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悰耀 陈琪

摘要：贸易冲突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从国际视角来看，国际环境、国家间地位关系和全球经济运行状况等因素对贸易冲突的形式和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历史上英美贸易战、日美贸易战冲突过程、特点和结果表明，国家间关系更对等、全球经济环境更恶劣时，贸易冲突更易激化。同时，更为激烈的贸易冲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妥协退让的策略可能会使国家利益蒙受更大损失。当前中国与美国正处于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之中，中国应在合理范围内对美国的无理行为进行反制，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消减高烈度贸易冲突带来的负面后果。

关键词：贸易冲突;国家关系;经济环境;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3-0032-07

贸易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近代以来数轮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贸易成为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20世紀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2018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8%，货物进口额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0.8%，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国际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伴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2018年年初，中美之间爆发了较为激烈的贸易冲突。此次冲突中，一方是世界政治、军事、经济霸权国，另一方是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冲突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激烈程度高、涉及领域广、波及范围大、影响深远等特点。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尚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应如何应对？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历史上两次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通过对其过程、特点和结果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期为中国当前的对外经贸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20世纪以来两次大国贸易冲突的情况回顾与比较分析

贸易冲突是伴随国际贸易产生的。20世纪初，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贸易冲突越来越频繁、激烈，尤其是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综合了复杂的经济、政治等议题，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30年代英美贸易战和从60年代演化到90年代的一系列日美贸易摩擦，是20世纪两次典型的大国贸易冲突。

1.20世纪30年代英美贸易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之间的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欧美强国普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经贸政策维护经济利益，引发了自美国“大萧条”开端的全球经济危机。②萧条中的美国在1930年通过了备受争议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打响了贸易战第一枪。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几乎将所有商品进口关税税率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涉及化学工业品、金属原材料、农产品及其原材料、生活消耗品等。美国大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都有所提升，一些产品关税税率提高幅度很大。制成工业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平均提高了5%以上，生活消耗品进口关税税率提高了10%以上，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更是提高了14%。③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保护主义倾向在长期奉行自由贸易原则的欧美国家是空前的，之后的国际贸易历史上也鲜有保护主义措施能达到相同程度。

美国大幅度提高关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表示不可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国家是来自尚处于霸权余威中的英国。英国以全面提高进口关税税率进行反制。1932年英国通过进口关税法案，该法案规定采取负面清单的形式，即除去负面清单上所列示的商品之外，全面提高其他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这一举措使近百年来几乎一直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关税税率提升了10%。此法案同时规定英国可以对某些商品特别加征最高达100%的关税。此法案出台后，英国关税水平大幅提高。1932—1933年，部分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增加到20%、33.3%，之后达到50%的水平。④

在二战之前，英国“日不落帝国”的余晖尚存，仍然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而一些海外殖民地与美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如临近美国的加拿大）。因此，除关税外，加强本土与海外殖民地的经贸联系，提高殖民地贸易壁垒也是英国重要的反制措施。1932年，英国与其他英联邦、殖民地国家在加拿大签署渥太华协定，削减英联邦国家内部贸易壁垒，提高外部国家的关税，保障英国在与自身殖民地进行贸易时的优势地位。⑤

2.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

二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根本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对抗成为国际社会互动的基本背景。出于冷战需要，美国经济上大力扶持日本，促进了日本经济全面复苏。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日本实行了“贸易立国”战略，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随后又出台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助力经济持续发展。⑥开放型经济策略实现了日本经济的腾飞，同时也加剧了日本与全球经济霸主美国的冲突。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美经济矛盾凸显，贸易摩擦频发。

日美贸易摩擦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等。二战后，日本在这些领域生产能力迅速发展，出口量激增。自1950年开始，日本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品出口国之一。从1950到1955年，日本出口至美国的棉纺织品数量激增，引发美国业界不满。在美国政策施压和贸易报复的威胁下，日本政府对棉纺织品的出口进行了自我限制。此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又先后对钢铁、彩电、汽车等商品的出口进行“自我限制”，将其出口量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⑦

除此之外，美国对日本市场的准入程度和进口关税水平也有所不满。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认为日本在通信设备领域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要求日本对国外开放市场。日本再次妥协，双方达成了日美移动电话协议，美国通信产品得以进入日本市场。⑧从70年代到90年代，日美就日本半导体市场准入问题也进行了长期的谈判磋商，美国最终迫使日本对美国开放半导体市场。⑨

3.两次贸易冲突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这两次贸易冲突有一定共性（例如冲突都发生在美国与其他经济强国之间），但其国际背景、呈现特点、解决过程都有所不同，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首先，两次冲突的特点不同。20世纪30年代英美贸易战集中程度高、烈度强、涉及范围广。英美贸易战是在较短时间内爆发的单次冲突，从1930年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到1934年美国出台贸易互惠法案调整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双方的举措大都针锋相对、环环相扣。此外，英美贸易战双方互加关税涉及的商品领域广，加征关税税率高，也都有其他手段（如增加殖民地的贸易壁垒等）对另一方进行反制。总的来看，此次贸易战是历史上烈度最高的贸易冲突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日美贸易冲突时间跨度较大、单次烈度较低、领域较为集中。日美贸易冲突从50年代末期发端，到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增长陷入低迷为止，跨度达30余年。日美贸易冲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集中在单一领域（如上文提到的纺织品、钢铁、汽车、家电等），争议不会延展到其他方面，具有在长时间内点状爆发的特点。同时，单次日美贸易冲突的烈度较小，往往经过双方谈判磋商后由日本妥协（日本自我限制出口、开放国内市场等）而结束，不存在多轮报复和激烈的关税战。

其次，两次冲突的结果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加剧、经济复苏乏力。⑩保护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衰退使各国矛盾不断加深，美国在经济全面衰退的压力下被迫调整自身经贸政策。1934年美国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B11但是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难以从根本上调和各国矛盾，一些国家开始重整军备、脱离全球化的经贸体系B12，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终酿成人类历史上的惨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贸易战双方的个体利益来讲，贸易战推动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英国则完全丧失了全球霸权的地位。

日美长期经贸摩擦的结果是以日本妥协退让的相对“失败”而告终。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政策失灵，经济增长低迷，进入长期衰退的状态。B13与此同时，苏联的解体宣告美国在全球政治军事对抗中的胜利，而日本经济的相对衰退也促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体系内的霸权，日本则逐渐无力在经贸上与美国抗衡。

最后，两次贸易冲突的国际环境也有所不同。英美贸易战出现在全球发展极不平衡、殖民主义仍占上风、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而日美贸易摩擦出现在美苏争霸、欧美和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所处国际环境的不同对贸易冲突双方的政策选择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二、不同贸易冲突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英美、日美贸易冲突特点和结果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产生差异较大的结果。本节试从国际视角出发，论述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以期给当前处于贸易战的中国提供一定参考。

1.国家间关系影响贸易冲突：政治自主与经济自主

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关系会影响贸易冲突中国家的行为。20世纪30年代强国并立，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并没有真正调和各国之间的矛盾。B14这一时期国际格局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英国霸权逐步衰落和美国经济实力不断膨胀。一战后世界商船吨位翻倍，英国的商船吨位却有所下降，海军力量也大为削弱。此外，英国因战争和债务损失了大量海外投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B15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工业产值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对外贸易额占全球的14%（超过英国的13.2%），资本输出不断扩张。B16因此，20世纪30年代英美贸易战具有崛起国与霸权国对抗的特点。日美之间长期的经贸冲突到90年代初期也呈现出相似特点。此时日本不仅在工业生产上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家总资产和资本输出方面赶上甚至超过美国。B17在经贸领域，日本已经形成对美国主导能力的挑战。

同样是大国之间带有经济地位更替性质的贸易冲突，英美贸易战和日美经贸冲突的特点和结果存在差异。从国家间关系的视角看，这是因为冲突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同。20世纪30年代，英国全球殖民体系尚未崩溃，还是名义上的世界霸主;美国虽然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然而在政治上并未取得全球主导权。同时，美国没有完全摆脱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的传统政策倾向，试图采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形式而非政治经济手段来重塑国际秩序。B18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英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是对等的，面对经济萧条，英美两国都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自主选择经贸政策，双方不断推动保护主义政策出台，从而爆发了烈度较高的贸易战，最终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然而，美日之间的关系与美英有所不同。二战之后，美日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一直保持“非对等”的主从关系。美日同盟中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对美追随”和美国通过所谓“高压政治”掌控日本。B19相比英国，面对美国时的日本缺乏自主选择经贸政策的能力，美日之间不对等的政治军事关系造成日本总是在经贸冲突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前就不得不妥协。虽然一方的妥协可以避免单次冲突激化，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妥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贸矛盾，日本不断实行出口自限并没有终止日美之间频发的贸易摩擦。

贸易冲突双方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经贸摩擦中的选择。具有自主选择经贸政策能力的国家，在贸易冲突中有机会选择对抗的策略，通过升级贸易战以求最终获胜。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自主性较弱的国家，与其强大盟友发生贸易摩擦时，则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获得政治和安全上的保护。

2.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贸易冲突：贸易战之外的选择

上文已经论述，一些国家在贸易战中可以选择激烈对抗的策略维护自身利益。除此之外，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也会影响冲突特点。

贸易壁垒的消长会引起贸易转移效应，即现有贸易额向低关稅和低壁垒地区流动。B20按照这一理论，一国单方面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会使贸易活动流向其他国家。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组成的，国际贸易主要产生于欧美强国之间。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和英国率先推行保护主义，法国、德国、荷兰等也纷纷提高关税，除日本外各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关税水平都有所提升。B21

对外投资对贸易也存在替代效应。一国的商品可以通过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方式进入海外市场，投资的增加可能替代贸易。B2220世纪30年代，面对贸易战的英国很难选择扩大对外投资。一方面，受大萧条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壁垒高筑;另一方面，一战之后英国的海外投资损失惨重，由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不具有大规模投资的能力。B23在此背景下，被卷入贸易冲突的国家难以找到其他市场转移贸易或者进行投资，互加关税成为双方无奈的选择。

二战后日本与美国产生贸易冲突时的国际环境则为双方提供了其他选择。20世纪50年代起，欧共体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全球经贸活动提供了新机遇。日本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一直与欧共体保持密切联系，在贸易中获得较大顺差，对欧投资也达到较高水平。同时，美国也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对象国。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占其海外投资的46%。B24面对冲突，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和较高的对外投资水平可以冲抵经济损失，维护经济利益，使妥协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贸易转移和替代效应为冲突双方提供了更多选择，替代选择可以将冲突限制在较低范围内，而多元选择是否存在受限于冲突发生时的国际经济环境。

三、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的情况分析

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建立起包含一整套清晰规则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B25世贸组织成员国通过此机制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磋商谈判，因此，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贸易战再未出现。但2018年年初，美国针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不断单方面升级冲突，酿成近30年来烈度罕见的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在2018年评价美国单边主义行为时指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B26中国面对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不妥协退让，在谈判无果后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两国贸易战不断升级，给两国经贸乃至全球经济运行带来了深远影响。

美国主要采取三种手段挑起并升级中美贸易争端：一是不断加征或威胁加征关税;二是针对中国一些高技术企业进行经济制裁、产品禁运;三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1.中美贸易战中的关税措施

关税措施是中美贸易战中双方使用的主要手段。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命令，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税率分别为25%、15%B27，开启了关税战。

由表1可以看出，从2018年3月到2019年9月，美国不断单方面加征关税，主动激化贸易争端。美国措施涉及商品金额已达5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对中国出口至美国几乎所有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中国运用关税手段进行反制，截至2019年6月，中国两次对进口自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分别为10%、20%与25%。B28

2.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制裁措施

美国挑起和升级贸易战的行为不仅限于关税手段，也包括对中国企业等实体的制裁。2019年5月15日，美国将中国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这意味着美方将贸易战拓展到新领域。B29被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的组织在出口、再出口或境内转运美国原产物项时会面临严格的许可证审查要求，这将对依赖于美国关键材料、部件和技术的国内企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B30不过，美国采取临时许可方式，并没有直接完全切断对华为的供应。2019年8月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华为的临时采购许可证延长90天，但仍决定把46家华为实体列入管制“实体名单”。华为公司认为，美国此举是利用打压手段来保持技术领先的地位。B31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之前，美国已对中国另一个电信产业巨头中兴公司采取过类似的制裁措施。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制裁禁运，本质是利用其产业和技术上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在某些技术方面的追赶势头。作为与关税措施同步的行动，美国的无端制裁无疑从另一个角度升级了贸易冲突。

3.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2019年8月5日，美国25年以来首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的这一举措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国际社会的共识，也不符合美国财政部自身制定的所谓汇率操纵的衡量标准。B32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直接目的是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从而减少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向美国回流，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压力。B33此举同对华为制裁禁运一样，激化了两国贸易冲突。

4.中美贸易战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当前中美贸易战呈现出与20世纪30年代英美贸易战相似的特点。美国一方面通过不断加征和威胁加征关税提高经贸冲突烈度，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制裁和金融手段等扩大经贸冲突的范围。历时13轮谈判，中美经贸磋商于2019年10月11日取得了突破，12月13日中美双方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上移除。2020年1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中美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乐观分析者认为，贸易战或将由此平息或降级。B34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部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指出，美中经济紧张的根源难以解决，更多实质性问题留在未来进行谈判。中美后续谈判依然复杂尖锐，中美经贸关系究竟出现何种长期结果还未完全明朗。但是，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冲突的烈度已经十分引人瞩目，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

上文提出的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经济环境因素可以一定程度地解释中美贸易战的特点。中美两国的关系与20世纪30年代的英美关系有相似之处，存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是不同于英美两国的文化渊源和潜在的同盟关系，中美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战略关系会使竞争更加激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将会在更多领域出现，手段也将更加强硬。另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这一国际环境也使得中美两国作为贸易大国，发生冲突时替代性选择较少，转移经济损失能力较弱。

中美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尚不明朗，但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既要规避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又要避免本国经济衰退，同时在冲突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英美贸易战、日美贸易冲突和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美国崛起后，挑起、升级与其他大国的贸易争端是其惯用手段。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盟友，美国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施压，逼迫对方在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而面对对等地位的国家，美国则通过全面对抗的方式打压对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20世纪初的大国激烈对抗、矛盾无法调和，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相对稳定;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既不同于大萧条时期的全面衰退，也不同于二战后的繁荣发展。中国应当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从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和战略机遇期的角度来审视如何应对美国挑起和升级的贸易战。

1.不畏强权打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

经验表明，面对对抗和打压，一味妥协并不能让美国停止行动，日本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在面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压力时，日本的妥协虽然避免了冲突升级带来的不良后果，但是美国仍不断挑起争端，直至日本无力在经济领域与其“竞争”。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在政治、军事、国际地位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美国不会因为中国的妥协策略而停止对中国的遏制。

因此，针对美国单方面挑起、升级贸易冲突的行为，中国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反制，不主动升级贸易战，更不能一味妥协。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不做霸权的“附庸”，用自身特色发展路径的实际成果来回应外部的质疑和有意遏制。同时，中国应当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可能是长期、复杂的过程。美国不会因为一次冲突的解决就放弃其全面遏制后发国家的立场，当前中美贸易战从贸易外溢到技术、供应链甚至意识形態的竞争，已经充分显示这一原理。因此，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有必要做好长期、全面斗争的准备。

2.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做负责任的大国

无论百年前还是如今，美国挑起贸易战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高筑壁垒，高举保护主义大旗，导致全球经济更加衰败，最终酿成惨痛的后果。而在当前，面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应当积极承担应有的国际义务，做负责任的大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与普京会谈时指出，“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注入强大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B35面对当前美国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挑战，中国应不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在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坚持互利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均衡的国际经济体系会激化对抗，而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和秩序调整可以缓和矛盾。面对霸权国家的打压或较为激烈的经贸冲突，发展伙伴关系、开拓新的市场、加强对外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贸易冲突的风险和后果。因此，中国应坚持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应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海外投资水平。一方面，通过互利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助力区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跨国经营、优势产能输出等方式平衡对外经济结构，缓解贸易冲突对经济带来的压力。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倒逼我国加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这次中美贸易战形势逼人，2018年我国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8.99%，加上经香港等地转口，占到了22.34%。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今后美国在经贸领域的打压会有增无减。因此，现在确实需要严肃思考进一步落实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现实表明，从2009年到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我国出口的比重从51.7%上升到57.7%，提高了6个百分点，这恰好是我国对美出口6.1个百分点的转移。B36随着东亚经济合作区（RCEP）初步达成协议，东亚15国（含印度）将是中国扩大出口大有希望的市场。

当前中美贸易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呈现出独有的复杂特点。我们可以预见美国的基本行为模式及可能采取的长期对抗性策略。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担负相应的国际义务，坚持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更好地化解贸易战带来的危机。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9年春季）》，2019年，第2页。

②B21保建云：《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教训》，《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

③Abraham Berglund.The Tariff Act of 1930.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30，Vol.20，No.3.

④R. Pope. The British Economy since 1914： A study in decline？. Routledge， 2013， pp. 35—36.

⑤J.E.Lattimer.The Ottawa Trade Agreements.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34，Vol.16，No.4.

⑥李远：《二战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变迁》，《经济体制改革》2005年第6期。

⑦⑧胡方：《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态——我国对日美贸易的对策与建议》，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132—135页。

⑨冯昭奎：《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与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日本研究》2018年第3期。

⑩B12C.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4—15、331—341页。

B11倪峰、侯海丽：《美国高关税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基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B13刘力臻：《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

B14王立新：《超越凡尔赛：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1921—1929）》，《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

B15B16B23刘天怡、刘元露、刘新陆：《外国近代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9—90、361、362页。

B17董建国：《略论美日贸易摩擦》，《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

B18周鑫宇：《美国外交中的本土主义：历史传统与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

B19焦世新：《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美国研究》2019年第3期。

B20赵金龙、张蕊、陈健：《中国自贸区战略的贸易创造与转移效应研究——以中国—新西兰FTA为例》，《国际经贸探索》2019年第4期。

B22王立好：《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分析》，《世界经济情况》2009年第4期。

B24梅冠群：《日本对外投资支持政策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第3期。

B25张建清：《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B26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2018年7月6日。

B27《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签署公告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09/c_1122508800.htm，2018年3月9日。

B28《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的公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5/13/content_5391208.htm，2019年5月13日。

B29《华为被美列入管制“实体名单”中方反制措施是什么？外交部回应》，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kxuB，2019年5月16日。

B30楊宇田、陈峰：《列入美国技术出口管制部门受限名单的企事业单位分析》，《情报杂志》2018年第10期。

B31《华为：反对美国商务部将另外46家华为实体列入“实体名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20/c_1124895539.htm，2019年8月20日。

B32《央行副行长：美国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完全错误》，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8/06/c_1124844852.htm，2019年8月6日。

B33喻家驹、徐晔：《美国对中国贴标“汇率操纵国”事件的目的》，《国际融资》2019年第10期。

B34《刘鹤：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大体实现了平衡、对等》，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117/c1002-31552481.html，2020年1月17日。

B35《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

B36《商务部：近10年新兴市场占中国外贸比重提升6个百分点》，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12-12/doc-iihnzahi7070724.shtml，2019年12月12日。

责任编辑：澍文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Great Powers and Relevant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u CongyaoChen Qi

Abstract：Trade conflic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status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orm and outcome of trade conflicts.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results of the Anglo-American trade war and the Japan-US trade conflicts in history， we believe that trade conflicts are more likely to intensify when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re more equal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worse. At the same time， more intense trade conflicts may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but the strategy of compromise and concession may cause greater losses to national interests. At presen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 an escalating trade conflict. China should counter the irrational behav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and at the same time bear the correspond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world，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high-intensity trade conflicts.

Key words：trade conflict; state relations; economic environm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