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远，岳 瑶

(1.西安培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2.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对乡村振兴的关注和兴趣。乡村振兴是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乡村现代化路径的过程中，周礼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与交融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如何？本文从对典型的周礼村落观察研究入手，试图调查发现周礼文化的传承与乡村现代化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周礼文化在乡村社会传承的稳定性和恒常性

(一)费孝通乡土社会的“礼”与“周礼”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多出提到“礼”“礼治”“礼治秩序”“礼俗社会”，还指出 “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等等。(1)费孝通先生在著作《乡土中国》中“礼治秩序”“无讼”两章中详细论述了关于“人治”“法治”“礼治”在乡土社会秩序当中的区别，但并未言明“礼”“礼治”的由来。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51-61.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第十六》)。钱穆云：“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1]足见礼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虽然强调乡土社会“礼”比法的影响更深入更广泛更具体，但他的著作中并未言明“礼”与“周礼”的关系。礼的制度化、政治化、伦理化发轫于西周。礼的本初是指西周时期制定的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后来礼的含义和功能不断地完善、改进、外延和拓展。通过对周礼村落社会的调查发现：周礼不仅是一套完整的礼仪规则和仪式，还是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准则，更是一种传统社会治理的系统化的范式。李清霞指出：“周礼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准则，也是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更是历代文人完善道德人格的教育方式。”[2]西周时期完备的礼仪制度的推广，规范了人们的伦理道德行为。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以仁德之心引导人民，让人民都懂得礼节，百姓有了羞耻心，就会善于约束自我。周公姬旦“建官立政、制作礼乐”，开创了中国几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广泛而深厚的基础。通过对周礼村落的田野调查，观察周礼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的种种表现和实际功能以及村民普遍的文化习惯、文化心理和文化认同，追根溯源，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强调的乡土社会之“礼”与周礼村落社会延续三千多年的“周礼”一脉相承，这就将费孝通先生描述的当代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礼俗社会”的历史向前推移了三千多年。

(二)周礼、张载的“关学”与周文化的传承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周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春秋时期“虞芮之讼”的公案展示了周人通过礼治衍生秩序，秩序稳定统治。周礼作为周文化的核心要义，通过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统一达到教化人民、治理有序的目的。周礼不但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依然在周礼村落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周礼村落社会深受周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世世代代耳濡目染礼乐文明与伦理道德，养成了周原村民“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生活态度，这些特征对我们认识周文化的文明及原始形态和精神基因具有重要价值[3]。

张载关学与周文化、周礼是一脉相承的。关学是陕西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其影响力之大足以成为中华文化的璀璨一角[4]。张载关学的哲学思想虽是“以气为本”，但在社会实践中却秉持“以礼为教”[5]的理念，其精神和灵魂也是“礼”。历代关学弟子继承和发扬了张载“以礼为本”“尊礼重周”的思想观念，非常注重礼的道德教化作用并躬行不辍。山东曲阜孔庙中明代成化四年(1486年)由明宪宗朱见深所立的“成化碑”上张载的“四句”赫然在目，足见张载关学在明代已经流传甚广，亦可见周文化、齐鲁文化和张载关学“以礼为教”都是周礼的一脉相承。挖掘周礼村落的文化特征，犹如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测度周礼村落村民的价值取向，依照村民的认知排序，依次得出：今日村民的价值取向仍然秉承周人“崇德尚文、勤劳重礼”的价值观[6]18。

(三)周礼文化传承的稳定性与恒常性

牛顿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对“惯性”提出了定义：它是物质固有的属性，是一种抵抗改变的现象，在任何时候和状态下都不会消失。社会科学之中也会表现出与自然科学的这一特性相同或相通之处，文化的传承或文明的发展模式亦是如此。观察分析人类文明形态及其发源地，可以发现文化传承也如同牛顿的物体运动的惯性作用一样：任何国家、地区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总是趋向于保持原有的文化形态。这就使得文化传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恒常性。我国社会是由典型的农耕文化发展而来，今日所谓的当代乡土文化不过是带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演变而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的构成，或多或少都带有乡土性的某些特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周文化的传承在周礼村落社会虽然表现出一定适应性改变，“但周人(周礼村民)的社会本性和文化认同(特征)却表现出惊人的恒常性。”[6]279在当今的周原，周文化的气息仍然厚重而浓郁：周原的民风民俗、文化特质、礼仪规范等。周礼村民们对周文化具有高度认同感，周文化根植于心。恰恰是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和恒常性的缘故才对冲了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强势和扩张造成的危害。

二、周礼文化的传承变迁与乡村现代化

(一)市场经济与文化调适

传统社会往往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现代社会大多以工业为背景[7]。改革开放之初，周礼村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周礼村落的传统社会不断受到市场扩张和资本强势的挑战。周礼村落由一个“耻言利”的传统社会悄然地向崇尚功利的现代社会转型。关于周礼与当代市场经济，许多专家和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赵馥洁教授认为：由于周文化在周礼村落积淀较深，所以人们能够把由市场经济形成的利益观念和由周文化传承的道德意识结合起来，这是对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优秀文化之积极作用的有益探索。[8]李清霞指出：“传统文化村落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都市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具有长久而鲜活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村落的现代转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2]李义平教授指出：“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周礼村落，既有传承又有变迁的图景。村民将生活方式、经营方式、思维方式与市场经济融合，探索了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乡村振兴之路。”[3]

在市场扩张的过程中，任何地区和社会都面临着文化失调和冲击，这时文化的调适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调适是指文化的一个部分发生变化时，其它部分的相应变化。文化调适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调适的过程。在周礼村落，文化的调适使得市场经济的扩张没能将乡村现代化与周文化和乡土社会完全割裂，而是周礼文化的传承不断地适应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与进步。市场经济的扩张性导致人们的观念更新，村民开始从耻言利向心仪、崇尚功利变迁的同时，周礼文化的稳定性又不断对冲着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强势的扩张，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性。张亚斌教授在分析周礼文化时认为：周礼文化并没有远去，它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引导、政治基础和文化渊源，经数世变迁和文明遗传而延绵不绝。[9]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提出：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10]陈来指出：从动力-结构的分析看，一个社会体系的良性发展既要有良好的动力系统，又要良好的(文化)规范系统，两者缺一不可。[11]从周礼村落来看，文化的稳定性与恒常性规范了乡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文化的传承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乡村现代化不断地调适和适应。

(二)周礼文化传承变迁与乡村现代化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指出，社会的变迁主要源于文化的变迁，正是文化的变迁才带动了社会的进化。他强调文化在不断的变迁中，文化的失衡与平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如何使传统文化的调适更好地适应这一过程就显得十分迫切。[1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现代化。周礼村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脉络正是如此：首先，周文化的优良传统塑造着周礼村落的乡村秩序，使其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村民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时由最初的彷徨，到回归恪守传统伦理，遵守法治秩序，形成“功”“利”与“德”“礼”相融合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周礼与现代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完美结合和良好的朴素民风。其次，即使周礼文化受到了乡村现代化较大的冲击，周礼村落的村民也能将经济利益和周文化的保护有效结合起来，使周文化元素渗透进一街一景，一砖一瓦，并以周文化为品牌大力发展旅游业。岐山民俗旅游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强烈的“溢出效应”，使得陕西的民俗旅游方兴未艾。周文化与现代旅游的有机融合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探索了乡村现代化新路径。再者，在周文化传承方面，周礼村落“礼仪文化之乡”称号的获得更是来自于周文化的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无论是在行为举止或是风俗人情方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古老周礼文化的印记。村民们待人为善、热情好客的特点都与礼仪文化之乡完美契合。周文化与当代文化相互交织和影响、文化失衡和再平衡，既继承了周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又与当代文化结合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周文化民俗旅游特点。当代周礼村落既有周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又包容与吸纳当代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体现出了周礼文化强大的魅力、影响力以及面对市场经济冲击时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

三、周礼文化与乡村现代化融合发展

乡村现代化是由多元的社会结构组成，包括工业化、城镇化、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等复杂的指标体系。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许许多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时一地之问题，而是长期且普遍存在。对于这样的问题，单靠政府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只能是扬汤止沸。单纯依托市场的力量会使社会失去方向感。乡村问题貌似微观、简单，但由于其社会形态复杂、组织化程度较低、作用机理微妙、差异化很大，如果简单化解决问题，往往是事倍功半。乡村现代化仅靠一方面的努力往往是事与愿违。要解决好乡村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问题必须通过政府-市场-文化-社会四个维度的良性互动、协调、平衡来协同努力才能事半功倍。下图试图概要表达政府-市场-文化-社会四个维度的作用框架：

图1 政府、市场、文化、社会四维度间的关系

(一)政府：制度、规划和引导

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制度安排，用其建制性权力制定法律规则、制度供给，加大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等。通过周礼村落民俗旅游发展的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周文化民俗旅游发展初期是依靠政府引导推动，以典型引路带动当地村民开展民俗旅游业以推动市场机制的形成，逐步发展成“陕西民俗旅游第一村”。

在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对公共事业的规划和投入、制度保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政府要发挥培育引导作用，妥善解决好“小农户、大市场”有效衔接和过渡，善于遵循市场规律有效引导个体农户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实践当中去。其次，因病致贫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要在医疗卫生、基础建设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有些村庄政府聘请乡村规划师统一管理村庄规划，妥善解决好村庄排水、建筑标高等，有效地解决了“公地悲剧”问题，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第三，政府要发挥在制度安排的正外部性和制度保障上的积极作用，例如扫黑除恶，一举解决一些地方长期不良和邪恶势力控制或挟持基层组织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正义。但也要看到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挤出民间资本，挤压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导致乡村发展对外依赖性增强，逐渐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城乡之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政府作用的无限扩张会干扰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市场、文化、社会力量成为乡村现代化的旁观者，这些问题也不能忽视。

(二)市场：有效发力推动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首要问题就是产业兴旺，村民关心的也是产业带动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而产业兴旺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否则将大大降低产业发展效率。

首先，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产业兴旺，形成产业化、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前关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借助市场力量解决农民创业、就业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兴旺，乡村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如今城乡流动体制机制的障碍仍然不少。当务之急是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产业兴旺要依托市场才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才有了根本。也要看到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市场并不能完全主动地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在乡村社会里，周文化在解决这些问题就显示出积极意义。儒家文化的 “守礼”“节用”“富民”“使民以时”“民贵平”的思想，养成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美德，这些都会对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文化：自觉和复兴

西方学者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方式。文化与经济社会融会贯通，文化随着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任何文化和价值观必然对应着特定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13]。文化包括物质、精神、习惯、风俗、语言、社会组织、制度等方面，总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2)此处文化概念引用英国马凌诺斯基文化功能学派的文化定义。见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9，15.对于周礼村落来说，周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状态，人们依旧传承着对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信仰产生重要影响的部分，并始终对有理有德的人保持尊重。周礼村落今日之情状乃是数千年周礼人文化形成之结果。面对市场经济中利益的诱惑对传统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首先，要弘扬周文化的作用，既要引导乡村优秀文化的恢复、传承与发扬，又要引领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调动社会各方积极进行文化创造，鼓励农村优秀文化传承人积极担当继承者，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让人民共享更多文化成果，让周礼文化助推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次，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科学地发掘乡村的民俗文化资源，吸收当代文化中崇尚多元、法治、规则、民主等现代文化元素，使乡村文化的本土性与现代性相适应，促进乡土文化的自觉和复兴。文化的自觉与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或回归，而是唤醒村民的文化意识，自觉创新完善周礼文化。关中的传统村落宗族意识和民俗仪式的复活，体现了一定的文化自觉和价值回归，要因势利导，周礼文化仍然能够为乡村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正能量。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有助于推进移风易俗、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四)社会：有机协调各方力量

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在民族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之下形成的，它只是经济生活的附属品，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分离的经济体系[14]。《周礼村落》比较系统地揭示了社会组织在民俗旅游市场规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从最初政府主导成立的旅游管理公司，到市场主体自发成立的行业协会，再到具有社会组织特征的民俗专业合作社，社会组织变得日益成熟且力量不可小觑，它能够有机协调政府、市场和文化力量，更便捷、高效、低成本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合作社、协会等社会组织可以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关中村庄的祠堂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沉淀着深厚的人文根基，过去它的存在对于农村鳏寡孤独的救助更为直接便捷。乡村社会组织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没能对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充分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权责意识、乡村治理主体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机理、边界关系不清。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正向作用，就应当补齐乡村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政策的短板。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与民间、民众、民俗有天然的亲和力，在政府正确认识和调整职能边界、简政放权的基础之上，应通过有序的方式，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好合作，达到乡村善治的效果。

尽管政府、市场、文化、社会在理论上属于不同的范畴和维度，四者虽然功能有所不同，作用机理有些差异，边界虽有交叉重叠，但各自职责、定位、作用不完全相同。在周礼文化与市场经济的交融推进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实际上四者之间有交汇重合之处并且良性互动与协调，很难完全区分与非常准确的界定它们各自的功能、作用与边界。解决乡村现代化的现实困境需要四者的有机结合、多元参与、共同发力、协同效应。周礼文化与乡村现代化的调适和融合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无论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还是精准扶贫，政府的因势利导和推动、市场的激励作用、社会组织的协调和文化力量的哺育都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相互作用与影响，促成了市场的稳步健康快速发展[15]。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的有机结合使市场实现了自我组织和管理，周礼文化的传承和调适是实现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的灵魂与价值引领。要解决好当前和今后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必须在政府-市场-文化-社会四个维度框架下综合分析考量，更重要的是要依靠这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