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君,石晓润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 泥河湾和周口店遗址群概况

(一)泥河湾遗址群

1.研究背景

泥河湾盆地地处河北省西北、山西省东北部的桑干河谷地，面积约9 000平方千米，行政区划上包括河北省阳原县和蔚县，山西省大同市和朔州市的部分区、县。盆地内含有丰富的第四纪遗存，拥有200余处史前文化遗存，时代上囊括了距今200万年到距今0.3万年。泥河湾盆地作为“东方的奥杜威峡谷”，被誉为“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成为佐证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区域之一，其在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研究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泥河湾盆地内的考古工作自1921年开展以来，至今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历史和工作基础，其研究工作经历了发现、发展、繁荣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是泥河湾盆地考古工作的发现阶段。在此期间，学者们首次提出“泥河湾层”的概念，并将“泥河湾层”定为我国华北地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泥河湾盆地进入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包括对小长梁遗址(旧石器时代早期)、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旧石器时代中期)、虎头梁遗址群(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调查和发掘工作。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填补了周口店第一地点与峙峪遗址之间的缺环，将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猿人遗址与峙峪遗址连接起来。

1990年以后，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由中美两国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飞梁、东谷坨遗址进行发掘，不仅引进了先进的发掘技术，而且也提升了研究的水平。2013年“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启动，多学科、多科研单位围绕马圈沟、侯家窑等遗址展开调查、发掘及研究工作，从多种视角对泥河湾盆地考古工作进行阐释。

泥河湾盆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新的石器和化石点的发现为建立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2.泥河湾地貌与早期遗址的分布

泥河湾盆地地处华北地台燕山准地槽，为狭长断陷的河谷盆地，西接大同盆地，南邻蔚县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发育，沿桑干河和壶流河两岸出露厚度大，且河湖相沉积相对连续。狭义的泥河湾盆地仅指阳原盆地，位于阳原县境内，盆地三面环山，北部的熊耳山海拔1 800-2 000米，南部山体系恒山余脉，海拔1 400-1 600米。泥河湾盆地的东西之间长约82千米，南北之间宽约27千米，整个面积约1 849平方千米，地理坐标为114 °25′-114 °44′E，40°05′-40°20′N之间。盆地东端为主要由河流和湖泊形成的第四系泥河湾层构成较广阔的平地，因地貌部位的不同，泥河湾层的厚度变化较大，薄者数十米，厚者数百米。

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地点大多为临近古湖边缘的露天遗址，盆地内有三处旧石器遗址分布集中的地区，分别为大田洼台地北缘(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虎头梁和西水地村附近(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大田洼台地南部地区。此外，在泥河湾盆地西缘的山西大同西郊的云冈石窟附近还有青磁窑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泥河湾盆地东部大田洼台地北缘地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时间最早、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这个区域是泥河湾古湖湖水丰盈时形成的湖滨相沉积层，这里既临近湖心，又靠近盆地东端的凤凰山及其支脉。泥河湾古湖的扩大和缩小，使人群随之进退迁移寻觅食物；山地和基岩出露的砾石和岩块又为他们提供了打制石制品的原料。所以，这个区域是早期人类最理想的生存地。

(二)周口店遗址群

1.研究背景

1961年，中国猿人遗址被评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7年将其评为世界自然遗产。该遗址内发现了丰富的直立人化石、石制品、动物化石，绝对年代距今57.5-25万年，它的发现对古人类学和人类进化具有重大意义。

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于1918年，并在该年度进行了田野调查与试掘工作。本次试掘工作揭开了中国猿人遗址考古工作的序幕，其后考古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工作开展于1918—1927年之间，该阶段内的工作主要是由外国学者主持，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古人类和古生物化石。在此期间对周口店第1地点——中国猿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第二阶段的工作开展于1927—1937年之间。本阶段内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北京人的用火遗迹，获得大量的动物和古人类化石。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推向了高潮。第三阶段为1937—1949年之间，这一时期周口店的考古工作陷入了停滞。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工作几乎完全停顿。1941年随着日美关系紧张，为了将中国猿人化石妥善保存，研究人员决定将其运往美国，然而在运送的过程中头盖骨化石遗失，至今下落成谜。此外，发现的重要标本和研究资料也遭到破坏。

新中国成立1949年至今，中国猿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重新开展，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大量发现。1977年后，针对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的多学科研究也逐步展开，期间有关该遗址的文化性质的探讨促进了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文化序列研究工作的进行。

2.周口店地貌与早期遗址的分布

周口店遗址群位于北京市西南郊，距北京城约50千米的房山区周口店镇。该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和西山的交界处，处于新构造运动的上升和沉降的接触区。新构造运动，使得岩层发生曲折、断裂，形成很多裂缝。另由于该遗址群发现于奥陶纪的石灰岩之上，石灰岩是可溶性岩石，地表水和地下水就沿着岩石的层面或断裂缝隙溶蚀石灰岩，从而在石灰岩山中形成许多山洞或裂隙，这就为古人类提供了良好的居住地。

周口店遗址为一处由石灰岩洞穴和裂隙组成的遗址群。自1920年开始调查发掘以来，共在周口店周围的石灰岩山上，发掘了27个地点。周口店的核心区域仅包括7个地点，分别是：Loc.1—5，12，15，26，而Loc.16、17、18、25不在周口店的范围内。该遗址群中发现人类化石的地点有Loc.1、4、26、27，发现石制品的地点有Loc.1、4、13、15、22、26，发现用火证据(灰烬、烧骨、碳化朴树子、石制品等)的有Loc.1、4、13、15。

二 环境与年代背景

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在人类本身的出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使了早期人类从非洲走入亚洲。促成人类迁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包括人类自身的进化、环境、技术革新、哺乳动物迁移等方面。[1]泥河湾和周口店两个地区仅有周口店有人骨化石的发现，无法进行解剖学意义上的人骨化石对比。因此，本文从环境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变化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年代与文化分期

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阶段为早更新世(距今170-79万年)，该阶段发现和发掘的遗址有：黑土沟遗址、马圈沟Ⅰ、Ⅱ、Ⅲ、Ⅳ、Ⅴ、Ⅵ、Ⅶ文化层、东谷坨、小长梁、大长梁、飞梁、半山、麻地沟、山神庙咀、霍家地、许家坡、岑家湾、马梁等遗址；另一阶段为中更新世晚期(距今33-20万年)，发现有后沟、东坡、摩天岭、三棵树、青磁窑等遗址。旧石器中期(距今13-7.5万年)的遗址有雀儿沟、许家窑、板井子、新庙庄遗址等。

周口店地区的中更新世遗址主要分布在龙骨山猿人洞(第1地点)附近。该区域内的遗址大都背靠龙骨山，面向周口河，石制品原料和动植物资源富集，为古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周口店地区旧石器早期遗址同样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更新世(距今170-79万年)，包括第18、9、12以及东、西洞地点；第二阶段是中更新世(距今57-20万年)，有第1、13、新洞(第4)等地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第15地点、第3地点等。

(二)环境背景

人类为适应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而创造了文化，文化的出现与发展过程反映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人类进化、发展的初始阶段，环境是制约其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1.泥河湾盆地内的动物群与古环境

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进行，大量的古环境和气候演变工作开展，大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2]学者们通过个别遗址的古环境研究成果来推测和复原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哺乳动物骨骼的富集发现，为重建盆地内第四纪的古环境的提供了研究材料。泥河湾早更新世动物群统称为“泥河湾组”，分为3个阶段：泥河湾动物群、辛窑子动物群和稻地—东窑子头动物群。[3]

泥河湾动物群中，哺乳类化石包括鼠兔科、跳鼠科、尉鼠科等具有明显的古北界动物群特征，目前尚未发现与东洋界相关的动物种属，动物化石分析结果反映出盆地内的动物群属于典型的古北界(华北温带)动物群。盆地内不仅生存着三趾马、古菱齿象、披毛犀、纳马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有大量中小型哺乳动物如中国羚羊、硕鬣狗、步氏鹿等的分布。这些动物中既有喜干冷的环境，也有喜暖湿环境，反映出当时盆地内应为广阔的草原环境，靠近盆地边缘或山体附近有森林、灌木的分布。因此推测出泥河湾盆地在早更新世(距今180万年前)处于温带半干旱的草原稀树环境，且当时的盆地内部分布有小型的湖泊和沼泽。该地区早更新世出现过较为温暖的时期，但其温暖程度很有限。小长梁、东谷坨等年代稍晚的遗址中动物化石与早更新世的动物化石密切相关，反映出相似的生态环境。

依据对重要遗址地层剖面的孢粉分析、环境磁学及泥河湾盆地内的易溶盐分析、水下黄土研究，显示出泥河湾早期古湖为微咸—半咸水湖[4]；湖相地层中的包含物有多种来源，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山地的风化物，一种是沙漠地区的粉尘物质[5]；水下黄土堆积和河湖相堆积在沉积剖面上交替分布，共同形成水下黄土—河湖相沉积系列，显示出气候在干冷和冷湿之间的周期性波动，反映出温带干旱性的气候环境。[6]

综上所述，泥河湾盆地内的气候在早更新世时期呈现出干冷和湿冷的周期性变化。环境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变量之一，其与人类的发展相辅相成，环境的变化推动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促使技术的不断提高并改进生存策略以便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得以生存。

2.周口店遗址群内的动物群与古环境

周口店遗址群中也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骨骼化石，动物化石分属100多个种或亚种，其中有第三纪的残余种剑齿虎，有中更新世常见的种属：如硕猕猴、翁氏兔、居氏大河狸、丁氏鼢鼠、肿骨大角鹿、中华缟鬣狗、梅氏犀、转角羚羊等，其余的为晚更新世常见的或现生种，从这些动物的习性和植物孢粉等研究成果，可以初步了解当地的古地理和古气候。

以中国猿人遗址为例，该遗址地层共分为17层。其靠近早更新世的地层中(L12—17)，年代大约在距今50-100万年之间，多为喜暖动物：硕猕猴、水牛、梅氏犀、鸵鸟等，说明中国猿人生存时期的气候是温暖的，而且较之现在温度要高一些。年代距今约46-50万年的L10—11层中，喜冷和接近喜冷种多于喜暖的种，气候偏冷。年代距今约39万年的L8—9层为过渡层，喜冷和喜暖动物比例均匀。年代距今40-23万年的L7—1层，气温不断回升，喜暖多于喜冷，在距今29-31万年期间的第L4层达到最暖期。根据孢粉、重矿物等多方面研究，气候又经过几次变化，大概有三个寒暖交替的周期，但即便处于稍微寒冷时期，也还适宜中国猿人生存。总体来说动物群显示出森林退化且草原进一步扩大，气候环境与早更新世相比更加凉爽干燥。

中更新世中后期周口店附近的地理环境与现在相差无几。巍峨的西山上虎豹等食肉类动物时常出没，严重威胁着中国猿人的生命；茂密的森林中，硕猕猴攀悬、臂行；山前丘陵地带的朴树，是中国猿人进行采集的主要区域；牛、羊、鹿等食草类动物生存在辽阔的华北大草原上，为当时的中国猿人提供了狩猎条件。周口店地区更新世的气候有利于原始人类的生息繁衍。更新世中期以前，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使得原始人类迅速扩散。

(三)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人类进化和扩散的关键因素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特别是与北半球寒冷、干燥的气候有关。气候变化引发其他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使周边居民为避难所、食物和其他资源进行争夺。资源的紧张和环境的压力迫使人类不得不进行远距离、大范围内的探索和迁移。[7]

泥河湾盆地原为湖水占据，气候周期性的冷暖变化使湖水发生规律性的扩大或缩小，生活在湖滨的人类也相应地迁移进退。中更新世中期泥河湾古湖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湖侵事件，这一时期湖水增大，原先的湖积平原被淹没，湖岸线向外扩进，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气候趋向干旱，当地的古人类不得不向外迁移。[8]134-228与同时期泥河湾地区相比，周口店地区气候虽然偏冷，但仍偏向森林型环境，动植物资源丰富，适宜人类生存。因此部分人群选择向同纬度的东方迁徙，逐渐到达太行山东部的周口店地区。

到了中更新世晚期，泥河湾古湖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收缩，湖岸线向后退缩，古湖向西迁移，湖积平原扩大，气候趋向暖湿，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空间和生存资源。[9]132-217同时期的周口店地区正处于寒冷期，气候偏冷干，偏向草原型环境，人类的生存压力增大，因而部分古人类向四周扩散，泥河湾盆地无疑是一个较好的迁徙地。

早期人类的生计模式是食腐、狩猎、采集同时进行的杂食模式[10]，因而动物资源的变化会对人类的迁移和扩散产生影响。哺乳动物、植被与气候三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当气候转暖时，森林植被增多，与之相对的动物群中大型和森林型的动物处于支配地位；当气候变冷时，植被以草原为主，伴随的是草原型和中小型动物的增加。

周口店附近生活的哺乳动物群是肿骨鹿动物群，包括肿骨鹿、中国鬣狗、纳马象、葛氏斑鹿、梅氏犀、狼、猕猴、水牛、骆驼、鸵鸟、食肉类、啮齿类动物等。这些动物大多为喜暖的动物，动物的种类反映出周口店附近有山地、平原、河湖沼泽，甚至有干旱草地，与现存相似，但比今日稍暖和湿润。[13]据孢粉、重矿物等多方面研究，气候有经过几次变化，大概有三个寒暖交替的周期，即便处于稍微寒冷时期，也还适宜中国猿人生存。[14]尽管环境适宜，但生存斗争十分艰苦，主要靠采集所得，狩猎只占小部分。

中更新世中期大约是距今50-30万年，泥河湾古湖发生湖侵事件。此阶段泥河湾盆地内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较少，仅发现后沟、东坡、摩天岭。同时段周口店地区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较多，该地区的大部分遗址都集中在这一阶段：代表性的遗址有第一地点(Ly8-9)，动植物化石显示当时周口店正处于一个相对较暖的时期，动物中喜暖大于喜冷，大型和森林型动物较多，这也为人类的迁徙提供了可能性。

三 石制品工业

近年来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指导思想为“操作链”，“操作链”理论是指将考古学研究放入动态之中进行，具体来讲是将遗址中石制品的最初进入遗址形态，石核的剥片，工具的制作，石制品使用以及废弃结合起来整合研究，以动态的角度分析考古材料，从而复原当时的人类生活环境和人类的行为模式。

泥河湾和周口店遗址群在时间上具有衔接性，为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年代学上的依据。根据年代学的数据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距今170-30万年，第二阶段距今30-20万年，第三阶段距今13-7.5万年。本文在“操作链”理论的指导下，对石制品特征进行分析。

(一)原料

遗址分布范围和时间跨度的不同，造成遗址附近的石料种类和贮藏量并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遗址间石制品原料的差异性。石料资源的性质、丰富程度以及可获取性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策略，尤其是石制品从选料到工具设计制作、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研究古人类对原料的开发和利用，对于探讨他们的石器技术特点有重要意义。[15]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人类对石制品原料的采办有地表采集和基岩开采两种。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石料选择利用和遗址分布模式两个方面，研究者认为二者之间密切相关。[16]

泥河湾第一阶段遗址(距今170-79万年)的原料种类和石料产地研究显示出，该阶段内的旧石器遗址在石制品原料的选择和利用方面相一致，即石料除个别遗址使用较多的角砾岩、凝灰岩、硅质岩外，其余以燧石为主，且都是在遗址周边采集(就地取材)。燧石属于硅质岩的一种，因其质地较硬且韧性较好，较为适宜进行石制品的打制。泥河湾盆地的基岩层中发现有大量的条带状燧石分布，为古人类提供了较为优质的石制品原料；随着遗址中使用的燧石原料增多，体现出古人类对原料质地的优劣、原料产地分布以及原料获取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到了第二、三阶段，特别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的遗址中所用的石料包括：燧石、脉石英、石灰岩、石英岩、火石、角砾岩、火山岩、硅质岩、玛瑙、凝灰岩和其他的一些原料。各种类石料在遗址中的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燧石的比例下降，石灰岩、石英的比重加大。

泥河湾盆地从早期到中期，石料的种类没有太大变化，所使用的石料比重有所不同。根据对盆地内的调查显示，其石料都是来自各遗址附近山坡基岩出露和风化的岩块，或是河滩砾石，一般个体较小。[17]145-146

周口店古人类使用的石料从始至终都以石英为主，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遗址中大多数的石制品的原料均为石英制品，其次是水晶，除上述两种外，还有少量的燧石、砂岩和极少量的其他原料。周口店地区的石英石料绝大部分采自遗址周边地区；这种采办方式在第三阶段发生变化，远距离采集石料的行为增多，并且经过初步筛选和石核的初步剥片，直接将需要的石制品带到遗址内使用。周口店遗址石料采自遗址附近的河流砾石层和遗址区以北5千米范围内的变质岩区和花岗岩区岩脉露头或风化处。据遗址区附近下砾石层和风化岩块尺寸来看，一般个体较小。

表1 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主要石料比例表

泥河湾盆地与周口店地区的古人类在第一阶段所利用石料种类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第二阶段和旧石器时代中期，其使用的主要石料种类相似(见表1)。二者的石料的来源地以及对石料的采办具有高度相似性。根据Haury和BinFord的理论，两个地区的原料采集方式存在两种可能：一种为偶遇式，即随用随取；另一种是进行狩猎、采集等活动时储备石料。由于岩脉分布的不均一和位置的固定性，促使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晚期和周口店地区中更新世中期时古人类对石料的采集带有一定的计划性，这更多反映了后勤移动式的原料采集特征。[18]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校长几十年待在一所学校，爱校如家，把一所学校经营得非常好，我们肯定这一点。同时，如果一位老校长做得好，我们把老校长的那种经验通过传帮带传播出去，带到其他学校，予以更多的实践不是更好吗？这一点上，两者关系各有优长，关键是我们要把它处理好。

(二)打制技术

石制品原料质地的优劣、个体的大小等因素决定古人类所使用的打制技术，在漫长的探索中，古人类对石料的认知和利用能力不断提高，逐渐创造了不同的打制方法以便能高效率的利用石料。锤击法打片特别是硬锤锤击法打片方法在大部分石料中均可开展。碰砧法打片适用于质地较粗糙，且个体较大的石料，如角页岩。相比较而言，应对劣质和小型石料的最有效方法是砸击法，如石英。

泥河湾盆地内古人类的打片方法在第一、二、三阶段均以锤击法为主，偶见砸击法和碰砧法(见表2)。石制品的打制方法为简单的锤击法剥片，并辅以砸击法剥片。第一阶段东谷坨遗址、霍家地遗址、岑家湾遗址中，砸击法打制的石制品占比较低，但在个别遗址如小长梁遗址中砸击石制品的数量占据一半的比重。第二阶段中的青磁窑遗址、雀尔沟遗址和第三阶段的许家窑遗址中，砸击产品仅占到四分之一。

周口店地区的古人类在第一阶段中砸击法占到50.5%，锤击法仅次之，占到44.6%，但石制品的统计结果显示石核以锤击石核为主，而石片中以砸击石片为主，这可能与锤击石片作为石器加工的毛坯而用有关(见表2)。整体上来说周口店第一阶段继承了泥河湾古人类的剥片方式以锤击法为主，但随着人类对遗址附近脉石英石料的了解，砸击法在第二阶段达到顶峰，此后逐渐减少，在第三阶段处于次要地位，此时仍以锤击法为主。

表2 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剥片方法统计表

由于受所能利用的石料限制，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遗址中的石制品以小、中型为主，微型次之，大型和巨型的较少。石核整体上看以锤击法为主，打制技术较为简单、粗放；但由于两地区石料的不同，因而在选择打制方法时各有侧重。石核台面类型以自然台面(砾石面和节理面)为主，打制台面者少见；石核采用简单剥片技术，多为中型且不规整，剥片断裂现象较多且数量较少，石核的利用率较低；石片的形状不规整，长宽相近和宽大于长的标本发现较多。

(三)工具组合

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的古人类进行石器加工和修整的方法多样，几乎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所有的加工方法，从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均以锤击法为主，偶见砸击法和压制法。石器的加工方式多样，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反向次之，此外还有少量的两面加工。

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中的工具尺寸构成以小型为主，种类大致可分为初级打片工具(一类工具)和加工精致的工具(二类工具)，两个地区中的一类工具包括石锤、石砧，不同的是周口店遗址群中根据剥片方法的不同又可将这两个类型细分为锤击和砸击两个亚型。二类工具中，两个遗址群的工具组合类似，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刮器、雕刻器、锯齿刃器、球形器以及石锥等，其中刮削器占据主导地位；工具中以单个刃缘的开发利用为主。

综上所述，从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泥河湾盆地与周口店地区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组合为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组合，其中刮削器的数量最多(见表3)。石制工具中的端刃刮削器、石锥、尖状器等加工精细的工具在泥河湾盆地的遗址中出现时代早于周口店地区，工具的形态上比周口店地区原始；而发展到周口店时石器类型虽未有大的变动，但较泥河湾盆地规整，刃部和尖部类型增多。球形器最初在周口店第一阶段发现，数量较少，加工粗糙且形制不规整。在泥河湾盆地第三阶段的遗址中，出现数量较多的形制较规范，修理精细的球形器，这在泥河湾的当地的传统中从未出现过，而这类器物的发现说明泥河湾盆地在此阶段受到周口店地区石制工业的影响。[19]1-15

表3 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石器类型统计表

四 演进模式

(一)文化演变与环境耦合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生活在泥河湾盆地中的人类主要在其活动范围的周边采集石料，各遗址间因所处位置的不同石料种类显示出较强的区域性；原料被带到遗址之前大都未进行初步的遴选，多为带到遗址直接进行剥片。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人类开始有意识的选择优质石料，并进行了初级遴选。这些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人类活动范围渐渐增大，劣质石料的使用频率降低，对原料的选择和使用逐步精细化。[20]泥河湾盆地从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晚期，石制品特征体现在以锤击法为主要剥片方式，砸击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多。石器的加工方式以锤击法为主，修理方式主要为单向修理，但反向、复向、对向、两面等加工方式逐步增多；石器器型简单，器物类型由少至多，但始终以刮削器为主；石器类型由简单、粗放向复杂、精致发展，出现了凹缺刮器、锯齿刃器、雕刻器、石球等加工精致的器型。

周口店地区中石制品原料中脉石英占据绝对优势，石料可能在遗址附近采集；其他种类的石料在进入遗址之前就进行过筛选，很可能是在原料产地进行过简单剥片和遴选工作。工具毛坯多为断片—裂片和断块类，石制品中直接使用者较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权宜性[21]；工具的使用程度显示出非石英原料低于脉石英原料。[22]以上所述，说明当时的古人类在石料采办中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选取产量丰富的石料，以量补质，并针对石料的质地优劣采用不同的开发和利用模式。[23]周口店地区从早更新世到中更新世，剥片方法以砸击法为主，锤击法在第三阶段超过砸击法，占据主导地位，使用碰砧法打片占比较少。石制品修整方法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和碰砧法占比较少；加工方式以单向加工为主。石器类型丰富，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还有砍砸器和雕刻器以及石锥。石器第二次加工较为粗放，权宜工具较多。

泥河湾盆地与周口店地区的地质存在差异，导致二者在选择石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伴随着剥片方式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又反映出古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通过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的石制品工业的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在原料采办、剥片技术、加工方式、石器类型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且有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环境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环境的变化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反之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会改变环境。[24]旧石器文化的研究离不开环境的研究，石制品、动物化石、人类行为的分析都要纳入大的环境背景展开研究。促使人类行为变化和活动范围扩大的变量有很多种，其中气候环境、动植物资源、食物的获取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影响人类移动的客观条件很多，假设石料的产源丰富并且很容易获取富集的石料，那么无论气候怎样变动古人类的移动方向与食物资源的移动方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食物资源尤其是动物资源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区域内环境条件较好且动物和植物资源富集的情况下，人类可能主要在石料产地周围活动；区域内环境条件恶劣且动植物资源减少的情况下，人类可能会选择辐射式的移动方式。通过对各个地区环境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出自第三纪到第四纪时间段内的环境背景为：上新世气候经历了温暖湿润—寒冷干燥—较温暖湿润的过程，第四纪气候为寒冷干燥和温暖半湿润高频率的周期性交替波动；植被分布状况为：上新世疏林草原向干草原转换；第四纪经历了从灌丛草原到干草原再到荒漠的变化。[25]

根据环境分析并结合各遗址的测年数据，可推测在第一阶段中，气候以暖湿的森林草原环境为主，适宜人类的扩散，大约在距今50万年，发生中更新世中期的湖侵事件，从而迫使古人类由泥河湾向周口店扩散；大约在距今20-10万年，中更新世晚期发生大规模的湖缩事件，因而在第二、三阶段古人类由周口店又逐渐向泥河湾迁移，并与当地的古人类进行文化交流融合。综上所述，周口店地区的石制品工业继承于泥河湾盆地的石制品工业，并有所发展，又对泥河湾盆地的石制品工业产生影响。

(二)埋藏环境的发展模式

山陕地堑于上新世开始形成，地处鄂尔多斯台地的东南边缘，其南、北部的边界为秦岭和燕山。该地堑系在行政区划上范围较大，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以及陕西省的部分市、县；地堑内分布着较多的断陷盆地[26]，由南向北包括：渭河、运城、临汾、晋中、繁代-忻定、阳原、延怀盆地，这一系列的晚新生代湖盆，在晚更新世时陆续的消亡。[27]

该地堑自上新世形成至第四纪时期，区域内的断陷盆地都曾为大小不等的湖泊，并以湖泊的形式存在较长的时间。中更新世开始，在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地堑内的古湖均有过反复的湖侵—湖退事件和河—湖环境的变化，并形成一系列的湖积(湖蚀)台地和河流阶地。山陕地堑系在中更新世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构造运动，渭河盆地内河流的三级阶地形成，临汾-太原盆地、大同盆地(泥河湾盆地)内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湖退事件。中更新世中晚期，湖水逐渐消退，河流形成。

从环境上来看，中国北方地区早更新世初期及中更新世早期，由于地壳的上升运动以及气候偏向暖湿，形成很多大的湖泊，因而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大都依湖分布，如：泥河湾盆地遗址群、西侯度—匼河遗址群等均为沿湖岸线分布。到了中更新世中晚期地壳运动相对减缓且气候偏向冷干，大湖泊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大的河流开始形成或扩大，这一阶段出现洞穴遗址，如周口店遗址群、山东沂水南洼洞遗址等。晚更新世早期湖泊基本消失，河流发育，旧石器遗址大都依河分布，这一阶段由于各地的地质环境存在差异，因而各区域的遗址地质不同，如丁村遗址群(汾河流域)、柿子滩遗址群(清水河流域)、许家窑遗址(桑干河流域)、下川等为依河分布的露天遗址，而在太行山西麓晋东南地区则以塔水河、麻吉洞等为代表的洞穴遗址。太行山地区的晚期洞穴遗址的形成，可能与该地区石灰岩地貌有关，受水流的侵蚀，易形成洞穴和岩厦。

通过分析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地区的埋藏环境、石制品工业以及时空分布，可推测人类的生存模式即：人类生存空间从依湖型→依洞型→依河型扩展。这就是贾兰坡先生提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深层原因。这种依河生存模式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乃至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在当代仍起着重要作用。

从泥河湾到周口店，再从周口店到泥河湾，人类祖先经历了从依湖型露天生存发展到依洞型生存，再从依洞型生存发展到依河型生存。依湖型→依洞型→依河型，这或许就是中国北方地区远古人类的进化之路。人类祖先所经过的这条迁徙路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路线轮回，而是一次次巨大的自身进化和技术变革，人类祖先的体质和智力都在一步步的提高，人类社会也由此向更高级阶段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