场中人、维新党、历史学家、实业家、词章家、妇女们。他认为小说的创作应该顾及到不同的读者的需要，比如创作出通俗易懂的作品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也指出，“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6]。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也号召为启蒙女子而创作小说：“而小说改良后，曾无一册合普通女子之心理，使一新耳目，足涤其旧染之污，以渐赴于文明之域者，则操觚者殊当自愧矣，余谓今后著作家所当留意专出女子观览之小说”[7]。小说家也以开导女性、提倡女权为己任，思绮斋在其小说《女子权》第一回中，便借人物之口说：“编小说的深慨中国二百兆妇女久屈于男子专制之下，极盼望他能自振拔，渐渐的脱了男子羁勒，进于自由地步。纵明知这事难于登天，不能于吾身亲见，然奢望所存，姑设一理想的境界，以为我国二百兆女同胞导其先路，也未始不是小说家应尽的义务”[8]。而女性民众也对通过阅读女界小说以增长见识、移风易俗的做法表示肯定，如王妙如就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如此表达对小说的欢迎：“妹妹近日看世界大势，移风易俗莫妙于小说。世界上的人，或有不看正书，决无有不看小说的。因正书中深文曲笔，学问稍浅的人决不能看，即使看了亦是恹恹闷倦，惟小说中句句白话，无人不懂，且又具着嬉笑怒骂各种声口，最能令人解颐。不知不觉，将性质改变起来”[9]。当然，小说家不仅仅为了启蒙女性而创作女界小说，女界小说也并不仅仅只是创作给女性看，实际上，女界小说也因其可以很好地体现小说家的政治立场和对妇女问题的态度而受到小说家的青睐。

最初的女界小说是模仿传记的创作。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传记《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此类传记的创作是为了传播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激发女性爱国热情和国家责任意识，但也在无意中影响了小说的创作。西方女豪杰传记对当时小说家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有了传记作为模版，女界小说纷纷以极富煽动性的语言去描写救国女杰的形象。一开始，女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偏向于外国女性，如法国的罗兰夫人、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英国医药护理先驱南丁格尔等人成为了各类小说中的主人公。陈撷芬在《女学报》上拟连载的小说《世界十女杰演义》便是以外国女性为主人公的。陈撷芬在《世界十女杰演义·西方美人》的篇名下写道：“我今年看见了一部书，是译他们西国的，名字叫《世界十女杰》，是说的各国女豪杰的事迹，有的姊妹想也看见过，但是不看见的人多得很，并且有年纪小的不能看那深奥的文法，所以我将这十个女豪杰的事，编做白话，既可以与诸位姊妹消消闷，又可以晓得我们女子中的人物，倘然看得合式就可以学他也做一个女豪杰出来，岂不是件有益的事么，姊妹们以为是否”[10]。但可惜的是，由于《女学报》的停刊，《世界十女杰演义》仅载一期。影响比较大的描写外国女豪杰的女界小说是《东欧女豪杰》。《东欧女豪杰》连载于《新小说》上，作者署名为“岭南羽衣女士”（罗普），该小说描写了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以身殉国的事迹，小说发表后广受好评。随后，文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的女子，开启了“重新发现古代救国女豪杰”的风潮，各类杂志报刊开始挖掘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红线女等传统女英雄的现代意义，她们作为女性的楷模被不断地书写和宣传。但或许是因为大众已经对这些人物耳熟能详，因此文人们更多地是在各类演讲文章、论说文章中提及这各位女豪杰，写入小说的大致有陈蝶仙《花木兰传奇》、毋我《秦良玉别传》、佚名《秦良玉遗事》等等。同时，小说家们也开始将眼光投射到现代中国女性的身上。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质问：“你看法兰西革命，不有那位罗兰夫人吗？俄罗斯虚无党的女杰，不是那位苏菲尼亚吗？就是中国从前，也有那木兰从军，秦良玉杀贼，都是女人所干的事业，为何今日女子就不能这样呢？[11]”而近代比较有名的以中国女性为主人公的女界小说有汤颐琐的《黄绣球》、静观子的《六月霜》、南武静观自得斋主人的《中国之女铜像》、思绮斋的《女子权》等等。在这类小说中，中国妇女承载起男性的救亡期待，小说家们期望通过运动以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社会改革，以男子难，而以妇女易。妇女一变，而全国皆变矣”[12]。1904春，中国历史上由女性小说家创作的第一本女界长篇小说诞生了，是王妙如的《女狱花》（又名《红闺泪》、《闺阁豪杰谈》）[13]。

但女界小说似乎在“正道”上没走多久，就从宣传政治、女权、女学滑落到恶性窥探女学、女子社会中黑暗面的小说。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由于旧规则的解体而新规则尚未健全，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启蒙思想家对女权的提倡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导致了一些卑劣行径得以用“女权”的名义得以施行。正如小说中人物玛利侬所言：“自由呀，自由呀，天下古今多少的罪恶，都是借你自由的招牌，妄作妄为的呀”[14]。又如何震所说：“然中国今日之女子，亦有醉心自由平等，不受礼法约束者。就表面观之，其解放似由于主动。不知彼等之女子，外托自由平等之名，阴为纵欲肆情之计”[15]。第二个原因是与梁启超的功利性小说创作观的缺陷紧密相关。梁启超等启蒙家在小说界革命当中，过分强调革新小说主题的重要性，将小说视为“载道”的工具，而忽视了小说的文学特性。梁启超在说到自己的小说作品《新中国未来记》时都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犊，毫无趣味，知无以承读者之望矣”[16]。在1904年出版的《女狱花序》中，俞佩兰也对此种议论性过强的小说提出批评：“近时之小说，思想可谓有进步矣，然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题材，文人学士鄙之夷之。且讲女权、女学之小说，亦有硕果晨星之叹甚矣。作小说之难也，作女界小说之尤难也。”[17]1905年，也有有识之士对梁氏的小说功利观提出异议：“小说之能开通风气者，有绝不可少之原质二：其一曰有味，其一曰有益。有味而无益，则小说自小说耳，于开通风气只说无与也;有益而无味，开通风气心固可敬矣，而后始得谓之与社会有关系之小说”[18]。功利性小说的“无味”，使得“小说界革命”难以持久，因而“无味”的女界小说的创作也必将难以持久，“作小说之难也，作女界小说之尤难也”[19]，女界小说最终与“小说界革命”的理论主张渐行渐远。再加上小说进入市场以及稿酬制度的固定化，小说变成一种消费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小说家们开始在创作上求新求变以迎合大众读者趣味。小说再次变为“消闲之书”。女界小说在这样的风气下，渐渐地也开始披着启蒙的外衣娱乐大众。一开始是小说家中的保守分子对女界发展中存在的弊端的质疑和揭露，随后演变为对女界的恶意攻击和诋毁，如《最近女界鬼蜮记》、《最近女界现形记》、《女界烂污史》等等。这些书是女界小说中的糟粕，书中所振振有词的关于启蒙女界的目的沦为了一种噱头。面对小说界的堕落，梁启超不无痛心地说：“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近十年来，社会缝隙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20]”

女界小说虽然堕落了，但实际上它也完成了它最大的一个历史功能，便是引领女性文人在小说界革命后开始重视小说的创作。如前文所说，女界小说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导女性读者群体，“随着报纸发行量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了作者……读者将随时成为作者”[21]。终于，女性小说家也开始持笔创作女界小说，在小说界革命后，女性小说家在进行创作之初，最先选择了女界小说这一主题的小说来小试牛刀，这并非仅仅是一个巧合，这与当时的学堂、报刊、书籍对女性力量、女权的宣传不无关系，与小说界革命、女界革命的号召更是关系紧密。若之前小说被认为是“小道”与边缘化文体的话，小说界革命以及女界小说的兴盛无疑赋予了女性进行小说创作的合法性。如《侠义佳人》邵振华女士便认为，若无法著书立论，用小说体来唤醒大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者不敏，不能著书立论，唤醒吾女子脱离黑暗，同进文明，以享吾女子固有之权，故聊为小说体，录以平日所见所闻，复参以己见，错杂成篇。虽不足供大雅一笑，而私心则窃愿吾女子睹黑暗而思文明，观强暴而思自振，庶几近之矣。此《侠义佳人》之所以作也”[22]。而女性创作女界小说，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能明确确认为女性小说家创作的“女界小说”主要有《世界十女界演义》、《女狱花》、《侠义佳人》、《姊妹花》。这些创作的背后，是女小说家对于女性群体发展方向的思考以及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争取。其中尤以王妙如的《女狱花》与邵振华的《侠义佳人》最具代表性。这两部小说都能通过作者自己的角度，利用主人公的演说或者辩论，进行了大量的关于女性权利、女子教育、女子自养的探讨，审视了女性的内心世界以及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传达对女界生存现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和思考，表现出这两位小说家试图解决时代问题的真诚的努力。她们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不再满足于传统女性的性别身份角色，她们希望能够靠自己的才能自立自養以实现两性的真正平等，这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摆脱依附地位、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一步。难能可贵的是，《女狱花》和《侠义佳人》这两部由女性创作的女界小说，既能够牢牢把握思想启蒙上的意义，又能凭借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赢得了读者的喜爱，真正做到溶“消闲娱乐”与“立意高尚”于一体。

注释：

[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P221.

[2]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P101.

[3]夏晓虹，《从男女平等到女权意识——晚清的妇女思潮》，《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四期.

[4]何震，《简章、宗旨和命名》，《天义报》第一号，1907年6.

[5]《小说丛话》，《新小说》第七号1903年.

[6]别士，《小说原理》，载于《绣像小说》，1903 年，第 3 期，第 1-4 页.

[7]觉我，《余之小说观》，载于《小说林》，1908 年第 9-10 期，第 1-15 页.

[8]思绮斋，《女子权》第一回，《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P7.

[9]王妙如，《女狱花》第十二回，《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P758.

[10]楚男女子，《世界十女杰演义·西方美人》，载于《女学报》第四期，1903 年 11 月.

[11]陈天华，《警世钟》，《中华百年经典散文·精神家园卷》，张胜友、蒋和欣主编，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