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庶春

(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五、孔鲋、孔腾、孔藂、孔臧与《孔丛子》的编撰

《孔丛子》前二十一篇中，三种类型行文风格的并存，源自孔鲋等四人的先后接续。在接续中，他们各自有何业绩？现分别加以考察。

先谈孔鲋。《孔丛子》前二十一篇，草创于孔鲋。当其去世前，应已粗具规模。那么，孔鲋卒于何时？孔鲋的生平事迹，见之于《诘墨第十八》至《答问第二十一》诸篇，不过，其中并未明言孔鲋何时去世。虽然如此，但孔鲋之没，仍可以就其高足叔孙通的行藏窥见。《答问第二十一》篇末载孔鲋临终所言：“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于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嘱其弟子襄回归鲁地，敬事其徒叔孙通。与之相关，《独治第十九》中，子鱼曾劝其徒叔孙通出仕，“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对于叔孙通，《史记》之《礼书》《留侯世家》《儒林列传》和《太史公自序》等均有记述，而《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最为详细。本传云：“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索隐》曰：“薛，县名，属鲁国。”“秦时以文学征”，这与《独治》所云“以法仕秦”相契合。本传又云“陈胜起山东”事发之后，叔孙通“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由此可知，叔孙通逃归乡里鲁国薛县，事在“二世元年七月”(《陈涉世家》)之后。《答问》云“归必事焉”，诚如冢田虎云，“而今观于此章，则知及乎二世之乱，(叔孙通)盖又退处于鲁，而后降汉也与?”(《答问》注引)简言之，本传所载与《独治》《答问》前后衔接，彼此契合，可信。

叔孙通“之薛”在何时？《汉书·陈胜项籍传》本于《史记·项羽本纪》，但却在“广陵人召平”之上多出“秦二年”三字，项梁兵败，死于定陶诸事，俱系于其下。综合上述可知，叔孙通“之薛”，在秦二世元年七月之后至二世二年之间。如此，则孔鲋之卒，当在秦二世元年至二年，即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8年之内。

总之，在公元前208年前后，《孔丛子》前二十一篇已由孔鲋草创完成。

孔鲋草创的前二十一篇，是否曾经问世？倘若已问世，大约在何时？

《文选》一书注引《孔丛子》凡五十二处。诸如，卷五十一《过秦论》“陶朱猗顿之富”注引《孔丛子·陈士义第十五》、卷四十五东方朔《答客难》注引《孔丛子·居卫第七》，同卷，扬子云《解嘲》注引《孔丛子·独治第十九》等。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卷三十九《上书谏吴王》李善注引《孔丛子·嘉言第一》之第六章“齐东郭亥欲攻田氏”，而《校释》所引诸家注释，如钱熙祚、冢田虎等也异口同声云“《汉书·枚乘传》亦用此文”。今将其二者对照如下：

《嘉言》载子贡语：“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谓乎！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填之。马奔车覆，六辔不禁；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

《枚乘传》：“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队入深渊难以复出。”

对比之下，《枚乘传》所引枚乘之文，沿用之迹，显而易见。枚乘之文，题为《上书谏吴王》，著于吴楚七国之乱前夕。《汉书·枚乘传》云：“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云云。又，《汉书·景帝纪》载吴楚七国举兵反叛一事在景帝三年春。如此，则枚乘著《上书谏吴王》，也当在景帝三年春，即公元前154年春之前。

又，《孔丛子·论书第二》之第六章“子夏读《书》”，《韩诗外传》卷二第二十九章加以援用，许维遹《集释》曾引《论书》作校读[1]72，二者皆称孔子为“夫子”，大同小异。然而，第二十九章尾部忽然接以孔子与颜渊问答，令人费解，似乎是错简所致。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汉书·儒林传》)。韩婴历仕三朝，但依《儒林传》所言，《韩诗外传》当著于文、景时期，而《孔丛子·论书》也当在此期间行世。

总之，景帝三年是《孔丛子》前二十一篇初露端倪之时。

关于《小尔雅》，《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孔丛子》云：“其中第十一篇，即世所传《小尔雅》，注疏家往往引之，然皆在晋、宋以后，惟《公羊传》《疏》所引贾逵之说，谓‘俗儒以六两为鋝’，正出此书。然谓之‘俗儒’，则非《汉·艺文志》之《小尔雅》矣。”《总目》以为《小尔雅》非孔鲋所作。

贾逵之说见《尚书正义·吕刑》“其罚百锾”。释文云：“贾逵说：‘俗儒以鋝重六两。《周官》‘剑重九鋝’，俗儒近是。’”贾逵所谓“俗儒”，当暗指《小尔雅》作者孔鲋。

《总目》之说似乎不妥。其实，早在东汉人贾逵之前，西汉时，已有《小尔雅》的用例。《文选》卷八《上林赋》“所以禁淫也”郭璞注曰：“《小雅》曰：‘淫，过也。’”又，卷三十四《七发》“血脉淫濯”李善注曰：“《尔雅》曰：‘淫，过也。’”今《孔丛子校释·小尔雅》注【二六】引葛其仁校语曰：“《文选·七发》注引《尔雅》：‘淫，过也。’案：《尔雅》无此文，今据改。”其实，早在贾逵之前，当西汉景、武之际，《小尔雅》业已随《孔丛子》一书，或者仅以单篇形式行世。

孔鲋的《小尔雅》，当作于秦、汉之际。其时，经传盛行，《尔雅》示范于前，《史籀》《苍颉》《爰历》《博学》《凡将》等小学之作兴盛于后。学者们认为，《小尔雅》录自“运用历史故事的形式解说经典，依附于经典而行”[2]455的《孔丛子》。出于孔氏家族，而又身为博士官的孔鲋，依附经典为学术潮流推波助澜，编著有《小尔雅》，其说可信。这与《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小尔雅》，互为表里。

总之，孔鲋既是《孔丛子》前二十一篇的草创者，也是《小尔雅》的作者。

综括上述，枚乘所用《嘉言第一》，韩婴所用《论书第二》，贾谊《过秦论》、东方朔《答客难》所用之《陈士义第十五》《居卫第七》，再加之以枚、马赋作对《小尔雅》的援用，而《小尔雅》又本应为第二十一篇。凡此种种投影，均显示出，孔鲋所草创的前二十一篇似乎已全书面世。其面世的时间，聚焦于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之前。而早在五十余年前，即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8年之际，孔鲋业已草创前二十一篇。

虽然《孔丛子》不见《汉书·艺文志》著录，但却未必不曾面世。景帝三年之前，《孔丛子》当以书册，至少以单篇形式行世。

其次，谈子襄孔腾。《答问》第五章显示，子襄为孔鲋临终时亲闻亲历者，此章当为子襄孔腾所撰。此章杂用“博士”“先君”“吾”之称，有似于第三类型。触类引伸，书中第三类型之作当出自子襄手笔，子襄当为前二十一篇的增补者。

《家语·后序》及《连丛子上·叙书》云，腾字子襄，其父为子顺，其兄为子鱼名鲋，其弟为子文名祔。“子襄以好经书博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家语·后序》)。“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史记·孔子世家》)。

总之，子襄谙熟经籍，又与孔鲋为手足，其亲闻亲历，所知所能，足以增补孔鲋之作。

最后，谈孔臧。《孔丛子》草创于孔鲋，但却以其子侄孔藂之名为书题，署为《孔藂子》，而宋咸又以为孔臧参与其事(《校释·附录二·孔丛子注序》)。如此，则孔藂、孔臧父子当染指于《孔丛子》，因为“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3]210。

孔臧当为《孔丛子》前二十一篇的最后编定者。今本《孔丛子》前二十一篇的编定成书，诸如篇章的编次组联、《小尔雅》位次的前移以及子以父名为书题等事项，当均出自孔臧之手。其编定时间，试探讨如下：

《校释·叙书》云：“孝武皇帝难违其意，遂拜为太常典礼，赐如三公。在官数年，著书十篇而卒。”文中，所谓“在官”，当指孔臧任太常之职。孔臧何时为太常？《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于“蓼夷侯孔聚(藂)”之下云：“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为太常衣冠道桥坏不得度，免。”《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汉书·百官公卿表下》也均有相同记载。《叙书》所谓“数年”，意为不满十年。倘若自免太常之官算起，则元朔三年至元狩六年，即公元前126至公元前117年，恰为十年。在此十年间，子臧卒。

总之，今本《孔丛子》前二十一篇，当在子臧去世前，即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之前编纂成书，书题为《孔丛子》。

倘若就章节而言，《孔丛子》前二十一篇，除开《小尔雅》不计之外，凡二十篇，共173章，其中，属于第一类型者64章，占百分之四十弱；属于第二类型者90章，占百分之五十强；属于第三类型者19章，占百分之十。倘若就篇幅大小而言，则第一加之以第三类型之作要略胜于第二类型。倘若就章节与篇幅的综合而言，二者大致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依据上述，则孔臧编定《孔丛子》前二十一篇，并以父名为书题，良有以也。

六、陈梦家先生“东晋成书”与“四点刺谬”说有误

陈梦家先生有《孔丛子》“东晋成书”与“四点刺谬”之说，至今在学术界仍被学者们所沿用。

“关于《孔丛子》的成书年代，陈梦家就《连丛子》中的一些内容，考证《孔丛子》的最后成书当在东晋时期”(《校释·前言》)。陈梦家先生“东晋成书”说见之于其所著《尚书通论》之《尚书专论·古文尚书作者考下篇》[4]122-130，又见《校释·附录三》[5]599-604。

陈先生以四点“刺谬之处”为据，在力驳“《叙书》述孔臧事，所以后世以《连丛子》为孔臧所作”之论后，随即指出“《叙书》所述是东晋孔愉的事。今据《孔愉传》把《叙书》复原如下”。综括陈先生所述，其“东晋成书”说，以《叙书》所述“孔臧事”实则为“东晋孔愉的事”为根基，以“四大刺谬”为根基，进而推定《孔丛子》全书纂成于东晋。

关于“四大刺谬”说，陈先生有详述，现谨录原文如下：

“但细审此篇(《叙书》)确经后人窜改，其迹如下：

(1)据《汉书·孔光传》汉元帝时封孔霸为褒成君关内侯，奉夫子祀，王莽时改君为侯。《成帝纪》绥和元年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又《后(笔者案：后字衍)汉书·王莽传》中‘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位为恪。然(笔者案：原文无然字)宣尼公后褒成子孔钧已前定矣(笔者案：矣，原文作焉)’。孔钧即孔均，霸曾孙，嗣褒成侯，原名莽，见《孔光传》《王莽传》上。以上封殷后和奉夫子祀官都在汉武帝后。

(2)据《史记·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汉书·儒林传》曰：‘安国为谏大夫’。都无为侍中的记载。

(3)安国与臧虽同时，是否兄弟辈不得而知。

(4)《与从弟书》‘旧章潜于壁室，正于纷扰之际’，武帝时如何谓之纷扰？

上述四点看出《叙书》与孔臧时代有刺谬之处，进而怀疑《叙书》本身有伪造的可能。”

陈先生的“四大刺谬”说是支撑其“东晋成书”说的平台。对于陈先生所述“四点刺谬”之处，现谨依其序逐一加以探讨。

“刺谬”(1)，宋咸《孔丛子注序》及《后序》言孔臧续作《连丛子》之说，不可信。陈先生所言甚是，《校释·连丛子上》所引冢田虎的三个注释与之相合。《叙书》中，有“孝武皇帝”之称，又言及孔臧之“卒”，已显示出《叙书》及《连丛子》非孔臧所作。

“刺谬”(2)，诚如陈先生所言，安国为侍中之事，难以在史籍中查证，但不当轻易否定，理由如下：

首先，由子臧所著《与从弟书》得知，孔安国“以今雠古，以隶篆推科斗”，整理百篇古文《尚书》时，仍任侍中。此时，安国既为侍中“供亵事”，“掌御唾壶”，又忙于“以经学为业”，“受诏，缀集古义”。《叙书》中，载子臧曾有辞迁御史大夫之请，既然如此，安国何以不能有辞侍中而专注于整理壁中书之请？况且，这又与《家语·后序》所云，安国“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由博士为临淮太守”的任职经历恰相吻合。

其次，《家语·后序》云，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在官六年”，为时较久，故见载于《史记·孔子世家》，而任侍中似乎为时短暂，易被忽略。

再次，史籍未载，但却见之于他书者已有事例。例如，《隋书·经籍志》卷四于“后汉京兆尹《延笃集》一卷”下小字注曰：“又有《司农卿皇甫规集》五卷”。皇甫规任司农卿，不见之于史书。然而，学者们并不因此而疑伪。清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卷七云，“《考证》引唐张怀瓘《书断》云：‘扶风马夫人，大司农皇甫规之妻也。’”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八：“案：张澍辑《皇甫司农集》”[6]256。学者们并未因史籍未载皇甫规任大司农而疑伪，也未因疑伪而捐弃“《司农卿皇甫规集》五卷”。以史书见载与否来定真伪，易濒于武断。

最后，孔氏家族之作，屡称安国为侍中：《家语·后序》云，“(子国)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与之相应，《叙书》有“侍中安国”之称，《与子琳书》有“侍中子国”之语，《与从弟书》有“臧报侍中”之言，四文皆称安国为侍中。不仅如此，《后序》且指明任侍中之职是在任谏议大夫和博士之间，而《与子琳书》更详述任侍中所职，“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安国亲属言之凿凿，似非向壁所虚造。

综合上述，以史籍未载而否定安国任侍中之事，似乎不妥。

“刺谬”(3)，下文将详作考辨。

“刺谬”(4)，所谓“纷扰”之质疑，所谓“武帝时如何谓之纷扰”之困惑，这些似乎都出于误读。倘若将其置于原文之中，上下贯通，细绎文义，则不难冰释。

《校释·与从弟书》：“臧报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辞冒义，有意欲校乱反正，由来久矣。然雅达博通，不世而出；流学守株，比肩皆是。众口非非，正将焉立？每独念至此，夙夜反侧；诚惧仁弟道未信于世，而以独知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从之。旧章潜于壁室，正于纷扰之际，歘尔而见，俗儒结舌”。

子臧所谓“旧章”，指壁中书。所谓“纷扰”，即“俗儒淫辞冒义”，“流学守株，比肩皆是。众口非非”，“繁说远本，杂以妖妄，难可以教”(《叙书》)，“俗儒群讴(原作驱，今从亚庶先生校)，狗吠雷同，不得其仿佛”(《与从弟书》)的“纷扰”。“纷扰”，使子臧有“夙夜反侧”之忧，有“正将焉立”，“恶能明圣道之真乎”之叹，“有意欲校乱反正，由来久矣”。

总之，“武帝时如何谓之纷扰”？子臧所谓“纷扰”，乃指“俗儒”“乱正”“众口非非”“狗吠雷同”“杂以妖妄”的乱象；“纷扰”，乃指武帝时期经学领域而非社会政治领域的混乱。“纷扰”，不能误解为社会的纷争、动荡，更不能误解为兵戎战乱，这就是《与从弟书》中所限定的“纷扰”之义。

至于《与从弟书》中“何图古文，乃自百篇耶”一语，也非妄言。今《走近清华简》中写道：“清华简中的《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如收入第一册整理报告的《尹至》和《保训》即属于这一类型”[7]76。当然，作伪的《尚书》篇章也确实存在。

陈先生认为“《叙书》与《与从弟书》所述并东晋会稽孔安国、孔汪兄弟事”[4]128。于是，陈先生“据《孔愉传》把《叙书》复原”[4]127。

在“复原”中，陈先生说，“惟有两点似乎不合。《叙书》臧嗣爵则是汪嗣愉爵，而《孔愉传》闇嗣爵，这恐怕一个嗣余不亭侯，一个嗣奉圣亭侯。闇子靖为奉圣亭侯，可证。《与从弟书》，作书者与受书人是从兄弟，而《晋书·孔愉传》汪与安国是愉之子，而《续晋阳秋》则以安国为孔愉第六子”[4]128。

简言之，陈先生所谓“两点似乎不合”:一是《叙书》言长子嗣爵，而《晋书·孔愉传》与之龃龉不合；二是《与从弟书》称安国为“从弟”，而《晋书·孔愉传》与之龃龉不合。

陈先生“两点似乎不合”之弊，加之“四点刺谬”之误，使“东晋成书”说根基不固，难以成立。虽然史籍未载西汉孔安国为侍中之事，而同名的东晋孔安国，又恰巧做过侍中；虽然西汉孝武帝，又与东晋孝武帝同称之为“武帝”，但是，巧合毕竟不能证明《叙书》所言为伪。以《晋书·孔愉传》“复原”《叙书》，方凿圆枘，难成其事。

况且，史实也并不支持陈先生“东晋成书”说。亚庶先生说：“《孔丛子》最早见于曹魏时期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中之引述”(《校释·前言》)。《帝王世纪》原文如下：

“《帝王世纪》曰：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传》所谓‘伊尹放太甲，卒为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兴，号曰‘太宗’。《孔藂》所谓‘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谓之明王者也。’”(《太平御览》卷八十三)

查今本《孔丛子·论书第二》云：“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

《帝王世纪》不仅引述之文与今《论书》篇相契合，而且明指书名作《孔藂》，而不是《孔丛》，这应是原书风貌的真实写照。

《晋书·皇甫谧传》云：“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晋)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据此，则魏、晋之际，皇甫谧已为社会贤达。其卒年，尚早于东晋三十余年。

《帝王世纪》的引述，枚、马赋作以及《韩诗外传》的章节表明，《孔丛子》一书早在西汉景帝时，至迟在曹魏之际便已行世，因而陈先生“东晋成书”之说，实期期不敢苟同。

七、孔安国与孔子臧为从兄弟，《与从弟书》所言可信

孔安国与孔子臧为从兄弟一事是否可信，即“刺谬”(3)是否成立？现探讨如下：

孔氏世系，诸书多有记载。《家语·后序》《史记·孔子世家》(以下简称《孔子世家》)、《汉书·孔光传》(以下简称《孔光传》)、《后汉书·儒林传·孔僖传》(以下简称《孔僖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以下简称《宰相世系表五下》)、《宋史·儒林传一·孔宜传》(以下简称《孔宜传》)、《圣门人物志·孔子世家》(以下简称《圣门人物志》)，至少以上七种典籍有所记载。

上列诸典籍所述世系还可证之以《孔丛子》。《孔丛子》中，有整篇纯记一人之事者，诸如第一至第四篇，第十三至第十七篇；也有杂记祖孙、父子之事者，诸如《记问第五》杂记孔子与子思之问答，《杂训第六》《居卫第七》杂记子思、子上之问对。倘若将其衔接起来，则《孔丛子》所载孔氏世系不仅相承有序，而且与《家语》及史籍所记述，大致契合，只是缺少伯鱼孔鲤、子家孔求、子真孔箕之事。

综合上述，现依《家语·后序》将孔鲋之前八世名字归结如下：

仲尼孔丘

——伯鱼孔鲤

——子思孔伋

——子上孔白(白，《孔光传》作帛)

——子家孔永(名傲，后名永。《孔子世家》《孔光传》《宰相世系表五下》《孔宜传》《圣门人物志》等永，均作求，当从)

——子高孔穿

——子顺孔武(名微，后名斌。《孔光传》名顺。《宰相世系表五下》名斌，一名胤，字子慎。《孔宜传》《圣门人物志》均名谦，字子慎。《校释·陈士义》宋咸注曰：“孔武后名斌，字子顺，乃子高之子。”)

《叙书》所谓“始有三子焉”，“三子”谓谁？“三子”之父又谓谁？《校释》引冢田虎注“三子”曰：“子顺相魏，后致仕，遂寝于家。生三子：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及子交名祔也”[5]457。由《家语·后序》得知：“子高生武，字子顺，名微，后名斌，为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祔。子鱼后名甲。”两相对比，知冢田虎注出于《后序》，不过，冢注有误，将“子文”误作“子交”。

又，《连丛子》下载弘农太守皇甫威明(规)问仲渊语中有“三父”之称，而仲渊答语中又有“伯祖”“季祖”及“伯之子孙”“季之子孙”之称，冢田虎注曰：“三父，盖子鱼、子襄、子文也”[5]487。又注曰：“伯，子鱼。季，子文”[5]487。又，《宰相世系表五下》云：“穿生斌，字子慎(即子顺)，一名胤，魏文侯相文信君。三子：鲋、腾、树”。伯，子鱼孔鲋，即《叙书》所谓“长子”；季，子文孔祔，即《叙书》所谓“小子”；子襄孔腾，即《叙书》所谓“中子”，而仲渊为子襄之后。《连丛子》下所谓“三父”，实即子顺之“三子”，鲋、腾和祔。 综括上述，“始有三子焉”，谓子顺孔武所生三子。

《后序》曾述及“三子”及其子嗣：

“子鱼，后名甲。子襄以好经书博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子鱼为陈王涉博士、太师，卒陈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后名随。子文生最，字子产。子产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长子灭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员，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国”，“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

上述所引《后序》之文，至少有三点须特别关注：

其一，“长子灭嗣”四字中，“灭”误，因诸典籍皆作“臧”。诸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等均作嗣爵者乃孔藂长子臧。《史记志疑》卷十一云：“附案：《家语》‘臧’作‘滅’，疑是传刻之误”[8]527。当据以订正。

其二，“次子襄字子士”以下至引文之末，当为错简，以致误将孔鲋之弟子襄降格为孔鲋之侄。《孔子世家》也言及子襄及其子嗣，为与《后序》做比较，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子慎(子顺)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史记会注考证》引钱大昕曰：“惠帝时长沙为王国，不得有太守，《汉书》云‘太傅’是也。”又云，“枫山、三条本云‘《正义》守作傅’。”又，《史记志疑》卷二十五梁玉绳云：“案：《后序》子襄生季中，名员。《唐表》忠字子贞。考夫子兄之子名忠，不应子襄之子同名，当作‘中’为是，《书序·疏》引《史》作‘中’也。‘季’字衍，而‘员’乃讹文。又《史》失书字子贞”[8]1142。

《世家》与《后序》相比较，则自“次子襄字子士”以下，事、文颇有同异，而同于《世家》者有三种典籍：《孔光传》《宰相世系表五下》《圣门人物志》所述均同于《世家》，三种典籍皆以子襄为孔鲋之弟，而异于以子襄为子产次子的《后序》。简言之，《后序》有误，当系错简所致。

其三，有关孔安国的世次，《后序》与《世家》之说相对峙。《世家》云“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然而，《后序》却云“(子襄)生季中名员，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国(安国)”。《汉书补注·孔光传》于“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下《补注》引齐召南曰：“《史记》云：‘武生延年及安国’，世次不同，必有一误。”

《世家》与《后序》，二说并峙。在七种典籍中，《孔宜传》同于《世家》之说。《孔光传》《宰相世系表五下》《圣门人物志》则同于《后序》之说。《孔僖传》与此无涉。

《世家》与《后序》的根本歧异在于“安国”与“武”的世次。此世次，事关子臧与安国是否为从兄弟，即陈先生“刺谬”(3)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

先考察《后序》“(季中)生武及子国(安国)”一说。宋咸曰：“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5]534。孔胤植曰：“汉太傅孔丛子，圣祖九世孙也”[5]517。

典籍中，未载孔丛子，即孔藂作太傅之事，仅记载有子鱼在秦末作陈涉太师，子襄在汉初惠帝时作长沙王太傅事。所谓“圣祖九世孙”，不是孔藂，而应是孔鲋。孔胤植言“汉太傅”，有误，言孔藂为“九世孙”，亦误。宋咸注亦误。孔鲋实为孔子“九世孙”。

《孔光传》云：“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又云：“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依照所述，自孔子至孔光，恰为十四世，如此，则孔光为“孔子十四世之孙也”之说，准确无误。《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吴承仕先生于“鲁国孔霸”下注曰：“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孙，为博士”[9]57。“霸生光焉”，父为十三世，其子孔光为十四世孙，而孔鲋为九世孙的记载，皆恰恰与《后序》所列世次契合。

不过，也有不契合之处。《后序》云：“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然依《后序》所列世次，安国实为十一世孙。今作“十二”，而实应为“十一”，令人疑惑。查古籍中，“一”“二”之间，往往易致讹误。《淮南子集释·天文》在“阴阳刑德有七舍”句下，云：“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集释》引王念孙云：“‘十二月’当为‘十一月’。”又引黄桢云：“十二月当作十一月。”再引钱塘《补》曰：“‘十一月’或作‘二’误。”[10]212

查《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解经序》邢昺《疏》曰：“《史记·世家》：安国，孔子十一世孙，为武帝博士”。《圣门人物志》卷七《先儒》：“孔子，名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一代孙”。《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孔安国”下，云：“一，汉人，孔子十一世孙，尝师申公受《诗》”[11]8。邢昺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学者，大概邢昺所见的《后序》原本便作“十一”而非“十二”。如此，则孔安国为孔子十一世孙之说，便与《后序》所列世次相契合。

《后序》之说，不仅与诸典籍相合，而且，还颇得古代学者的认同。《史记志疑》卷二十五梁玉绳云：“案：《孔光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后序》季中生武及子国。《唐表》忠二子，武、安国。武生延年。则《史》以安国为武子，误也”[8]1124。

基于上述，依据《后序》之说，子顺“三子”之世次可以归结如下：

“长子”子鱼孔鲋——元路孔？——？

“中子”子襄孔腾——季中孔员——武、子国(孔安国)

“小子”子文孔祔——子产孔藂——子臧

如此，则武、子国(孔安国)与子臧三人，确为从兄弟。

再考察《世家》“武生延年及安国”之说。依此说，则子臧与安国之间，不是从兄弟，而是叔侄，世次不合。《后序》与《孔子世家》的二说并峙，仅在于“武”“安国”和“延年”五字的误置，当系传抄所致。“刺谬”(3)之所述，或许恰好迷误于《世家》之说。

总之，武、子国和子臧确为从兄弟之说的认定，令人对“刺谬”(3)之说不敢苟同。

此外，颇值得关注的是，《后序》中，始终称孔安国之字“子国”。与之相同，子臧所作《与子琳书》也有“侍中子国”之称，而《与从弟书》则一再称安国为“仁弟”。反之，《孔子世家》《孔光传》诸典籍，皆直称“孔安国”，或“安国”。一称“子国”，一称“安国”，称谓之别，可见作者之异。既然《与子琳书》为安国从兄子臧所作，触类引申，则《后序》当为安国后裔，或许为其成帝之际的子孙，诸如孔衍等人所作。总之，《与子琳书》《与从弟书》及《后序》所言，虽然《后序》的文字有讹误，但所述可信。

八、《连丛子》的撰写与编纂者为孔季彦，孔扶有所增补

《连丛子》上、下篇成书于何时？其撰写与编定者为谁？

大约在晋末宋初，当南朝刘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范晔“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范晔传》)之前，《连丛子》便已行世。

稍微留心，便可发现，今《后汉书·儒林传·孔僖传》的文字，其绝大部分竟与《连丛子》下相同。现分类比较如下：

第一类，《连丛子》下详述其事，《孔僖传》却极力简括，或以寥寥数字简述其事，或摘句编织成文，书史者与亲历亲闻者详略迥别。例如：

(1)《连丛子》下：“子和自陈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干时，行非绝伦，托备先圣遗嗣，世名学家。陛下谬加拔擢，征臣兰台令史。会值车驾东巡，先礼圣师，猥以余福，惠及臣宗，诚非碎首所能报谢。’诏曰：‘治何经？’对曰：‘为《诗》、《书》，颇涉《礼》、《传》。’”

《孔僖传》：“僖因自陈谢。”

(2)《连丛子》下：“诏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非所敢当也。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而贵道。今陛下尊臣祖之灵，贵臣祖之道，亲屈万乘，辱临弊里，此乃陛下所以崇圣也。若夫顾其遗嗣，得与群臣同受厘福，此乃陛下爱屋及乌，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圣，臣宗弗与于光荣，非所敢承。’天子叹曰：‘非圣者子孙，恶有斯言？’”

《孔僖传》：“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煇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

第二类，《连丛子》下叙事详细而有情，《孔僖传》却极力简括，或摘取原文，改变称谓，或简略其事，书史者与亲历亲闻者情愫迥别。例如：

(1)《连丛子》下篇首云：“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圣师，作六代之乐。”

《孔僖传》云：“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

(2)《连丛子》下：“天子升庙，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进爵而后坐，乃召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临赐酒饭。”

《孔僖传》：“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

(3)《连丛子》下：“二子长曰长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十岁。父之友西洛人姚进先有道，征不就，养志于家，长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丧，则苦身劳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遗书，兄弟相勉。讽诵不倦。于时蒲阪令汝南许君然造其宅，劝使归鲁，奉车二乘。辞曰：‘载柩而返，则违父命。舍墓而去，则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孙就祖，于理为得，愿子无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犹邻宗族，父独留此，不以剧乎？吾其定矣。’遂还其车。”

《孔僖传》：“二子长彦、季彦，并十余岁。蒲阪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第三类，同是一事，《连丛子》下所述与史籍相合，而《孔僖传》却违误史籍，失之纰谬，书史者与亲历亲闻者正讹迥别。例如：

《连丛子》下：“永初二年，季彦如京师，省宗人仲渊。是年夏，河南四县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杀禽畜雉兔，折树木，秋苗尽。天子责躬省过，并令幽隐有道术之士，各得假变事亟陈厥故。季彦与仲渊说道其意状曰：‘此阴乘阳也。贵臣擅权，母后党盛，多致此异，然乃汉家大忌。’时下邳长孙子逸止仲渊第，闻是言也，心善之，因见上，说焉。上召季彦，季彦见于德阳殿，陈其事，如与仲渊言也”，“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又，“(季彦)年四十有九，于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孔僖传》：“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卒于家。”

今查《后汉书·安帝纪》所载，永初二年六月、延光元年夏四月，均有雨雹之事。永初二年，“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秋七月戊辰，诏曰：‘朕以不德’，‘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琁机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又，延光元年，“夏四月癸未，京师郡国二十一雨雹”。

两相比较，唯有永初二年与《连丛子》下、《孔僖传》和《安帝纪》三者所述相吻合：

(1)延光元年雹灾后，不见安帝有戊辰之诏。况且，“四月”与“秋七月”及“秋苗尽”不相衔接。而永初二年六月雹灾，“秋七月戊辰”有诏，时序正相承接。

(2)《连丛子》下云“天子责躬省过，并令幽隐有道术之士，各得假变事亟陈厥故”， 《孔僖传》云“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安帝纪》载，“诏曰：‘朕以不德’，‘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琁机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连丛子》下、《孔僖传》和《安帝纪》，三者契合如一，而事在永初二年，不在延光元年。

(3)永初二年之灾大于延光元年。《安帝纪》注引《东观记》曰：“雹大如芋魁、鸡子，风拔树发屋。”今本《东观汉记校注》卷三亦载此事[12]100。这与《连丛子》下所云“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杀禽畜雉兔，折树木，秋苗尽”完全一致。而《孔僖传》“大者如斗”四字竟然与《连丛子》下全同，可见前者取自后者。

《孔僖传》改“永初二年”为“延光元年”，之所以致误，大概是缘于《连丛子》下“(季彦)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数语而误。《孔僖传》大概是先改“延光三年”为“三年”二字，随之又改“永初二年”为“延光元年”，以便呼应“三年”之说。此外，《孔僖传》“年四十七，卒于家”一语中，“七”，似误，当从《连丛子》下作“九”。此“七”“九”之误，有似于《居卫》第十章之末句。

综括上述，在两书三种类型的对比中，同中见异，《孔僖传》既有违于史籍的讹谬，又处处字省事略，极力简括。所以如此，源于对《连丛子》下的袭用。这一袭用表明，《连丛子》的编定问世，至迟当在范晔撰作《后汉书》之前，即宋元嘉初年之前，而不会在其后。

不过，这一袭用，也可借以对《连丛子》纠谬正讹。例如：

《连丛子上·叙世》云：“子元生子建，与崔义幼相善、长相亲也。义仕王莽，为建新大尹，数以世利劝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

《孔僖传》云：“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又云：“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

同述一事，稍加比勘，则《孔僖传》之“崔篆”与《叙世》中之“崔义”有别。《后汉书》卷五十二、《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七均有《崔篆传》。清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十二还对崔篆及其本传有所评论。如此，则《叙世》“崔义”之“义”字，当从《孔僖传》改“义”为“篆”，“義”“篆”形近而讹。又，《孔僖传》中“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一语，可以印证《连丛子》下“崔骃学于太学而粮乏”，季彦为其请邓卫尉一事的可信。

除如上述，在《连丛子》中，另有两处却很清楚地显露出该书编写的时间。

第一处，《叙书》云：“(孔臧)先时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幼时之作也。”孔臧之作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有两类：一为儒家类，一为诗赋类。其《诗赋略》著录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而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诗赋略》称之为“汉太常孔臧集二卷”[13]90。 所谓“四篇别不在集”，即《连丛子》上所载《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和《蓼虫赋》四赋。所谓“四篇别不在集”之说，与“孔臧集二卷”“孔臧赋二十篇”之载，适相吻合。《叙书》所言与《诗赋略》的著录完全契合表明，《叙书》作者当已读过《汉书·艺文志》。那么，《汉书》何时公之于世？“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汉书·列女传·扶风曹世叔妻》)。陆侃如先生定此事在汉殇帝延平元年，即公元106年[6]133。

总之，《叙书》之作，当在“《汉书》始出”之后，即殇帝延平元年之后。

第二处，《连丛子》下载弘农太守皇甫威明问仲渊曰：“今观《连丛》所记，信如所闻”。查《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云：“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又云：“迁规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邑二百户，让封不受。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还，未至，卒于谷城，年七十一。”规之所以左迁，因“永康元年，征为尚书。其夏日食，诏公卿举贤良方正，下问得失”，而规“对奏，不省”(《后汉书·皇甫规传》)。永康，为东汉桓帝刘志年号，永康元年为公元167年。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说：“据《桓帝纪》，日蚀在五月三十日。迁弘农当在今夏对策后”[6]240，于是定皇甫规“再转为护羌校尉”在灵帝刘宏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因此，皇甫规对仲渊所言，“今观《连丛》所记，信如所闻”[6]248，应在永康元年至建宁三年，即公元167至170年之间。简言之，皇甫规“迁弘农太守”在前，“再转为护羌校尉”在后。

总之，《连丛子》上、下篇面世的时间，至迟当在皇甫规“再转为护羌校尉”(170年)之前数年间。

综上所述，《连丛子》上、下篇由撰写至成书面世，当在东汉殇帝延平元年至灵帝建宁三年，即106—170年之间。

既如上述，那么，《连丛子》的撰写者为谁？其编定者又为谁？其实，二者皆隐身于书中。《连丛子》中“二《叙》”，即《叙书》与《叙世》，均总摄下文，至关重要。《叙世》凡四章。在第一章中，至少有三处应予特别关注：

(1)“子丰生子和”。子和为谁？宋咸注曰：“史作孔僖，字仲和”[5]471。《后汉书》有《孔僖传》。孔僖，为子丰之子，为长彦、季彦之父。

(2)“始有三子焉”“臧子琳”。此二语表明，孔僖及长彦、季彦父子为三子中“小子之后”，是孔藂、孔臧嫡传。《叙书》之后，紧承以子臧四赋及其《与从弟书》《与子琳书》，作者意在以己所独有，补世传之缺，扬先祖之文德。作者自当是子臧之子孙。

(3)在第一章详述子建二事、子丰一事后，随之在其后三章中，又各述子丰一事，前后凡述子丰四事，而《叙世》全篇仅有此四章。何以如此？因子丰是长彦、季彦之祖，而子建是其高祖。礼赞先祖，记其嘉言懿行，荣耀后嗣，作者自当是子建、子丰之子孙。

综括上述，汇聚为一点，即作者为“小子之后”，为子臧、子建、子丰嫡传子孙，与“中子之后”的“宗人仲渊”有别。《叙书》在分叙“三子”之后，便置“长子”“中子之后”于不顾，而径直详述子臧所著及其支脉，良有以也。

依据《叙世》与《连丛子》下第一章所言，其世次可归结如下：

“小子”子文——子臧——琳——兄黄、弟茂——子国——子卬——仲驩——子立——子元——子建——子仁——子丰——子和孔僖——长子长彦、次子季彦

不过，此表中存有以下疑点：

《孔子世家》云：安国——卬——驩

《叙世》云：茂——(子国——子卬——仲驩)

《孔子世家》与《叙世》二者均言及“安国”“子国”以及“卬”“驩”，但“卬”“驩”或出于安国，或出于子臧，而且同名，二者彼此矛盾，必有一误。

尽管如此，但《叙书》所述世次表仍是解读《连丛子》篇章组联的钥匙。

书中，以世次为纲的编联格局也圈定该书作者为子臧苗裔。

《连丛子》篇章的编联层次分明而紧凑。它先列《叙书》于前，以便为详列子臧四赋及《与从弟书》《与子琳书》“道夫先路”，继之以《叙世》，记述子建、子丰轶事。其后，又紧承以《连丛子》下，记述孔僖、季彦父子之事的。

简言之，《连丛子》上自子臧，下至子和，瓜瓞绵绵，一脉相承，详近略远，虽分犹连，其世次与篇章编联的次序融合为一。

《连丛子》以世次为纲的篇章组联，使许多疑问雾解冰释。例如，《连丛子》上的最末一篇为《左氏传义诂序》。此《序》文中，既言及子异孔奇与其兄君鱼孔奋之事，又叙及“宗人子通痛其不遂”，为孔奇整理遗著之事。对于此《序》作者的认定，学者颇为分歧，一说是子丰作序，冢田虎注曰：“此子丰之所序”，又曰：“独有此子丰之《序》存焉”[5]474-475；一说是孔子通作序，清人惠栋曰：“孔子通《左氏传义诂训序》”(《后汉书集解·孔奋传》引)，云云。此序之后原有附记，亚庶先生在校语中写道：“原本‘子丰善于经学’一段在《左氏传义诂序》之后，今移于此(《叙世》)，文乃一贯”[5]474。

亚庶先生所言甚是。不过，倘若就“原本‘子丰善于经学’一段在《左氏传义诂序》之后”的位置而言，此附记其实是在褒美《序》作者，称颂其谙熟经学，厚积薄发而作此序。此《序》及附记，与其前篇末章记子丰之事紧密衔接。简言之，附记与《序》的组联暗示，此《序》作者为“子丰”，而“宗人子通”只是遗著整理者而已。冢田虎之说，似乎即得自此附记。附记及以世次为纲的篇章连缀将《序》的作者指向“子丰”。

此《序》与上列子臧之作，均为作者所独有。作者借此显示，子臧子孙，得天独厚。

《连丛子》以世次为纲组联篇章的格局圈定该书作者为子臧嫡传子孙。此其一。

其二，《连丛子》下篇，特别值得关注，该篇的记述将全书的作者聚焦于孔季彦。

《孔丛子》一书可视为两部书的综合。其前二十一篇与《连丛子》上、下篇可各视为一相对独立之书。《连丛子》与前二十一篇有紧密承续之迹。篇题《连丛子》之“连”，《庄子·秋水》“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崔譔注云：“连，续也。”《连丛子》三字显示，《孔丛子》成书在前，《连丛子》接续在后，前后接续之迹可察。前二十一篇与《连丛子》上、下，二者皆记述孔门人事，但前者言春秋至西汉之事，后者则承续之，言西汉至东汉之事。《连丛子》上罗列西汉子臧赋作与书信，有承续、补阙之意。

在接续中，萧规曹随，《连丛子》踵武前二十一篇。前二十一篇以世次为纲组联篇章，记载上自孔子，下至孔鲋之事。《连丛子》见贤思齐，也以世次为纲组联篇章，二者如出一辙。追摩之中，《连丛子》有以下显著而引人注目之处：

第一，借助问答，彰显自我。例如，《连丛子》下“皇甫威明问仲渊”一章，追摩《孔丛子·诘墨》“曹明问子鱼”一章，二者记述形式与用意相同，皆借问答以揭橥所著之书。

第二，书末附骥，缀以己事。例如，前二十一篇，其书末四篇，即自《诘墨第十八》至《答问第二十一》，皆述子鱼一己之事。见贤思齐，《连丛子》也是如此。书末，即《连丛子》下凡十一章，但却以九章的篇幅叙述季彦而非长彦，更非“宗人仲渊”一己之事。

《连丛子》上、下篇的编写者以世次为纲组联篇章，远绍“小子”子文血脉，罗列先祖子臧之作，近述曾祖子丰、祖父子建以及生父子和嘉言懿行，又于书末附以季彦之事。其编纂之缜密，记述之翔实，情愫之虔敬，非熟知先辈掌故，非耳濡目染、亲闻亲历者不能胜任。仅仅是“中子之后”而非“小子之后”的“宗人仲渊”，难当此任。再者，书题《孔丛子》与《连丛子》，二者皆有“丛子”二字，而孔氏后人也称“孔丛(藂)”为“丛子”，例如，孔胤植云：“余考丛子著述”，“公之后世述丛子逮(逮，从《校释》)圣祖不作之训”[5]518等。“心有灵犀一点通”，《连丛子》三字显示，撰写者不仅要承续先祖“丛(藂)子”血脉，而且要接续先祖“丛(藂)子”箕裘，光大文德。凡此种种，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孔丛(藂)子”嫡传子孙。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将一己之事附记于书末，这恰好与古籍的惯常体例相吻合。而在书末附缀己事者正是作者本人。《孔丛子》前二十一篇中的孔鲋，《连丛子》上、下篇中的孔季彦，他们既是附缀己事者，又是作者。

总而言之，《连丛子》上、下篇的撰写者是“孔丛(藂)子”嫡孙孔季彦。而《连丛子》书题命名的蕴义、编联的主旨、与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缜密编次，似非“小子之后”的子孙所为，因此孔季彦同时也应是《连丛子》上、下篇的编纂者。在孔季彦去世之前，《连丛子》一书的撰写、编纂，当大致已经完成。

不过，仔细阅读，也确实可以察见后人增补的文字。例如，《连丛子》下第一章记元和二年之事时有“孝章皇帝”之称，及至第十一章记永初二年之事时，却改称为“上”，为“帝”。

称谓之所以前后不一，在于被记述的帝王并非同一人。元和，为东汉章帝年号，二年，为公元85年；永初，为安帝年号，二年，为108年。一为章帝，一为安帝，二者相去二十余年。延光三年(124年)，季彦逝时，章帝已薨，而安帝尚在位。由“孝章皇帝”之称可见，此章当著于公元88年之后，即章帝薨后。第十一章有“因见上”“上召季彦”和“帝默然”之语，可见此章当著于公元108年之后，而安帝仍在位之际。

然而，第十一章自“季彦为人谦退爱厚”至“丁丑卒”，当为仲渊所增补。再如，《连丛子》下记述“弘农太守皇甫威明问仲渊”的第六章，也当为仲渊所增补。其第九章记述杨太尉之事。杨太尉，即杨震，于延光二年(123年)代刘恺为太尉，次年卒(《后汉书·杨震传》)。此时，季彦尚在世。而皇甫规大约于永康元年(167年)64岁时始为弘农太守(《后汉书·皇甫规传》)[6]240-241。此时，季彦已逝大约四十余年，《连丛子》也已行世。因此，第六章当为仲渊所增补插入。而除开第六章之外，其余四章当仍为季彦所作。当然，仲渊增补修定的当不止于此。

仲渊，即孔扶。“永初二年，季彦如京师，省宗人仲渊”(《连丛子下》)。《后汉书·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六月辛未，太常鲁国孔扶为司空。”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免。”李贤注曰：“扶字仲渊。”《集解》云：“惠栋曰:扶为孔子十九世孙，见《阙里祖庭记》。”孔扶为季彦族人，是中子子襄之后，二人有来往，近水楼台，易得季彦之书。黄怀信先生认为“《连丛子下》的作者就是仲渊”之说，不敢苟同，但黄先生说，仲渊是“今七卷二十三篇本《孔丛子》的最后编定者”[14]之说，则较为可取。仲渊仅仅有所增补，但并未对《孔丛子》前二十一篇编次加以改动，《连丛子》各篇章编联次序，未见更动之迹，《小尔雅》的位次依旧，并未附于《连丛子》下之后，即移至《孔丛子》全书之末。

总之，仲渊孔扶对《连丛子》上、下有所增补，并将其附于《孔丛子》前二十一篇之后，从而，形成今本《孔丛子》一书。

结 语

述往事，思懿亲，其题材，或得自亲闻亲历，或得自典籍。就典籍而言，《孔丛子》多取资于《家语》和《子思子》。《孔丛子》前五篇，记述孔子之事，其中，合于《家语》者，便有二十余处。诸如《嘉言第一》共有七章，其第一章，便与《家语》之《观周第十一》《困誓第二十二》《辩乐解第三十五》的文字相契合。自《杂训第六》至《抗志第十》记述子思之事，其文字颇多合于《子思子》者。依《四库全书》本《子思子》而言，其前三篇，被《孔丛子》所援引者不多，而其后，便屡见援用。例如，《无忧第四》，凡十一章，被援引者竟有八章。《胡母豹第五》，凡十二章，被援引者六章。《丧服第六》，凡十章，被援引者四章。《鲁繆公第七》，凡十一章，被援引者多达十章。《任贤第八》，凡十一章，竟全被援引。《过齐第九》，凡十九章，被援引者十三章。自《子思子·无忧第四》至《过齐第九》，凡七十四章，被《孔丛子》所援引者有五十二章，占百分之七十。

总之，就《孔丛子》的援引而言，《家语》《子思子》在秦、汉之际，业已行世。《家语》《子思子》和《孔丛子》，此孔氏家族三书，虽文字颇有讹误，但所述可信，相互发明印证，颇可取资。

综观《孔丛子》一书，全书凡二十三篇，实则一分为二：《孔丛子》与《连丛子》。书题显示，《孔丛子》面世在前，《连丛子》接续于后。《孔丛子》前二十一篇当为孔鲋所草创，孔腾不仅在文字上有所增补，而且增设《记义》一篇。嗣后，孔藂、孔臧父子在文字上多有增补，并增设《论书》《刑论》和《巡守》三篇，又子以父名为书题。在西汉景帝年间，《孔丛子》的前二十一篇，或许以全书，或许以单篇形式面世。《连丛子》上、下篇的撰写和编纂，书题《连丛子》的命名，当均出自孔季彦。在季彦卒年，即延光三年(124年)之前，当大致已完成。其后，“中子之后”“宗人仲渊”孔扶又有所增补，并将《连丛子》附缀于《孔丛子》二十一篇之末，合为一体。合二而一的今本《孔丛子》，在延光三年至建宁三年(170年)，即东汉安帝至灵帝的四十六年间已行世，不会延迟至东晋始成书。

总而言之，《孔丛子》一书是子顺“三子”及其嫡传子孙接续而成。自秦末以至东汉季叶，大约历时三百余年，始编撰成为合二而一的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