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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段视域下士人政治心理变迁轨迹

2020-05-03刘晨星

青年与社会 2020年6期
关键词:自我认同士人

摘 要:文章基于长时段视角,追溯春秋战国时期至明清时期约2000年的时间,从历史文化视角探析士人政治人格双重化的转变轨迹,以及官僚制和儒家思想对其转变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士人;政治心理;政治人格;自我认同

中国古代民众政治心理的细微改变,不仅是皇帝治国的晴雨表,而且反映着其统治基础的稳固程度,更影响着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塑造。士人群体,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着独特的政治心理。士人作为被统治阶级,其不同于普通百姓那般的逆来顺受;士人作为统治阶级,其又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保障。士人,是一个扮演着双重角色的群体,承担着双重职能,故其政治心理呈现双重性和复杂性。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不断演变,身处于其中的士人的政治心理亦不断改变,呈现出自我人格撕裂的特征。

一、何为士人,为何士人

对于士人群体的划分,不论是在史学、文学还是政治学,对其概念界定一直众说纷坛,对“文人”、“知识分子”、“士大夫”、“绅士”、“乡绅”等概念的边界及其相互间的差异等也并无一致的看法。文章对于士人,采取较为广泛的定义,即是以研习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知识分子,以入世为官作为价值追求的一类人群。其或身居要职,其或蛰居江湖,其或政绩斐然,其或默默无名,无论何种,其一定具有以儒学作为价值信仰和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目标的两个特点。

暂将被统治者分为两类,即士人阶层和普通百姓。之所以将士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区分开来,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上与庙堂相连,其下与江湖相通,其不仅是百姓思想的汇聚,还是官僚机构顺利运行的智库,尤其是普通出身的读书人入朝为官,其政治心理的细微波动就可能影响社会思想的动荡。士人阶层的政治心理,影响着其政治思想,士人的政治思想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制度;反之亦然,政治制度的改变亦影响其政治心理的塑造。所以,研究士人的政治心理,不仅可以为政治制度的确立、运行或废除进行解释,还可以摸索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社会主流思潮的塑造提供路径解释。

二、士人政治心理的变化轨迹

士人政治心理的改变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制度是掌握稀缺资源的统治者于被统治者对剩余利益的划分工具,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保证整个社会体系的稳定。关于中国古代一系列制度的演变,按新制度主义视角而言,是已有制度在一定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某种因素脱离了原有的即有轨迹。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改变,是从补充性变革到替代性变革,再到框架性改变。所以,中国古代士人政治心理的嬗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士人由单一到双重的政治人格

回顾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度逐步瓦解,在百家争鸣时期,士人群体大多分布于各学派的门生之中,故其所追求的价值也是多元的。不论是儒家学说的“修齐治平”,还是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亦或是墨家学说的“兼以易别”,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都试图为乱世寻求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这个时期的士人的政治人格较为单一,其无论追寻何种价值取向,其目的都是治世救民,或寄托于仁爱贤君,或寄托于尚贤尚同。就士人本身而言,其更加注重修身。士人追寻于孟子的“浩然正气”,也就是读书人的高洁之气,这一追求一直横贯古今。对于道德层面的无限追求也为士人政治人格的双重性埋下伏笔。

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启自大一统的秦朝破产的血亲宗法制被中央集权制逐步代替。自汉代以来,士人政府逐步形成;隋唐科举制度的诞生,使大规模的士人进入官场,身家清白者可怀牒自列;宋明的重文轻武也是对士人地位的一次提高。于大一统王朝形成之时,士人的政治人格开始转变。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士人进入了官僚体系。对于士人而言,仕途是他们借以实现理想的工具,士大夫通过入仕,获得地位、金钱和荣誉。在以德治国和官僚结构的影响下,士人具有学理和道德上的双重优势,不仅仅承担着管理的职能,也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士人将自身视为道德教化的体现,还有着成为“帝王师”的情愫。对于自身的认同困境,造成了士人阶层的矛盾性。

(二)士人政治人格双重化的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在立业之时,前提一定是“修身”。孟子的浩然正气修身法,一直是士人群体所追求的。孟子认为“浩然之气”需要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且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这无疑是对士人在于道德上的极高要求。所以在百家争鸣时期,士人的政治人格是道德外在化的体现,其充盈着道德和价值。

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于士人政治心理而言,对其影响最大的是东晋时期玄学的兴起,代表人物就是“竹林七贤”。玄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再次结合。从东汉王朝分崩离析之时开始,皇权就一直苦苦挣扎于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之中,儒学失去了其辉煌地位。士人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其思想不可能被单单一个学派所束缚,随着政治局势的混乱不堪,士人“出世”的心态也愈发明显,所以玄学兴起也是必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其政治心理是避世的,政治行为是消极的,政治动机也从修身治国变为对于自身心性的安适追求。

结合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思考,在大一统王朝,随着中央集權的愈演愈烈,士人的政治人格就愈发明显的体现为威权主义人格,虽有少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有节之士。威权主义人格的特点是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对权威者卑躬屈膝绝对服从,这在部分士人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对于百姓而言,读书人的地位是高的,社会四分士农工商。读书人一直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其大多也不与白丁往来,这种价值取向社会也是认可的。

三、影响士人政治心理因素浅析

影响士人政治心理的因素,不仅有其深受儒学影响的社会价值取向,还有官僚机构对于士人的职能的定位。士人政治人格双重化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无非就是外部环境的塑造原因,以及内部自我心理的转变两个层面。于社会环境而言,在官僚体系之中,承担着教化与管理双重职能的士人,具有道德与学理的双重优势,加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使士人这个群体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儒学的正名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以孝悌观为基础的忠义观又要求入朝为官的读书人必须遵循纲常、视君如父,所以士人必须臣服于皇帝的权威,遵循官场的等级制度。生活环境的压迫,使士人的政治心理发生很大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于自身而言,士人本身的价值内核就具有矛盾性。例如东晋时期的士人,其不得不接受玄学的思想价值,而玄学和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左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弘毅之志,是士人突出的特点之一,在儒家文化“入世”精神的作用下,士人自诞生之日起即怀有强烈的、济世安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吾之一身,当以天下为任,不论出与处,莫不皆然。真以天下为任者,即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玄學思想强调的又是“道家工夫自心上作,在性上收获”,也就是“出世”的政治心理。如果说后人是以儒释道为哲学基础的思想观念,这三者之间本就具有矛盾性。季乃礼先生曾谈及在儒学影响下的中国人具有双重性,因为儒学本身从逻辑上而言,就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追求克己复礼以求恢复等级制度,一方面又提倡修身养性以德治国。受儒学影响的士人若非狂就是狷,其政治心理充满矛盾性,一方面追求修身,强调以高洁的道德品质获取他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臣服于权力,官大一级压死人。

四、结语

探析士人的政治心理的转变轨迹,不仅是对各个学派思想的梳理,更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回顾。士人的政治人格由单一转变为双重,政治行为倾向由消极出世转向积极入世,政治动机由追求声誉风评转向金钱赎买。不论是大一统帝国官僚制的不断完善,还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的交融,其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士人群体对于自身定位的模糊。对于自我角色认知的不确定性直接造成了士人政治人格的双重性。研究士人的政治心理,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个解读视角,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研究另辟蹊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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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晨星(1994- ),女,汉族,青海人,硕士,山西大学,专业方向: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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