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明

摘要：汉学泰斗饶宗颐先生自幼留心乡邦文献，对前贤尤为推崇。特别对于明代大儒薛中离先生的研究，持续不断，并屡有著述。通过撰写《薛中离年谱》、点勘《廷鞫实录》等事例，可以看出饶先生对儒家精神的继承和弘扬，道德文章与之前后遥相契合。

关键词：饶宗颐;薛中离;儒学

薛侃（1486—1546年），字尚谦，因曾讲学中离山，世人称中离先生。明代潮州府揭阳（今潮州市潮安县）人。薛侃富有文才，明武宗正德丁丑二年（1507年）中进士后，即以侍养归，偕其弟俊、侨和侄宗铠等至江西赣州拜王阳明为师，归传阳明学，为岭表大宗。著有《中离集》。薛侃是明代中叶著名理学家，受学于王阳明先生，得闻良知之旨。后在潮州筑宗山书院，广泛传播“王学”，岭东士风为之一变。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薛氏一门之学归入“粤闽王门学案”中。饶宗颐先生自幼留心乡邦文献，对前贤尤为推崇。特别对于薛中离先生的研究，持续不断，并屡有著述。饶宗颐先生从续修《潮州艺文志》中收录和考证其著作，到撰写《薛中离年谱》、点勘《廷鞫实录》，以至2010年为惠州作《挂榜阁记》提到其《西湖记》，跨时七十余载。下文从饶先生对薛侃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以探索两者之间的渊源。

一、撰写《薛中离年谱》

潮州自古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但饶先生为先贤撰写年谱者，却只有薛中离和郭之奇二人。可知他对这两位前贤推崇心仪之至。饶先生所撰写的《薛中离年谱》共五万余言，在此之前，尚未见到为薛中离先生撰写年谱者。根据《薛中离年谱·跋》中的记载：

“比者，广东文献馆将刊行《广东文物》特辑，叶玉虎、简驭繁两先生征文于余，以中离思想事迹为题，乃于凤陇薛家假得《薛氏族谱》，参以先生《文集》，撰次为谱，著其行事，系年纪要。”[1]

叶玉虎即叶恭绰（1881～1968年），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叶恭绰为广东番禺人，著名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一九二七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鼎革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二届中国政协常委。简驭繁即简又文（1896～1978年），字永真，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斋名猛进书屋。中国当代史学家，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广东新会人。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广州市社会局局长，立法委员，广东省文献会主任委员，香港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叶玉虎、简驭繁二人当年主持广东文献馆，都是介于文坛与政界之间的大有力者。由以上材料可知当年广东文献馆将刊行《广东文物》特辑时，叶玉虎、简驭繁二人向饶宗颐先生征稿，饶先生以中离先生为题撰写年谱，这是他撰写《薛中离年谱》的外因;而最重要的内因则是饶先生受前贤的高风亮节所感召，志在发扬前贤的潜德幽光，保存乡邦之文献。

在撰写年谱的过程中，饶先生旁征博引，上至国史，下至家传，共引用了《薛氏族谱》、《家传》、《王阳明全书》、《稽衍集》、《知非记》、《传习录》、《翁襄敏东涯集》、《林东莆集》、《图书质疑》、《明史》、《潮州府志》等文献资料。期间饶先生曾借阅《薛氏族谱》，大大丰富了年谱自身的原始资料，使年谱中关于中离先生的先祖昭穆、昆仲兄弟、后嗣子孙等皆有详细的记载，勾勒出一幅完整而又清晰的凤陇薛氏世系图。

对于中离先生的道德学问，饶先生尤为推崇，他评价说：

“中离先生为王门高弟，首钞《朱子晚年定论》，刻《传习录》，于师门宗旨，多所敷发。阳明居赣州，先生偕兄俊及群子弟往问业。由是杨骥、鸾兄弟，黄梦星、林文、余善、杨思元、陈明德、翁万达、吴继乔辈，闻风兴起。王学盛行于岭南，论者咸推功于先生焉。先生之学，有入门、有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2]

对薛中离师从王阳明，并使王学盛行于岭南，评价甚高。另外，此年谱详略得当。年谱中关于中离先生到各地讲学的记载尤详。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中离先生與同门讲聚不散。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居玉壶洞，日质经传。期间曾讲学中离山、筑书院于宗山、留处浙江青原书院，结斋于梅林、留居惠州寻乐堂、迁丰山永福寺等等，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传播理学、知行合一的大儒形象。而年谱中关于中离先生的学说和廷鞫经过的记载则从简，原因在于学说皆体现在《薛中离先生全书》二十卷中，而廷鞫经过见于叶萼《廷鞫实录》。由此可见，饶先生在撰写年谱时，对于材料的甄选和取舍有所侧重，使年谱能够全面概括谱主的生平，而又重点体现其不为人知的事迹，发挥了年谱钩沉补佚的功能。因此，《薛中离年谱》也为后世撰写年谱者提供了典范和借鉴。

二、点勘《廷鞫实录》

嘉靖十年（1531年），中离先生受彭泽、张孚敬陷害，向皇帝上《复旧典以光圣德疏》，请嘉靖帝在未有子嗣时，先择亲王之贤者居京师，触怒嘉靖，遂下大狱，严刑拷打，但他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后皇帝审明实情，才放薛侃出狱，削职为民。《廷鞫实录》是明代惠州大儒叶萼记录中离先生在明嘉靖十年因上疏建言，而下狱廷鞫之事。中离先生莅惠讲学时，叶萼曾侍讲席。因此对于薛侃被鞫之事了解颇详。《廷鞫实录》虽然区区五千余字，但为后世了解明代中期朝廷纷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自问世以来，流传未广，几成绝响。在明末尚有刊本，到了清初，已很难得见。饶先生在1932年曾访潮州城南书庄，从中检得明本的《廷鞫实录》，此书刊自崇祯戊寅（1638年）间，是中离先生的曾孙薛茂椮所刻。饶先生得见此书喜出望外，“披卷摩挲，如获玑璧，篝灯讽览，恍接忠仪”。[3]并且博采群书，对《廷鞫实录》进行校订，广泛收集殊闻，分辨异同。之后再过两年，饶先生又对《廷鞫实录》重加点勘。在《廷鞫实录序》中，饶先生对中离先生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赞誉：

“揭阳薛侃先生，诞禀中虚之质，体受怀刚之性，有陈宓信道之笃，兼屠嘉守节之贞;立脚圣门，敛手权路，信目思谦，披心尚隐。大明际逆瑾怀异之日，城王出封;先生当储事讳言之秋，独议复典。一疏恳愊，早具折槛之忱;九天蔽矇，终却犯颜之谏。乃由大奸在位，虞并肩之夺宠;爰构机罟，兴锦衣之大狱。”[4]

在《廷鞫实录》中，记载了中离先生以“质虚之体”遭受了“吊”、“拶”等等殘酷刑罚，仍然一词不改，不欺良心。此事迹当能惊天地、泣鬼神。饶先生在《薛中离年谱》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二十八日，先生被提，次日廷鞫。（《廷鞫实录》）拷掠备至，先生独自承。累日狱不具，泽挑使引言。先生嗔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尔也。尔谓张少傅许助之，言何豫？给事中孙应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应奎等疏闻。诏并下言应奎、汴诏狱，命郭勋、翟銮及司礼中官会廷臣再鞫。具得其实。帝乃释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仕。先生为民，泽戍大同。（《明史》本传）。”[5]后来其曾孙薛茂杞在《中离集·跋》中写道：“每读遗集，辄恍惚音容如覩;然至廷鞫之变，泪辄泫泫下也。”[6]今读斯言，尤令人黯然神伤。百世之下，必定有感于《廷鞫实录》此文者。张明弼《中离集·序》概括为“讯七次，榜掠万端，公毙而复苏者数四，终不变，可谓杀身成仁”。[7]饶先生对中离先生在廷鞫事件中大义凛然的表现也有概括：“先生七次被鞫，一词弗易，屹若泰山，硬如锻铁，幽有鬼神，明有君父，玄首可断，赤志无欺，浩然之气，亦云伟矣。”[8]此语也成为对中离先生的气节最为中肯而精辟的评价。

三、道德文章遥相契合

古往今来，“德”和“学”一直是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的行为标准。饶先生在《薛中离年谱》跋中写道：“先生之学，有入门、有归宿，一生气魄，百折不回。”[9]“有入门、有归宿”即指文章学问方面，与《廷鞫实录序》中的“立脚圣门”相一致，皆言中离先生能继圣贤之道，以明“良知”之旨。在《潮州艺文志》中，也收录了关于中离先生的著作或后世整理的总集共有十种，分别为《图书质疑》、《易传性理》、《经传论义》、《鲁论真诠》、《西湖记》、《研几录》、《阳明则言》、《乡约》、《训俗垂规》、《薛中离先生全书》。从以上书目可见，中离先生对于学问的阐发也是植根于传统的儒家经典，不曾脱离儒家轨道，如《易传性理》、《经传论义》、《鲁论真诠》。而饶先生的评价所提到的“一生气魄，百折不回”，即指道德节操方面，尤其以廷鞫事件最为突出，饶先生对此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再从廷鞫事件来看，中离先生上《复旧典以光圣德疏》，提出建立皇储之策，乃为明室的社稷着想，不料为奸臣构害，下狱廷鞫，终致削职为民。后来明世宗在敕谕中也承认这份奏疏是“发不讳之言，据其言似忠谋远虑”。因此，上疏建言体现了中离先生敢于直谏的大无畏精神，而廷鞫不屈则体现了其作为儒者所具有的正气和节操。

饶宗颐先生幼耽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然与传统的文人学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除了文章师承古人之外，其精神也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如抗战期间，饶先生任无锡国专教职，奔走桂林，入大瑶山，历经艰辛，犹不忘借诗词抒发忧国忧民之情思，故而有《瑶山集》问世。再如上世纪七十年代，饶先生执教新加坡国立大学，期间曾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他的家国之思，每每见于笔端，如《冰炭集》、《榆城乐章》等。从饶先生这两个时期所写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饶先生满怀浓厚的爱国思乡之情结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情操与中离先生匡时济世、心忧黎庶的精神何其相似，这和两者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后，我们回归到中离先生和饶先生的“德”和“学”两方面，可以看出二位大学者虽相隔四百余载，但在道德文章方面却有一种隔代相传、遥相契合的内在关系。

四、结语

薛中离先生和饶宗颐先生古今两位大儒，同出于岭东，皆吾潮之翘楚。中离先生既为王门学派之余脉，又为岭东理学开山之祖，饶先生受前贤精神和事迹的影响，为之撰写年谱、点勘《廷鞫实录》，辨正著作的版本源流，如其所言：“用表往哲謇正之操，藉匡末世狂简之习。”[10]其实这也是他对儒家精神的继承和弘扬。纵观饶先生治学的领域和成就，陶熔古今，学贯中西，涉及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文学、史学、中外关系史等等，但儒学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精神文化和气节情操贯穿他治学的一生。

参考文献：

[1]饶宗颐.《薛中离年谱》，《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91.

[2]饶宗颐.《薛中离年谱》，《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91.

[3]饶宗颐.《廷鞫实录序》，《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1.

[4]饶宗颐.《廷鞫实录序》，《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1.

[5]饶宗颐.《薛中离年谱》，《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70.

[6]饶锷，饶宗颐.《潮州艺文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31.

[7]饶锷，饶宗颐.《潮州艺文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29.

[8]饶宗颐.《廷鞫实录序》，《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1.

[9]饶宗颐.《薛中离年谱》，《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91.

[10]饶宗颐.《廷鞫实录序》，《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