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如伟, 王 毅

(山西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 山西 太谷 030801)

语言与身份的关系难解难分,约瑟夫(John E. Joseph)在《语言与身份》中提到:“在不考虑身份的情况下,不可能对语言有全面的理解。”[1]身份不同,对语言的认识便会有所不同。身份的构成涉及诸多元素,在讨论翻译对身份的塑造时，须考虑与身份相关的元素变化。现代汉语身份的确立离不开近代翻译对其语言身份的塑造,这与近代翻译活动和西方文化输入密切相关。以翻译为媒介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基督教教义翻译为主,以西方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于1584年翻译出版的《天主圣教实录》为开端。此后两百年间,更多的耶稣会士展开了西书汉译工作。据钱存训统计,在这些译著中,阐述基督教教义的有251种,占总数的一半之多[2]179-180。这一时期的翻译为之后的《圣经》汉译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白话圣经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据钱存训统计,在1810—1867年间,在与基督教相关的687本译著(占总数的86%)中,翻译和注释《圣经》的译本达98本。其中,以文言文和以方言翻译的《圣经》分别为28本和37本[2]180。由此可知,白话翻译《圣经》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趋势,客观上助推了白话文的流行。

第三个阶段,主要指清末旨在“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翻译。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译著大幅增加。据钱存训统计，占总译著的70.4%[2]181。

第四个阶段,是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有识之士认识到文化革新和制度革新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意识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