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作家钟理和1941年从沈阳迁移到北平，他怀着成为“中国作家”的美梦，投入到华北沦陷区文坛书写“乡土”的创作洪流之中。钟理和本着“说明事實”的目的，叙写台籍居民在沦陷区北平生活真实的体验与感受。“异乡人”的视角，使他在描绘北平市井人生时虽难免显得“不接地气”，但这种“隔膜感”与“疏离感”，在“乡土文学”的历史语境下，反而成为他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最有个人色彩和时代意味的形式特征。

关键词：北平;台湾籍民;钟理和;乡土文学;异乡

1941年夏天，年仅26岁的青年钟理和自东北沈阳举家迁至北平。迄1946年返台为止，旅平六年间，钟理和除遍游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同时亦翻译、写作不辍，以笔名“江流”投稿、出书。1945年，北京马德增书店将钟理和殚精竭虑写就的作品结集出版，收录有《夹竹桃》《新生》《游丝》《薄芒》等中短篇小说，单行本《夹竹桃》由是成为台湾文学家钟理和生平的第一本作品集，同时也是其生前唯一亲手出版的书。连同其写于战后的篇什如《白薯的悲哀》《祖国归来》等，为非常时期旅居北平的台湾人的生存与境遇留下了个人宝贵的见闻与省思。

钟理和旅平期间，恰逢华北沦陷区文坛“乡土文学”讨论方兴未艾。在这场关于“乡土文学的建设”的讨论中，回归中国本民族的特色、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显然成了这些身处华北沦陷区文坛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们的共识。在他们的论述框架中，再现农民的生活，对地方色彩的强调，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此际重提“乡土”书写，自有其与“五四”乡土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现实主义内涵和文化关怀。作为文坛新人，甫一落脚北平的钟理和与沦陷区中、日文化人间的交往虽极有限，但是想成为一个“中国作家”的雄心，使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竟与华北沦陷区建设“乡土文学”潮流的精神暗合。钟理和来自“异乡”的视角，一方面尽其所能地呈现出了沦陷区人民生活的真实景况，但另外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他所面临着的身份认同的尴尬、缺乏归属感、深感格格不入等精神上的困境。学界历来研究兴趣多集中于钟理和“北平叙事”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认同危机感，热衷检验钟理和“原乡”体验中“民族意识”的纯度，聚焦于钟理和“原乡”过程中因“失落”而形成的底层批判视角，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钟理和北平时期“乡土”书写的语境，以及这个时期华北沦陷区文坛书写“乡土”的现实主义诉求。因此，将钟理和其人其文置放在沦陷区书写“我乡我土”的框架内进行考察，把钟理和的“北平叙事”视为一次“‘暴露真实”{1}的努力，便是本文回到历史现场所做的尝试，期望能给这个话题带来不同的观照面向。

1959年，钟理和应林海音之邀，为王鼎钧于《文星杂志》上介绍台湾本省文艺作家的专题撰写了一篇形似履历的“自我介绍”，大致叙述了自己成为作家的缘起与经过。要而言之，自其萌发创作的意图，以至决意成为一个“以中文立身”的“中国作家”，旅居北平的六年期间，实是确定其最终迈向“文学之路”至为关键的阶段{2}：

三十年我们移居北平，到了这里，要做作家的愿望才算坚定下来。以后我便把全副精神和时间都花在修养上。三十二年间我译了好多日本作家的短文——有小说、有散文，曾选了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投报社发表。三十四年初，出版一本习作《夹竹桃》，包括二中篇和二短篇。不过这四篇作品是失败了，别的不提，单就文章即乱得一塌糊涂。{1}

据其妻钟台妹回忆，因家庭时常窘于经济的匮乏，要为生计奔忙，不过，钟理和北平时期日常居处的核心，仍为埋首读书与致力创作：“他白天出去卖煤炭，生活挺苦的，他晚上回来还写作，写得很晚。那时，偶尔家里会寄一点钱来，但是很少。”{2}加之生性腼腆，且亦不喜酬酢，极少出入交际场所之钟理和，因而在同乡间默默无闻③。尤其在1941至1947年，前赴北平的台人多如过江之鲫的年代，即便交游广阔如林海音，亦未有机缘与钟理和一晤{4}，由此可窥钟氏蛰居情况之一斑。

目前虽未看到能够证明钟理和与其他同期在平台人相交往之史料，然其称立定志向后，既无“良师益友可资切磋指导，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干”{5}之单打独斗的状况，实亦未尽然。即就今日尚存之钟理和旅平时期的日记（1945年9月9日到1946年1月16日）所载，如邱连奇、蓝明谷、谢人堡、李昌时、李辉文、林英南诸君，皆与钟氏往来频密;交际圈虽不大，然所列各位俱为文艺爱好者，乃能分享彼此创作心得与文艺理念之友伴。当中除邱连奇为亲戚之属，余者如林英南（曾与钟理和计划合伙开创出版事业）⑥及蓝明谷（中日文学翻译者，曾以笔名“慅生”向报刊投稿）{7}，所从事活动均与文化相关;尤以钟氏与其时任职于和平里旧帘子胡同“新中华日报社”之谢人堡的往还{8}，值得一提。

在谈及钟理和旅平时期的社会活动与交游状况时，谢人堡虽常列在被论者点名之属，然具体此人之生平行藏及于沦陷时期北平文坛所处之位置，却是众说纷纭。有称谢人堡乃“云南武定人”者{9}，亦有称其为钟理和“由台湾前去北京的同乡”{10}。然据笔者考证，谢人堡实乃山东济南人士，笔名“谢园”，于1942年华北作家协会成立之初，即已名列会员{1}。其跻身文坛，表现亦相当活跃。就目前所见，自1941年起，如《艺术与生活》《国民杂志》《中国文艺》《中国文学》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纯文艺期刊或大型综合杂志上，谢人堡除有文学作品发表外，编辑部门亦随时更新他的最近动态，可见是颇为活跃的文艺界人物。谢人堡的作品虽以小说为主，但亦偶有翻译，同时曾兼任《三六九画报》编辑，并与耿小的、王泰来一起，被时人誉为“文坛三杰”{2}。

据钟理和《北平日记》所载，谢人堡曾有邀请钟理和找股东承接《新中华日报》的意向。其时钟氏虽有与友人开展出版事业的谋划，对谢人堡的邀约却表现得颇为犹豫：

林英南夫妻至。林君谈及出版事业，云此事量可成就。前日彼已商之于刘先生，即资本家，并已获得对方的谅解了云。甚喜。

至和平门里旧帘子胡同“新中华日报社”见人堡兄。人堡兄甚忙，待小许，始见面。他邀我找股东承接《新中华》，但我意未决。我想此项事业于我静的工作不甚适合。其最大的目的与其在求真正奉仕或贡献社会，无宁说是在争名逐利。且自历史大转变以来，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竞出，此后当有大多数逃不出淘汰之列。③

我们根据这条记事虽然无从推知谢人堡与钟理和交情的深度，但就日记本文观之，至少钟理和对此一文艺界的积极分子汲汲营营的态度似乎是无甚好感，同时亦流露出他对文学乃名山俎豆之業坚定的认识与信念。不过抛开这点不论，单就谢人堡曾为钟理和1945年出版之作品集《夹竹桃》写过短评{4}，因而将谢氏视为钟理和与北平文艺界联通的一扇窗户，应该亦不为过。

何况以钟理和暇时着意于整理旧报，“参之以发展于此旧报之后世界新情势”{5}，在留意文艺发表外，对社论、时事均颇有针对性评论。尽管是记录于北平复员以后，其对新刊纯文艺杂志《创作》的阅读感想，仍可视为钟氏作为“参与者”，对沦陷时期北平文坛文学进程的观感与质疑之延伸：

读新刊纯文艺杂志《创作》，多是前此所不认识的作家。

由这里我看出并且感觉到，此后新文艺的趋向所归，它将走怎样一条不同的路子。它于艺术的观点及价值如何虽不可知，但它将代表现时代的国民的意识与理念，而向新世纪的洪流奔去。国民的意识型态将在这些文学中指出，而且固定了此后应走的路向。

它是宣传文学呢？抑或报国文学？⑥

盖钟理和旅平时期之创作，除已收录于1945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之单行本《夹竹桃》内之《夹竹桃》《新生》《游丝》《薄芒》四篇中短篇小说外，尚有《泰东旅馆》（未完成）《地球之霉》（未完成）《生与死》《逝》《门》《秋》《第四日》《供米》（未完成）等小说及散文多篇，绝大多数均未见发表。就作品题材观之，则如《泰东旅馆》《地球之霉》与《门》，乃以作家奉天时期真实生活经验为本事;《逝》《秋》与《第四日》，乃针砭社会痼习与有感于时事而发。其他，包括小说集《夹竹桃》系列四篇作品在内之取材以及结构故事的手法，大体皆呈现出如大陆学者张泉在总结华北沦陷区小说创作发展时所指出之共同的时代特色：“小说随笔化”，作品杂芜枝蔓，失却结构与人物;作者文学修养不足，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题材上落入中国新文学初期“恋爱型”作品的窠臼，不是写婚姻不自由，就是写无法解脱的多角恋爱，主题观念化，人物公式化，主人公大多为作者本人或身边熟悉的人物，缺乏广阔的社会联系与社会意义{1}。

即就钟氏旅平时期最高的文学成就——于终战前问世之作品集《夹竹桃》而论：《游丝》借女主角朱锦芝最终挣脱家庭桎梏，争取恋爱自由，以抨击传统婚姻观念之功利与固陋;《新生》叙述男主角存直原本一帆风顺的人生，因失业濒临崩溃边缘所尝受到之人情冷暖，叹息唯“地位与尊严”才是维系婚姻及家庭“幸福”之不二法门的冷酷现实;《薄芒》则以故乡高雄美浓竹头庄为背景，借善良的姑娘英妹为成全家庭而牺牲个人幸福追求的爱情悲剧，批判以孝顺为核心之传统价值观“吃人”与伪善的一面。三篇故事均不脱描写在传统伦理价值教条及包办婚俗的桎梏下，心灵苦闷的当事人婚恋的悲剧，与对自由爱情的追寻等套式，从而颇具“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张扬个性与自由之价值、思想启蒙的况味;故事本事且可证诸作者因迫于与妻子钟台妹的同姓之婚，无以见容于当时客家社会保守闭塞的风气与壁垒森严之宗族观念，乃决意远遁他乡，于异域寻求自决自主婚姻的真实人生。

此种以个人生命经验与近身人事为结构故事蓝本的手法，固如论者所讥，现实感贫乏，且不见社会批判深度与广度，然即如谢人堡评《夹竹桃》时所言：

在这一个短篇小说集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原作者对于生活立场所抱的观点，第二我们更可以发现江流先生在文艺间所显示的个性。此书虽然仅仅含纳几个短篇，却写尽了南北民间许许多多的生活。他不但暴露了中国的强韧的民族性格，并且把青年爱情的心境和伦理，写得栩栩如生。

若就其时颇具影响力的“乡土文学”运动所鼓吹之“批判的现实主义”思潮——不仅为素描的“写实”或单纯的暴露，而有更积极期待于作家者，为作家之艺术的良心的政治的浸透——观之{2}，则钟理和于沦陷时期北平特殊政治气候下之“非常贴近他的真实的人生行程”③的文学“习作”{4}，尽管亦有如上官筝在评价新进作家刘萼之中篇小说《良田》时所指出的种种不足之处：

作者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里见到“真实”，然而作者又囿于观念的限制，所以她也只能写给我们“真实”的一面，而不能刻画出“真实”的全体。因之她能作到一个写实主义者（不是realism的意思，是实的写的意思），而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realism）者。她只能为我们写出两性兴趣不调和的痛苦，婚姻的不自由，家庭的束缚，礼教的压迫等诸苦恼而不能更进一步说这些苦恼的致因，和指示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消除这些苦恼。{5}

然而，钟理和所叙写之“南北民间许许多多的生活”及所“暴露”之“中国的强韧的民族性格”，却因此而带有响应“以笔为战”“暴露真实”、消极抵抗的意义。

王万睿的论文《殖民统治与差异认同——张文环与钟理和乡土主体的承继》中已指出，钟理和在中篇小说《薄芒》中，借着细腻描述台湾植被特殊的样态，标识出台湾和北方风土有别的地理位置差异，显示了作家所欲揭示之家长制传统的反动与僵化的价值观对人性之桎梏，因此，获得了批判的力度;王万睿并认为，钟理和此作实是受到关永吉（上官筝）所倡导之“乡土文学”的影响{1}。正如《艺术与生活》杂志总编辑袁啸星所言：

“乡土文学”不是乡村文学，乡者故乡，土者风土，易言之即故乡风土的文学，所以故乡不一定是农村，而在于作者本身的处出了。{2}

不过，重视文学作品唯有透过地方的特殊环境与现实真相，始能更近于“真实”的作用③;是以《薄芒》乃钟理和旅平时期所有文学创作中，唯一以故乡台湾为背景的农村小说的特殊性而立论。

然亦如上官筝等为推广“乡土文学”而普泛化“乡土”概念的意涵，使关乎“我乡我土”之论述，得以兼蓄诸如“民族”“国民”“现实”“时代”等更为庞杂的内容。综观钟理和旅平时期作品之设境，则除《薄芒》一篇以外，可以说，均是钟理和当下生命历程具现之实记录——“无论是顺着生命的轨迹去找他的文学出处，或循着他的文学去逆溯钟理和这个人，都能够得到相互印证。”{4}由是观之，则我们亦可将钟理和此际的创作，看作是“乡土文学”倡议者们借以指代“生长教养我们作家的整个社会而言，所以也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忠实于他的生活，而如此达于并完成现实主义”之“我乡我土”论述的文学实践{5}。

易言之，此时进入台籍作家钟理和文学视野中的“乡土”，与其说是殖民地既成事实的故乡台湾，不如说是尚处沦亡边缘、日寇铁蹄下之祖国。而据实呈现此“国家”“独自的国土（地理环境），独自的语言，习俗，历史和独立的社会制度”“生活发展的具象”，以形成抗击“今日混乱、稚弱、贫乏、空虚的文艺现状”与对“有意做作”的“国民文学”及“民族文学”之有力的反驳，由是乃亦成为亟欲“以中文立身”的钟理和，俾成“中国的作家”，暗忖于心之“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具有总结钟理和北平经验意义之中篇小说《夹竹桃》⑥，因此可以被看成是沦陷区文坛“乡土”书写的样本。作者围绕着北平城内一所大杂院及院中的人情百态，描写日占时期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小说标题“夹竹桃”，既指代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庶民人生愿景已于焉不存，其野蛮生长又象征着失控的民族劣根性。钟理和写实地叙写大杂院里各色居民的冷漠、不洁、无知和贫穷，描绘他们挣扎求生、非人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刻画了一幅“堕落的北平”的图景。

作为钟理和的民族寓言，《夹竹桃》充满强烈的批判色彩。作者在小说开篇即埋下伏笔，以这所前、中、后三进的大杂院及其居民为标本，意图针砭日占时期北平社会的沉疴。小说中知识者曾思勉和黎继荣的论辩，伴随着大杂院内的人事变迁，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至于院内居民如野草般旺盛的生命力，作者却是不准备歌颂的。通过主人公曾思勉，他对“他们”的“坚忍不拔”，表达得更多的是讽刺，是对这些“运命的傀儡”{7}精神麻木的哑然与痛心。他的冷眼旁观，在这里既是理性观察的视点，又是与大杂院居民间不可逾越的思想鸿沟，是他“异乡人”身份的标识。曾思勉说：

当他由南方的故乡，来到北京，住到这院里来的时候，他最先感到的，是这院里人的街坊间的感情的索漠与冷淡。一家一单位，他们彼此不相过问，他们这么孤独而冷僻地，在过着他们的日子。他们的门，单独的闭着。{1}

离开富有乡人爱的环境，来到最初向往的都市，强烈的疏离感是曾思勉精神苦闷的源头。冲击性的文化差异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发酵，摇撼着曾思勉曾经的信仰，使他怀疑他与“他们果是发祥于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着同样的血，负着同样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与运命的人种”。{2}曾思勉所理解的“运命”，指的是“贫穷，无知，守旧，疾病，无秩序，没有住宅，不洁，缺乏安全可靠的医疗，教育不发达，贪官污吏，奸商，阿片，赌博，嫉视新制度和新的东西的心理”，③是和他南方的故乡对比鲜明的一派贫穷脏乱、颓废腐化、满目疮痍的景象。但曾思勉隔膜、抵触、怅然、懊恼、痛苦的感觉也是真实的。置身异乡，既回不去故里，又无法适应新居，融不进大杂院群体，处在几种文化的夹缝间，产生无处安身的焦虑感、危机感，也再自然不过。

钟理和在这里所表达出的动摇、惶惑，“憎之而又愛之，爱之而又不能不憎之”{4}的情绪是真实的，他看见故都“历史的沉淀物，世纪的浮滓，与传统的泥淖”{5}也是真实的。他虽然没有“完成对原乡理解和期待的障碍的克服”⑥，没有达到原乡人对台湾“同胞”的期待，但他抒写出台籍居民在沦陷区北平生活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忠实履行了把握现实、忠于现实多角度反映沦陷区真正风貌的任务，和“乡土文学”的步调取得了一致。

钟理和在1945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北大化学系教师，同乡陈先生批评我的《夹竹桃》说，由这书所表示的态度来说，是应属于林语堂与周作人——同乡张我军先生亦可归入此派——一派的有闲主义的作家的。因为曾思勉有超然社会生活之上的漠不关心的那种态度，实属意料之外。他又说与其《夹竹桃》，他个人倒喜欢《薄芒》，这篇艺术的情绪甚为浓厚。

但陈先生于林、周二氏有多少认识，那是可疑的。{7}

专业素养如何姑且不论，钟理和在意的，主要是同乡陈氏误解了他的深意，认为《夹竹桃》是“有闲主义”的作品，曾思勉的态度是“超然社会生活之上的漠不关心”。作者可能认为曾思勉的超然是理性的观察，尖锐的批判恰是其入世的表现，但同乡陈氏的批评也有道理，他点出了钟理和这个时期创作的软肋——“不接地气”。反映在《夹竹桃》中，这种“不接地气”的表现，就是：人物面目模糊不清，叙事凌乱仓促，人和事的登场，好像只是为了印证作者的想法而存在，总而言之，读起来感觉有点“隔”。在这个角度上，有学者批评钟理和“未能历史性地处理这些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更进一步，便不得不以本质主义式的道德指斥来表达一种居高临下的义愤”{8}，这个评价是不错的;但若据此认为“台湾作家只是来大陆寻求架空的理想”{9}，认为钟理和“还没有把‘南方文化心态充分稀释并化解”{10}，这个评价似又值得商榷。

在“乡土文学”的论述框架下，对作品现实性与真实性的追求，既然“是一种殖民地民族主义意识的曲晦表达”{11}，则钟理和据实描写伪政权当道下“历史的错误的畸形社会”，表达台湾人特殊的殖民地体验，抒写个人身份认同的困境，精神上的隔膜感和边缘感，也同样是在为沦陷区文学的突围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台湾学者应凤凰即指出：“我们回顾台湾文学史历来的小说作品，《夹竹桃》可说是极少数，由台湾作家在战前写北平社会，仔细观察北平市井生活的小说。”{1}而即使曾严厉批判钟理和于该小说中表现出“对自己的民族完全地失去了信心”，民族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危机”的陈映真也承认：“……在这大杂院里充满着不堪的贫困和道德的颓败——吸毒、自私、偷窃、幸灾乐祸、卖淫和懒惰。如果这就是大杂院;就是当时的北京城;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人应该对它的现实性有丝毫的怀疑。”{2}从这个角度出发，钟理和“北平叙事”的“不接地气”，他在描绘北平小人物的惨淡人生时，还没有能充分稀释并化解的“南方”文化心态，以及还没有完全克服的“对原乡理解和期待的障碍”，本着“暴露‘真实”的目的，书写“我乡我土”的需要，反而成为台湾作家钟理和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最有个人色彩和时代意味的形式特征。

所谓横亘于作家与大杂院小人物之间的鸿沟，正是钟理和“南来”的背景与“日籍汉人”暧昧而尴尬的身份，所造就之“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生命经历与“客居异乡”生存状态之“现实”的反映。易言之，恰是台籍作家钟理和离徙于“家乡”台湾与“原乡”大陆，寻求生命的自由与“民族”的解放，并“自觉”与“自决”地诉诸“乡土”之写作的经验与实践，才成就了其笔下对身处日军暴虐与威压下的庶民人生及人性的残毁变异最诚实的反映和控诉。同时，亦是其于此一既响应“我乡我土”书写范式的思想主流，却又于实践过程中流露出无法掩饰之“异域感”，及透过居处空间涉设的隔膜定义下的人际所体现出之无法规避的认同困惑，使身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民族共同体建构下的沦陷区北平文坛“新国民”形象的塑造与“乡土”概念的重构运动之夹缝间，钟理和“台湾籍民”身份时代性的吊诡，得以借由其文学实践中所显露出的对于“原乡”的想象与失落，而获得充分的表述。

至于此一关乎“国民”与“民族”建构与解构过程中，“台湾籍民”通过其自身的历史实践，所展现出之摆荡于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间形塑与毁弃的历程，笔者将再另行撰文探讨。

作者简介：王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代表性论文有《〈艺文杂志〉中的张深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