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漂洋过海到侨居国谋生存的華人们对于西方强势文化而言无疑是个弱势群体。在《扶桑》中，严歌苓通过对一代东方名妓扶桑经历的书写，对当时在侨居国的华人们艰难生存的困境作了重现，为读者们展示了弱者与困境抗争时所选择的不同的生存之道，以及弱者在面临无可摆脱的困境之时迸发的生命力量。

关键词：弱者;困境;生存之道

作者简介：宋容（1994.8-），女，壮族，广西梧州人，广西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9-0-02

严歌苓在《扶桑》中沿用了她一贯的文笔，故事情节不紧不慢，叙述方式时疾时舒，像拉家常又像诉衷肠，让人回味无穷。在她的笔下，即便是鱼龙混杂的唐人街，也自有风情万种，而其中最具东方情调的，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儿“痴”的中国名妓——扶桑的形象。与严歌苓笔下的其他女性形象相似，扶桑有着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的美德——宽容、忍耐、顺从。从在婆家日夜黾勉劳作等待淘金出海的丈夫归来，被连哄带骗拐上远渡重洋的船去寻夫，到旧金山后被几次转手卖作一名风尘女子并在此后与两名男子发生情感上的联系，至最后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国，小说中故事具体展开的时间跨度虽仅有五六年，但跌宕起伏，充满了浓艳而悲哀的情调。

表面上看，《扶桑》阐述的可能只是一名东方妓女在美国短暂的情史，但“作者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淡化扶桑作为个体的妓女的色彩，而不断强化其所具有的类群、类属的特征。”[1]因此如果仅仅从情色方面去进行审视扶桑个人，我们就不可能懂得，严歌苓其实是藉由名妓扶桑的故事，重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旧金山淘金热中在西方世界强势文化裹挟下、来自东方的弱势文化群体充满血泪的生存图景。正如作者在序文中所写——“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的秘径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与其说《扶桑》构建的是扶桑的个人传奇，倒不如说这部小说展示了人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夹缝中生存时无可摆脱的弱势本相以及弱者在面临无可摆脱的困境之时选择的不同生存之道。

一、华籍劳工：无原则的沉默与忍耐

严歌苓以淘金热潮过后西方人对黄种人劳工的迫害为背景，建构起她的叙述语境。她创造了一个叙事者的身份，因而得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生活在西方的东方底层群众的生活状态。如果对这些在美国旧金山沉默忍耐的黄面孔的生存困境加以透视，可将其分为物质困境和文化困境。“一个民族的物质困境是对整个民族生存的威胁，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困境则是无法释怀的焦虑。”[2]囊中无物、令人难堪的物质困境是他们面临的首要困境，而遭人排斥、误解的文化困境却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最大困境。小说中，叙事者将西方强势文化对弱者的迫害进行了群体性的展示。来自东方的文化和生命形式始终无法获得西方道德文明的接纳与认同，在意识到这个外来群体是来和自己“争夺资源”时，白人对黄面孔劳工的排斥逐渐由言语上的声讨变成了实际性的驱逐与迫害。

对生存的渴望是华籍劳工的精神内核，也是他们茁壮顽强的生命力的来源。动物的求生本能使得他们长着动物般的温顺面目，因此“这些捧出自己任人去吸血的东西。他们安静地忍耐，让非人的生存环境、让低廉到践踏人的尊严的工资合理了。”[3]作为西方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被白种工人称为“黄色工蚁”的矮小劳工们每日在天不亮便早起劳作，每小时八十分、工资仅次于零的待遇也能让他们受宠若惊。他们就这样，以非人的耐力和谦卑，忍气吞声地化解了刚踏上新大陆、迈进新文化中的不适。他们并不是没有体察到自己的低廉与被轻贱，也尝设想逃离或放弃，但结果总是“把手搁到相互的肩上，压一压，说忍忍吧。”[4]纵观众多文学作品中的弱者形象，不管是敢怒不敢言还是麻木愚钝，忍是最省事省力的生存法则，也是底层人民亘古以来应对困境的不二选择。面对无法解脱的苦难和困窘，严歌苓笔下的华工们表现出了超越善恶、忍耐谦恭的精神态度，这是弱者对苦难的咬牙吞咽和自我消化，是弱者在生存中自然得出的生存哲理。

二、扶桑：在苦难中偷欢，拒绝拯救

如果说华籍劳工是侨居国最底层的弱者，那么为东西方人群提供性服务的扶桑更可谓是弱者中的弱者。西方强势文化里的东方面孔、正经营生不屑一提的妓女、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扶桑是这三重身份的交集，受到的排斥与迫害却远不止三倍。与劳工们的煎熬忍耐不同，她的生存之道是欣然接纳苦难，并在苦难中偷欢。起初被拐上船，别的女子生病、绝食，只有扶桑无忧无虑，顶着一嘴黑色狗皮膏药渣子端起碗把粥吃得精光。过了海关称重，扶桑卖力地吊在钩子上，“像被猎来的兔那样团团缩紧腿”[5]，乖乖等人看详尽。在欲望森森的人肉市场上，扶桑没有惊惶或反抗，而是带着那“有点痴，脸上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透着超脱和公正”[6]的神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坦然、真诚，并无畏惧。从心理学来说，让人对一些名词产生恐惧的最大原因，是这些名词的概念本身，如“苦难”、“出卖肉体”、“娼妓”、“强奸”。而小说塑造的扶桑对这些名词没有概念，或者说对很多概念的理解与普世的理解不一样。“甚至，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因为你只是接收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7]羞辱和受难对她而言失去了普世的定义，扶桑，作为一名东方文化不自觉的布道者，以一种温顺、无知无觉的、平躺的姿态消解了一切施加在她身上的暴力与罪恶，消弭了她夹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困境中的尴尬与卑微，因而对于苦难，她无所畏惧，甚至有些欣然接受。格非对克尔凯郭尔关于苦难的评价做出解读：“苦难一旦发生，它就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它的钉子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把这个钉子拔去，而是接受，将它看成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部分。”[8]也许在扶桑看来，这并不是苦难，而是她宿命的一部分。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对扶桑接待嫖客的场景的描写——“像沙灘迎接海潮。没有动，静止的，却是全面的迎合。”“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本体，它盛着无论多么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9]也许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妓女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受尽屈辱、值得同情的形象，但严歌苓笔下的扶桑却无半分痛苦和无望，她反过来主持着苦难的进退，并在苦难之中寻到了欢愉。看到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扶桑才是那个控制缰绳的人。当她被愤怒的人趁着夜色拖到大街上一辆马车里强暴，暴行中她没有叫喊，没有反抗，而是“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一次次地“迎合上去，迎合在狂野和疼痛上”。“一次次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峋的礁石，无论多汹涌的海浪……”[10]扶桑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却在被人践踏摧残的过程中释放和成全了自己，仿佛凤凰经过苦痛后浴火重生，“受难不该是羞辱的， 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11]这是弱者心灵层面上全方位的自由，是对苦难的一种超越，而这种超越，不是道德说教或者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所能替代的。

在普世的眼中，弱者需要救赎，正如十二岁的男童克里斯梦想中有一位被昏暗牢笼囚禁的东方女子在吹着呜咽的洞箫等待他去营救，拯救会的人也带着自认为的公道和正义，热衷于“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妓女。然而扶桑拒绝被拯救。白人小伙克里斯对流血的扶桑说他要把她这一夜买下来，扶桑只是看着他，让他意识到她没有“成一滩不可收拾的狼藉”[12]。当她被拯救会从妓院救出，换上干干净净的白色病号服，却发觉和克里斯有了距离的时候，她跑去垃圾桶翻出了她破旧脏污的红绸衣服。囿于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推进故事，我们无从得知扶桑的心理活动，但扶桑一直用身体力行在拒绝别人出于同情对她施以的“援手”。她从克里斯的反应中知道了，那脏旧的红绸衣服和触目惊心的血污才是她令人移不开眼的魅力所在，是在为她畸形的东方瑰丽作加持，所以她拒绝拯救，拒绝干净，纵容自己依然陷在世人眼中的烂泥糟污之中。也许“弱者”也只是别人眼中定义的“弱者”，他们不需要别人自以为是的解放与拯救，一如青蛙自愿守在井中观天，弱者也有他们偏安一隅的自在天地。

小结：

小说中，严歌苓直面边缘人的人生，并不重点表现悲剧，也没有赞赏这种忍耐与接纳并存的弱者生存方式，而是对善与恶一视同仁，以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弱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行动以及每一次忍耐或反抗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她以抒情的书写，描述了弱者在异质社会所选择的不同的生存之道，表现了在文化困境中弱者的生存境况及其迸发的力量。

陈思和在《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中写道：“扶桑与……少女小渔一样，其所证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不管是忍耐还是在苦难中偷欢，弱者们都以他们的方式坚韧地生活着。他们的存在，就是对强势文化不自觉的反击。“对殖民强权而言，弱势文化所以能够在强权下顽强生存，它也是真正的强者。”[13]在小说里，弱与强的关系被文本颠覆了，一个民族糟粕、肮脏恶臭的代名词，在另一个民族那儿却成了东方的神秘、致命的诱惑。克里斯是强势文化的一个温和代表，他以为自己是将扶桑从肮脏的弱势文化中拯救出来的高高在上的英雄，实际上却是对着扶桑畸形的东方瑰丽俯首称臣的子民，而人们臆想中可怜、被压迫的妓女及其背后代表的弱势文化，此时身份却调换为强势的一方，这不能不说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噬与超越。如陈思和所言：“正如我们面对一片茫茫的沼泽大地，污泥浊水泛滥其上，群兽便溺滋润其中，枯枝败叶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烂了又新生，生长了再腐烂，昏昏默默，生生不息。扶桑就恰如大地。任人践踏，任物埋藏，它是真正的包藏万物，有容乃大。”[14]弱势文化正是以大地般的，遭人践踏却仍无怨无悔地包容万物的温润态度去迎战强势文化，尽管受尽侮辱，却生生不息——“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15]

参考文献：

[1]金琼. 谜样的扶桑与盘根错节的历史——严歌苓《扶桑》的文化意蕴[J]. 名作欣赏，2006（12）：81-85。

[2]卢丽华. “民间”烛照下的个体生存与群体乌托邦[D].南京师范大学，2005。

[3]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扶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9]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扶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陈思和.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J]. 当代文坛，2019（5）：13-19.

[14]同上。

[15]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扶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