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文化在汉代的发展

2020-04-30张益栋王颖孔启明毛玉茹

文教资料 2020年5期

张益栋王颖孔启明毛玉茹

摘要：汉代书籍文化蓬勃发展。书籍内容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和科技等各学科成果，丰富浩繁;重视书籍的搜求与保护、整理与研究，更有利于文化传承;建立并完善了书籍的官方管理机构与官职，初设“秘书监”专门管理图籍;出现了交易书籍的固定场所和以抄书为业的士人，书籍流通更加便利;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推动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进步。

关键词：书籍文化汉代发展

书籍是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的最重要载体，记录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的精神枢纽。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盛世，形成了文化史上恢宏豪迈的“大汉气象”。汉代书籍文化的发展水平很好地反映了这种豪迈与自信的民族面貌与精神。

一、书籍内容的丰繁

两汉时期，经学开始成为学术主流，影响至今;文学、史学及科技都有很大发展。这些发展都是由异彩纷呈的书籍内容体现并传承下来的。

1.经学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2523）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通过兴办各级学校和制定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儒家思想取得了正统地位，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基础。

两汉经学的独尊地位吸引了众多读书人，因此产生了许多经学书籍。流传于后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儒家经典文本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定本的：今本《易经》与汉代费直的《费氏易》《费氏易林》渊源很深，经东汉末王弼整理而流传至今;今日通行的《诗经》为西汉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今日通行的《礼记》为西汉戴圣所传，即所谓《小戴礼记》，而《大戴礼记》为西汉人戴德所传;《周礼》也是汉人定本;《春秋》三传（《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尤其《左氏传》具体作者虽有异议，但出自汉人则并无争议;至于《仪礼》《论语》《孟子》《孝经》等，也都传自汉人;《尔雅》一书，本身就是西汉初年的著作。

2.文学

汉代文学体裁多样，文学著作数量庞大。汉赋是汉代产生并成熟的新文体，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汉赋用词丽靡、想象夸张、句式齐整、结构清晰，表现出了汉代宏大的气度、昂扬的精神。“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2]（357）。成帝时整理自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保存着的汉赋，就已经有一千余篇，数量相当可观。

汉代的散文备受后代古文家的推崇。如姚鼐评贾谊《过秦论》曰：“特雄骏闳肆。”[3]（2）西汉的贾山、贾谊、晁错、淮南君臣、董仲舒、司马迁、桓宽、刘向刘歆父子、扬雄等，东汉的班固、王充、崔寔、蔡邕、孔融、仲长统等，他们的政论文和史论文构成了汉代散文的主体，表达了汉代士人对政治的热情、对社会的关注、对功业的憧憬。

汉代乐府民歌由官府音乐机构——乐府采集，所采民歌，如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促进了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五言诗是汉代产生的新文体，文人拟民歌并文学化、艺术化的产物。现存最早的是班固的《詠史诗》。东汉末年还有很多佚名的五言诗流传下来，其中《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水平。

3.史学

汉代是我国史学成就辉煌的时期，开创了通史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和新的断代编年体，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后世史学发展树立了典范。司马迁《史记》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基本确定了后世正史纪传的体例。班固《汉书》专记西汉一代，开创了断代纪传体的体例，被后人推为断代纪传体的典范。“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4]（12）。但是，《汉纪》不仅是断代的编年体，而且把《汉书》中传、志、表的材料按时间顺序编入帝纪之中，形成了新的断代编年体。

汉代杂史数量很多且颇具特色。如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袁康、吴平的《越绝书》，班固等的《东观汉纪》，赵晔的《吴越春秋》，应劭的《风俗通义》等，他们不受正史庞大体例的限制，以纪传体或者编年体灵活地讲述地理、职官、政事等内容，为后世各种专门史的出现提供了范例。

4.科技

汉代科技上承战国成就的余续，下启南北朝成就的辉煌，其中就有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虽然这些成果大多散见于《史记》《汉书》诸书，但是仍然有科技专著存世。农业专著《氾胜之书》本已散佚，赖《齐民要术》等书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现已辑录成书，约三千余字。中医方面，名医外科出现了华佗，内科出现了张仲景;著作有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内科诊断学专著《伤寒杂病论》，这两部医学书籍一直是中医的纲领性文献，代表着中医体系的形成;另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论杂病、载药方。

二、书籍传承的活跃

汉代书籍文化的发展不仅反映在书籍数量与内容上，还反映在书籍的传承上。一方面是搜求佚书和保护现存书籍，另一方面是整理与研究现存书籍。

1.搜求与保护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1701），号召民间向政府献书。惠帝刚刚即位，即“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1]（90），进一步放宽了书籍文化政策。景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1]（1969）。

武帝“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5]（905），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鼓励各地藏书上送朝廷。“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1]（2410）。又“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之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安国献之”[1]（1706）。成帝很注重书籍的搜求，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颜师古注曰：“言令陈农为使，而使之求遗书也。”[1]（310）这些献书、搜书与古书发现活动，不仅丰富了国家的藏书，而且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光武帝登基即采取了“采求阙文，补缀漏逸”[6]（2545）的搜书政策，四方学士“抱负坟策，云会京师”[6]（2545），纷纷向政府献书;当他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6]（2548）。光武以后，明、章二帝大力提倡经学，“诏求亡失，购募以金”[7]（756），所聚书籍三倍于前，政府藏书重新恢复起来。

两汉时期保护书籍的措施是依类放入竹制小箱子贮存。贾谊上文帝疏说：“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颜师古注：“刀所以削书札。筐箧所以盛书。”[1]（2245）又武帝“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1]（2647），这种盛书工具既牢固便于迁移，又可通风防腐，使这些书既不脱简蛀坏，又便于检索使用。到东汉后期，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纸书开始产生，出现了药物避蠹的方法。《广韵》：“潢，《释名》曰：‘染书也。”[8]（124）下《集韵》：“《释名》：‘染纸也。”[9]（172）下所谓“染书”“染纸”，就是把纸用黄蘖染过以辟蠹。《释名》是东汉末年刘熙的著作，说明这时人们已知道这种方法可以使纸防蠹。“潢”字作为“染纸”意义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知道了保护纸书的方法，另一方面说明此时纸书越来越多，人们注意了对它的保护。

2.整理与研究

汉高祖刘邦建汉不久，即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10]（3319），让大臣主持分工整理纂集书籍。文帝很注重典籍整理，“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1]（3603）。成帝时期是整理书籍成果最显著的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先后负责整理官府藏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1701）。按照图书的内容和性质分成六组，由专业人员负责，刘向汇总校理的成果。这种方法既发挥了个人专长，又自然形成了书籍分类，事半功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系统地进行书籍整理和编目活动，在我国文化史上是首创，对后代官府整理藏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东汉沿袭刘向遗规，“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阁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笈。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11]（2）。班固依照刘向、刘歆整理图书形成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完成了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安帝永初四年刘珍、刘騊駼和马融等“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6]（2617）;元初四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校书活动，“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6]（2513）。灵帝时令蔡邕“校书东观”[6]（1990），将校订的七部儒家经书《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用朱笔写于石上然后雕刻，立于太学门外，因开雕于熹平四年，称为“熹平石经”。这是第一次由官府颁布经书的标准本，“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6]（1990）。

更有东汉经学家郑玄以个人之力，“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6]（1213），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郑玄著作数十种，儒家经典几乎都注释过;保留至今的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四种。时至今日他的注释仍是释读的重要依凭。

三、书籍官方管理职能的健全

在上述思想文化繁荣、大规模搜求与整理书籍的同时，西汉政府建立了书籍的官府典藏制度，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与官员更好地管理、利用书籍，“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5]（905），为此后历代书籍的官府典藏制度提供了典范。

1.机构

刘邦入咸阳，“萧何独悉收秦图书”[12]（16），于是造石渠阁“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13]（398），这部分图书成为西汉官府藏书的基础;“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13]（398）。石渠阁作为藏书机构一直沿用。《三辅黄图》载萧何还建有天禄阁、麒麟阁。“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13]（400）。具体位置“天禄、石渠阁并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书”[14]（7）。

西汉的官府藏书机构还有石室和兰台。石室位于宗庙，以石砌成，所藏多为国家档案文件。汉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注称：“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1]（81）司马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贞《索隐》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10]（3296）兰台是宫中藏书的衙署，“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藏）兰台。”颜师古注：“兰台，掌图籍之所。”[1]（4094）

至于“延阁”“广内”“秘室”仅有个别记载，而且语焉不详。“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15]（231）。

东汉仍然有兰台、石室，但是这一时期官府最主要的藏书机构是东观，同时是校书机构。《隋书·经籍志》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繼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5]（906）章帝“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6]（2614）。和帝“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充其官”[6]（188）。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亦载：“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5]（1298）仁寿阁、鸿都也是东汉的藏书机构。另有宣明殿，“（明）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6]（1254），既是藏书处又是校书处。

2.官职

西汉设御史中丞，兼职掌管书籍。“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1]（725），御史中丞本为监察官员，监察刺史事务;兼掌管兰台。

还设太常、太史、博士等官职，也是兼掌书籍。“武帝置太史公……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5]（905）。太常主要掌宗庙礼仪;太史隶属于太常，掌天文、历法、撰史;博士充当皇帝顾问，参与议政、制礼。

另外还设有理官和太卜，理官是执法之官，太卜是祭祀之官。“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颜师古注：“理官，即法官也”[1]（1035）。理官所掌应为典章制度之书。桓谭《新论》载：“《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16]（38）《归藏》为卜筮之书[17]（5），由太卜掌管。

书籍事业的发展，使东汉时创设了专职掌典图书秘记、校订文字的官职——秘书监。这个官职设立的文化意义重大，记载在《后汉书·孝桓帝纪》中：“初置秘书监官。”李贤注引应劭《汉官仪》：“秘书监一人，秩六百石。”[6]（306）又《通典》记“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18]（726），为后代确立了典范。

东汉还创设了考校书籍的官职——校书郎、校书郎中。“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以郎中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中。当时重其职，故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焉”[18]（729）。蔡邕、马融就曾任职校书郎中。

四、书籍流通的便利

丰富的图书资源、活跃的学术思想和完备的管理体制，使汉代书籍流通更常态、更便利。

1.抄书为业

在雕版印刷尚未出现的汉代，抄书成为书籍经济的重要部分。有个体抄书补给家用的：“（陈长次）昼则躬耕，夜则赁书以养母”[6]（384）下;东汉名士王溥“及安帝时，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19]（43）;汉末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20]（1249）。有官府雇佣抄书的：“（公孙）晔到大学，受《尚书》，写书自给”[6]（384）下;“班超，字仲升，家贫，恒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21]（676）。这些仅是成年学者追述早年励志求学经历时提及的典型事例，至于民间以抄书为业者当不在少数。

2.固定书市

除专门从事抄书以供出售者外，汉代还有专门销售图书的书肆。西汉扬雄《法言》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22]（47）这是中国书籍中关于“书肆”最早的记载。东汉初年，王充“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6]（1629）。可见当时洛阳有不少书店，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广博知识就是从书肆学来的。“（常满）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且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议槐下”[13]（476）。太学有众多学生，附近“数百行”槐树树荫自然形成了书籍市场，场内除了“经书传记”，还可以交易其他物品。当时书籍买卖很活跃，卖书可以维持日用：“（刘）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6]（2635）

3.赠书

赠送是图书流通的另一种方式。皇帝赏赐臣下，政府赐赠友邦，亲戚友好间转让，都是图书赠送的表现形式。光武帝“深嘉美之，乃赐（窦）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6]（803）。明帝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6]（2465）等书。章帝“特留（刘）苍，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6]（1440）。皇帝赐书臣下，史书中常有记载，不仅能够显示帝王的仁爱，还有鼓励臣下读书之意。

五、书籍载体的革新

纸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最晚在西汉末年就已经出现。西汉哀帝时，扬雄作《太玄》，“（扬雄）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1]（3585）竹木简不柔软，丝棉织品易浸洇，都无法“覆”;因此纸的可能性非常大。又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23]（408）素、简、纸并列，显然东汉初年已经用纸做书籍的载体了。

东汉中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更加经济实用。“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6]（2513）。廉价的纸使普通人也能用，大大降低了书籍受众的门槛。只有当纸广泛应用并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和书籍載体后，写书、读书才能逐渐普及，书籍才有可能成为普通人能够消费的对象。因此，纸的发明与改进，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进步特别是书籍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汉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形成了宏阔朴健、蓬勃向上的大汉气象，映射到书籍文化上，在内容、传承、管理、流通和载体方面都展现出这种时代特征，并一直保留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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