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华，王以宁，张 海，史 册

(1.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2.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一、问题提出

教育信息化是推进教育变革的革命性力量，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1-2]。校长作为学校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带头人，其信息化领导力水平决定着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败。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标准》指出，要全面提高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水平，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3]。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在信息化2.0时代，要推进新时期教育信息化发展，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特别是要深入开展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培训，促进教师、校长主动接受新兴技术浪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4]。

随着5G技术、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兴技术快速向教育领域应用延伸，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重要性跃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术界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概念内涵、评价指标、构成要素、现状调查、提升策略等维度，仅有部分学者以人口统计学[5]、技术感知[6]、管理氛围[7]为切入点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关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从领导风格的视角开展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研究还不多见。鉴于此，本研究从领导风格入手，分析变革型领导对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并在组织层面引入组织氛围变量，在个人层面引入自我效能感变量，分析二者所起到的二维中介作用。希望在丰富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也为提高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水平提供实践参考。

二、研究假设

1. 变革型领导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1978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Burns)在他的《领导力》一书中正式提出变革型领导理论，该理论是继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之后出现的一种与众不同的领导理论。Bass在Burns变革型领导理论基础上，建构形成了变革型领导的四维结构模型，并编制形成了变革型领导问卷MLQ[8]。我国学者李超平、时勘等人结合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对变革型领导模型进行了中国化修订，形成了以愿景激励、领导魅力、德行垂范和个性化关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版变革型领导问卷[9]。截至目前，变革型领导已然是中西方领导学领域研究的经典范式[10]。

Judge和 Lowe各自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变革型领导与领导力的正向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11-12]。Conger和Kanungo通过研究多因素领导力问卷发现，变革型领导与领导力高度相关(r=0.88)[13]。Howell研究指出，变革型领导通过描述美好的愿景，会使下属的价值观内化，促使其超越眼前利益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和使命[14]。李超平采用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法证实，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增强领导力有效性。其中，领导魅力、智能激发和个性化关怀对领导力影响作用最为明显[15]。董燕等人从内涵层面研究指出，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是校长领导力的下位概念[16]，变革型领导风格对领导力的作用关系同样也适用于校长的信息化领导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愿景激励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1b：德行垂范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1c：个性化关怀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1d：领导魅力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2. 组织氛围的中介

组织氛围是指组织成员个体对组织行为环境的主观知觉和感受[17]，它是基于成员感知的多维工作环境属性的总和。Kopelman通过研究领导风格、组织氛围和组织忠诚之间的关系发现，组织氛围在领导风格和组织忠诚之间起到中介桥梁作用[18]。杜璿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组织氛围的前因变量发现，领导的管理风格是组织氛围的关键影响因素[19]。罗瑾琏等人基于特定的科层关系指出，组织内部领导对下属的个性化关怀能够很好地预测组织内部气氛[20]。Bass研究发现，愿景激励使下属意识到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激发员工的高层次需求会建立相互信任的组织氛围[21]。Waddell指出，变革型领导通过愿景分享、个性关怀和魅力展现，能够与员工共同营造积极的组织氛围[22]。

良好的组织氛围一般都具有合作性、凝聚力和积极的情绪，能够形成高质量的团队合作[23-24]。Zilwa研究发现，良好的组织氛围有助于领导力的产生和持续。在良好的组织氛围中，下属会积极地自我调节和自我意识，不断增强非合理事件的防范抵御能力，从而使领导者、下属、同事之间生成积极情绪的协同效应[25]。学校信息化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良好的组织氛围能够促使师生更好地对校长的决策予以感知和执行。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愿景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和领导魅力分别对组织氛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2b：组织氛围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2c：组织氛围在愿景激励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2d：组织氛围在德行垂范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2e：组织氛围在个性化关怀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2f：组织氛围在领导魅力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3.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

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最早由Bandura于1977年提出[26]。Stevens研究后指出，自我效能感是反映个体与任务绩效相关联的各种决定因素的可变判断的总和[27]。Lent等人将自我效能感简单地概括为个体有意识地从事特定的工作或力争达到一个特定目标的意愿[28]。Gist则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完成特定任务的自信程度，并指出自我效能感是动态发展的，它会随着个体掌握新信息和新经验的变化而变化[29]。Podsakoff通过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所表现出的领导行为，会为员工树立榜样，促使员工通过强化学习向领导靠近，从而提升领导的自我效能感[30]。田在兰认为，领导者充分利用分享愿景规划和个性化关怀手段，通过提升员工的自信心的方式，可以促进自我效能感的提高[31]。于淼、陈瑾等人通过研究得出，变革型领导与自我效能感在0.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0.499[32]。刘志迎、廖素琴等人以企业管理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计算发现，变革型领导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系数是0.634(p<0.01)[33]。董艳等人通过量化分析发现，校长的自我效能感与领导力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9(p<0.001)[7]。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愿景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和领导魅力分别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3b：自我效能感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3c：自我效能感在愿景激励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3d：自我效能感在德行垂范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3e： 自我效能感在个性化关怀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3f：自我效能感在领导魅力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工具

(1)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本研究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试行)》为主要依据，借鉴孙祯祥的“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现状调查问卷”和“学校信息化领导力评价指标体系调查问卷”，分别从信息化素养、信息化愿景规划、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和信息化评价与推动四个方面编制问卷。经过多次筛选和反复修正，形成的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问卷包含题项15个。利用结构方程进行拟合，得到绝对拟合指数为：x2/df=1.980，RMSEA=0.076，RMR=0.038；相对拟合指数为：CFI=0.950，NFI=0.910，IFI=0.951；简约拟合指数为：PGFI=0.620，PNFI=0.724。总体而言，模型拟合度较好。采用统计软件SPSS25.0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量表进行测量，算得量表信度克隆巴赫α值为0.961，KMO检验系数为0.950(p<0.001)。

(2)变革型领导

随着Burns、Bass等人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MLQ也成为西方变革型领导研究普遍采用的问卷。Hofstede通过研究认为，中国是高集体主义、高权利距离国家，其领导过程有独特的特色[34]。实勘通过研究企业管理者发现，中西方管理者模型存在一定差异[35]。李超平等人在MLQ的基础上，编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变革型领导问卷，该问卷含有问卷题项25个。基于本研究数据测得该量表信度克隆巴赫α值为0.997，KMO检验系数为0.984(p<0.001)。

(3)组织氛围

很多学者对组织氛围量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较成熟的量表包括Insel编制的WES量表和Siegel开发的CCQ量表。盖洛普公司开发出的盖洛普 Q12 量表，因其简洁实用得到国内企业的广泛使用。李建军在Q12量表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建构形成了含有6个题项的组织氛围量表，经检验，该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基于本研究数据，测得李建军的组织氛围量表信度克隆巴赫α值为0.989，KMO检验系数为0.933(p<0.001)。

(4)自我效能感

1981年，Schwarzer等人编制了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经过修订和改进，该量表含有题项10个。目前GSES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被采纳。2001年，王才康等人将GSES量表进行了汉化和修订，成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的有效工具。基于本研究数据，测得汉化版GSES量表的信度克隆巴赫α值为0.850，KMO检验系数为0.918(p<0.001)。

2. 数据获取

研究团队以参加“校长国培计划”中小学校长示范性培训项目、“校长国培计划”中西部农村校长培训项目培训的中小学校长为测试对象，在2017年9月至2019年7月，先后发放问卷21次，发出问卷960份，回收问卷753份。筛除信息不全、存在空白项或选择方式呈现规律性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50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3.02%。

3. 数据描述

本研究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采集了被试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学校情况等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学历、任职年限、专业背景、学校学段、学校所在区域等。509个被试对象中，男性校长有292人，占比为57.4%，女性校长占比为42.6%。29岁及以下校长有25人，占比为4.9%；30岁至39岁的校长有125人，占比为24.6%；40至49岁校长有265人，占比为52.1%；50岁及以上校长有94人，占比为18.5%。拥有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校长有94人，占比为18.5%；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校长有415人，占比为81.5%。任职年限1至5年的校长有285人，占比为56%；任职年限6至10年的校长有137人，占比为26.9%；任职年限11年及以上的校长有87人，占比为17.1%。有计算机或信息技术相关专业背景的校长有15人，占比为3.0%。小学校长245人，占比为48.1%；初中校长有143人，占比为28.1%；高中校长为121人，占比为23.8%。被试对象中来自东部地区的校长有59人，占比为11.6%；校长所在学校处在中部地区的有140所，占比为27.5%；西部地区的学校有187所，占比为36.7%；东北地区的学校有123所，占比为24.2%。

变量的均值、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差比较小，且均值为3.10，表明被试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变革型领导四个维度中，德行垂范均值最大，为3.39，表明被试校长的德行垂范有较好的表现。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假设检验

考虑到不同变量的多维影响效应，本研究分三步对假设进行验证：(1)采用非参数相关分析法检验人口学、组织学等变量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2)基于第一步分析结果，将有影响的人口学、组织学变量予以控制，采用偏相关分析法检验变革型领导对组织氛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并验证三者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3)在前两步分析基础上，采用Bootstrap法检验组织氛围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1. 控制变量影响分析

基于人口学、组织学变量为分级变量的原因，研究采用斯皮尔曼Rho非参数相关分析法检验性别、年龄、学历、任职年限、专业背景、学校学段、学校所在区域等控制变量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根据系数矩阵可以发现，校长的年龄、学历、任职年限、学校学段和学校所在区域等变量在显著水平p<0.01(双尾)下呈现显著弱相关性，校长学历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不相关。被试对象中有计算机或信息技术相关专业背景的校长占比仅为3.0%，非参数相关分析同样没能检测到专业背景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相关性。通过分析可知，性别、年龄、任职年限、学校学段以及学校所在经济区域因素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尽管较弱，但其影响效果不应该被忽略。在接下来的检验中，研究考虑采用有效措施，将人口统计学等变量的影响效应予以剔除。

表2 控制变量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分析 (N=509)

注：1代表性别，2代表年龄，3代表学历，4代表任职年限，5代表专业背景，6代表学校学段，7代表学校所在区域。

2. 相关性分析

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任职年限、学校学段和学校所在区域等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存在影响的变量予以控制，采用偏相关分析法分析校长变革型领导、组织氛围、自我效能感以及信息化领导力之间的关联关系。偏相关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可知，愿景激励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呈显著正向影响，r=0.78，p<0.001,假设H1a成立；德行垂范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呈显著正向影响，r=0.73，p<0.001,假设H1b成立；个性化关怀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呈显著正向影响，r=0.77，p<0.001,假设H1c成立。领导魅力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呈显著正向影响，r=0.75，p<0.001,假设H1d成立。此外，个性化关怀和领导魅力对组织氛围影响最大(r=0.95, p<0.001)，愿景激励和德行垂范对组织氛围的影响稍弱(r=0.94，p<0.001)，假设H2a成立。组织氛围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呈显著正向影响，r=0.76，p<0.001，假设H2b成立。同理，愿景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领导魅力分别对自我效能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a、H3b成立，这些假设的成立为中介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表3 各变量偏相关分析系数矩阵 (N=509)

注：***p<0.001。

3.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可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理，相比单纯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关系分析，中介效应检验能够得到更多、更细致的结论。

经典的中介效应检验有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分析法、Baron的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法。MCMC法因为算法复杂，还涉及具有争议性的先验分布，因此使用该方法的较少。相比逐步回归法，Bootstrap法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法，具有更良好的检验效果[36]。本文采用Bootstrap法检验组织氛围和自我效能感在变革型领导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作用中的中介效应，并设置5 000次样本抽样数，在95%置信区间中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1)采用Bootstrap法，检验组织氛围的中介效应

研究对校长的性别、年龄、任职年限、学校学段和学校所在区域等变量予以控制后，愿景激励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的中介效应不包含0，显著存在于区间[0.034, 0.244]。因此，组织氛围是愿景激励和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之间的中介变量。与此同时，愿景激励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直接效应为0.356，显著存在于区间 [0.255, 0.457] 且不包含0。由此可知，组织氛围在愿景激励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c成立。在组织氛围中介下，中介效应为0.139，总效应为0.495，中介效应比为28.08%。同理，组织氛围在个性化关怀和领导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327，假设H2e成立，中介效应比为70.78%；组织氛围在领导魅力和领导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214，假设H2f成立，中介效应比为41.55%。此外，德行垂范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的中介效应不包含0，显著在于区间[0.267, 0.474]，中介效应值为0.369；德行垂范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直接效应为0.054，显著存在区间[-0.045, 0.153]包含0。因此，组织氛围在德行垂范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2d成立，中介效应比为87.23%。

表4 组织氛围在变革型领导和信息化领导力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p<0.001，**p<0.01，*p<0.05

表5 自我效能感在变革型领导和信息化领导力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p<0.001。

(2)基于Bootstrap法，检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研究对校长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学校基本情况等变量控制后，愿景激励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的中介效应不包含0，显著存在于区间[0.072, 0.235]。因此，自我效能感是愿景激励和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之间的中介变量。与此同时，愿景激励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直接效应为0.342，显著存在于区间 [0.260, 0.423] 且不包含0。由此可推断，自我效能感在愿景激励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c成立。在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下，中介效应为0.153，总效应为0.495，中介效应比为30.91%。同理可知，自我效能感在领导魅力和领导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196，假设H3f成立，中介效应比为38.06%；自我效能感在个性化关怀和领导力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253，假设H3e成立，中介效应比为54.76%。此外，德行垂范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的中介效应包含0，显著存在于区间[-0.203, 0.361]。中介效应不存在，假设H3d不成立。

4. 讨论分析

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的愿景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和领导魅力四个子维度均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Judge、Conger、Howell、李超平等人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11-15]，但影响系数有所不同(H1a：r=0.78，p<0.001；H1c：r=0.77，p<0.001；H1d：r=0.75，p<0.001；H1b：r=0.73，p<0.001)。其中，愿景激励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作用效果最强。学校信息化建设离不开信息化愿景规划。科学合理的信息化愿景规划是学校未来中长期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和蓝图，也是广大师生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期望。因此，校长要将学校的信息化愿景制定成学校全体成员共同的愿景，使大家在共同愿景的激励下，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研究显示，学校组织氛围和校长自我效能感分别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Zilwa和董燕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5] [7]，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中，组织氛围和自我效能感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更强(H2b：r=0.76，p<0.001；H3b：r=0.77，p<0.001)。由此可知，组织氛围和自我效能感对促进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十分重要。在校长开展学校信息化建设中，良好的组织氛围是组织层面的支持，积极的自我效能感是校长个人层面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研究证实，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等变量后，组织氛围在变革型领导的四个子维度(愿景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领导魅力)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自我效能感在变革型领导的三个子维度(愿景激励、个性化关怀、领导魅力)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其中，组织氛围对德行垂范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大，且为完全中介(H2d：β=0.369，p<0.001)。具有良好品德素养的校长能够率先垂范，正己化人。德才兼备的校长，不仅注意大节，还注意小节。这样的校长，开展工作布置，师生会欣然采纳，对于过错的批评，员工也会诚恳接受。在民主、和谐、融洽的组织氛围中，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自然会顺利开展。

研究与假设不同的是，自我效能感在德行垂范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H3e不成立)。具体原因有可能是善于德行垂范的校长一般会谨慎小心，对于事情的完成和别人的能力缺少足够的信心。

五、研究结论

在理论方面，本研究以变革型领导理论和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理论为基础，通过引入组织氛围和自我效能感作为二维中介变量，构建了变革型领导风格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影响模型。通过研究发现，愿景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领导魅力、组织氛围和自我效能感分别对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证实，组织氛围和自我效能感在变革型领导与校长信息化领导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其中，组织氛围对变革型领导的德行垂范子维度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该发现为进一步提升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实践方面，研究对于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专业化成长提供了路径参考。首先，校长若要提高信息化领导力水平，除了要具备基本的信息化知识和能力外，可以从领导风格，特别是变革型领导风格入手，通过强化愿景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以及领导魅力等方面的表现提高信息化领导力水平。其次，采取有效手段，提高学校的组织性。这对于提高校长信息化领导力，顺利开展信息化建设也会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外，校长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还要注意自我效能感的养成和促进，通过提高校长们在自我效能感方面的表现，也会促进校长信息化领导力的专业化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