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贤,杨 恋

(成都行政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来破解城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公共医疗卫生水平、城乡教育、城乡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城乡资源环境治理等不公平、不均衡发展问题。成都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来川视察要求，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根本遵循，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为一体发展，加快推进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仅2018年全市共提升整治1918条背街小巷、打造109条特色街区、改造、老旧院落327个、保护修复川西林盘100个，2018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73.12%，城镇新增就业再创新高。由此不难看出，以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为引领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破解成都市“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2 文献回顾

近年来，专家学者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孙祁祥通过对要素积累、需求集中、分工和专业化途径的研究，探索以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新模式[1]。城镇化为乡村振兴和跨越发展提供了分配效应、后向关联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土地价格效应。叶裕民通过构建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来诠释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与人口等3维要素对城市的影响[2]。罗震东则强调乡村资源禀赋结构和地缘政治对非农地区推进城镇化的影响，只有以“人的城镇化”才能带动“空间城镇化”，从而保证农民福利和乡村振兴的活力[3]。温铁军在研究城镇化发展历程时，突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城镇化影响下的一些乡村呈现出“有流动无发展、有流动无突破、有流动无安宁”的空心化和失衡性，乡村振兴也因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外出打工而变得很复杂，“乡村性”正在减弱，转而呈现出更多“城镇性”[4]。

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对“人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等方面研究的较多。然而，从乡村振兴视角着手，研究城乡一体统筹、产业融合互动、生态宜居宜业等为一般表征的大中小城市、特色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还相对欠缺。当前，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水兴城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很有必要。

3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

3.1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在充分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给出的划定标准，将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量化指标分别从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资源环境水平等3个方面进行测度(表1)。

表1 乡村振兴背景下成都市新型城镇水平的部分指标

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本文根据《成都市统计年鉴(2001～2018)》《成都市经济年鉴》及历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等年鉴和公报。在选取这些指标数据时，由于各指标的统计量纲和口径存在差异，为了有效避免由于统计量纲造成的统计差异，我们采用了标准化数据处理的方法对已选的各项数据进行了处理，从而最大程度地缩小差异确保了数据的有效性和规范性(表2)。

表2 标准化处理后的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相关指标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在整理成都市相关年份统计数据基础上，运用SPSS24进行计算得到。

3.2 理论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力进行测度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其关键的思想就是把多个影响事物发展的具体指标以降维的办法进行处理，从而形成能较为客观反映一种状态的高性价比并相互独立的替代指标，如：X1、X2、X3...Xp(如存在P个指标)，在此基础之上，用一个新的综合指标Ym来替换以前的原始指标。因此，可以建立起关于Y1的线性组合形成的主成分分析模型：

Y1=a11X1+a21X2+...+ap1XP

为了准确反映主成分计算过程，一般情况可以通过计算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值、单位特征向量、方差的贡献率(一般要求在85%～95%之间)、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等来测度总模型的综合得分[5]。

3.3 实证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对各影响因子进行旋转处理，得到了旋转载荷平方和数据(表3)。第1旋转主成分显示的特征根值为5.019，方差百分比为71.696%，第2旋转主成分显示的特征根值为1.519，方差百分比为21.701%。第1和第2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3.397%，处于最优方差贡献率85%～95%的区间范围内，并且这两个旋转主成分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一般原理，可以应用2个主成分作为测度乡村振兴背景下成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能力的综合考核指标符合客观实际。

为考察2000～2017年间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实力，根据表4的成分得分系数矩阵、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影响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项指标，写出因子得分的函数表达式：

Y1=0.219×Z居民可支配收入+0.143×Z城镇化率-0.16×Z城镇人口就业率+0.221×Z天然气供应量+0.072×Z万人拥有医院床位+0.187×Z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226×Z绿地面积

表3 总方差解释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运算结果整理而得。

表4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运算结果整理而得。

表5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测评值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Y2=-0.151×Z居民可支配收入+0.146×Z城镇化率+0.751×Z城镇人口就业率-0.133×Z天然气供应量+0.36×Z万人拥有医院床位+0.014×Z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135Z绿地面积

根据上述2个因子得分表达式所计算出的第1和第2主成分得分，分别对应各自的方差贡献率，根据2000～2017年的主成分值计算综合测评值Y综合。其综合测度的结果如表5所示。

4 研究结论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能力进行比较全面的测度后，根据表5可以发现，一是在2000年第一轮西部大开发之际，成都市城镇化建设处于非常低端的水平，城市和农村的区分度虽然比较明显，但是城市的功能、定位、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医疗保障水平、城市环境等多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短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成都在整体推进城镇化方面还处于“洼地”状态，未来市场潜力是很大的，城市开发建设的价值是可期的。二是在2005～2012年间，成都市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先行区，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也呈异军突起状态，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缓解并释放出更大的城市改革红利，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城镇化总体水平越来越高。三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促进了以生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城镇绿色化发展进程，城镇的吸纳能力、综合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城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度更深、融合更紧。尽管如此，在乡村振兴的政策驱引下，成都市22个县(市)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依然存在着定位不清、边界不明、特色不特等问题，城镇赋能和价值提升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多中心”方向引导下，特色小镇建设、宜居公园城市建设、川西特色生态林盘整治等手段可发挥的政策红利还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