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大学商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近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海洋国家都把海洋资源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海洋经济也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海洋为数十亿人提供食物、就业和收入，海洋产业是世界上非常广泛、尤为重要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类活动之一。海洋运输与海洋石油天然气行业产生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海洋渔业的总经济价值虽然相对较小，但提供着巨大的就业平台，并且在粮食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在贫困地区中，渔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如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和销售珍贵的水产养殖商品作为其经济增长战略。[2-3]因此，海洋经济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必然在经济总体增长中发挥核心作用。

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之一，是全球重要的海洋经济产出区域，也是世界海洋产业活动的重要国家。作为海洋经济的主导部门，海洋渔业、海洋油气、海洋船舶、交通运输、滨海旅游快速发展，海洋产业已成为东盟各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4]2000-2013 年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渔业产量从1,132.5 万吨升至2,890.7 万吨；占世界渔业生产量的比重则由9.8%上升到15.1%。[5]该地区是全球海产品主要的出口地区，泰国、越南海产品总量分别位列海产品出口国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世界港口前100 名中有9 个在东盟国家，海洋产业的增加值约占东盟国家GDP 的15%-20%之间。[6]

目前，国内探讨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虽不少，但是关注地区以及国别的实证研究则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基于海洋经济指数的构建和测定，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东盟六国整体和国别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海洋经济的测量

徐胜等就海洋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和海洋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海洋经济进行了量化分析。[7]梁南南等采用耦合关系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两种方法，对环渤海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各项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充分挖掘两者的数量关系。[8]Jacobsen 等为了全面了解海洋产业的经济影响，使用乘数值来估计对相关工业的直接、间接和诱发影响的总和，研究不同规模和发展状况区域的平均乘数为1.82，表明海洋直接产业产生的每一美元将导致相关产业额外的82 美分产出。[9]Jiang 利用具有一定替代弹性的多因素生产函数模型，推导了海洋经济要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10]Ren 引入了海洋经济增长的集约系数，评价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11]而具体的产业研究也表明了这一关系：Francesca 量化评估政策变化对北爱尔兰渔业部门和区域经济的影响。[12]Eoin 分析爱尔兰水产养殖业扩张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影响。[13]Seung 计算了美国阿拉斯加渔业对其他州经济的溢出效应。[14]Dolores 量化渔业和水产养殖对西班牙最重要的海洋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结果表明，渔业活动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在其他经济部门取得收入。[15]

（二）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增长正向关系

国内外学者已经证实了海洋经济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孙瑛探讨了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通过相关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6]Sigfusson 等认为海洋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直接贡献，包括海洋产业本身所创造的增加值；二是间接贡献，包括与海洋产业链之间（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产生的增加值；三是诱发效应贡献，即通过海洋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职工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所产生的增加值。[17]栾维新和宋薇计算出海洋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对陆域产业的拉动效应，指出海洋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的劳动力吸引磁场。[18]有的研究则采用产值份额测算海洋经济的直接贡献，使用海洋经济的引致增长弹性、引致财政弹性、引致就业弹性和引致技术进步弹性来测算对区域经济的间接带动效应（李福柱和孙明艳；董杨）。[19-20]Bosello 的研究中指出海洋部门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捕鱼活动的增加而产生的，这是由于商业鱼类的可得性较低，而当旅游业的需求减少时，论证了对欧盟沿海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21]Ma 综合刻画了海洋经济对省级经济的贡献率以及海洋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测度结果。[22]

（三）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国内学者对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针对以下内容。张超英等的实证研究中证明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对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但具有滞后性，且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依赖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保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23]方春洪等引入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的动态模拟手段对1985-2008 年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后期国民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表现出即期和延期效应，增长弹性呈先增后减的规律。[24]赵昕和井枭婧通过关系检验，原因剖析分析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拉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宏观经济对海洋经济促进作用的彻底释放需要大约一到两年的转换期。[25]李凯等中国海洋经济存在显著的短周期性波动，由于宏观政策调控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显著性影响，海洋经济周期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呈现出协动性特征。[26]Yi 和Nuo 的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表，将主要的海洋产业进行外生分类，通过确定产业间联动效应、生产诱导效应、行业供给短缺效应和就业诱导效应来探索中国海洋产业的经济影响。[28]

二、指标测定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测定

马来西亚学者Hans-Dieter Evers 发布了《东盟国家海洋潜力报告》，他参考OECD、联合国世界银行的信息评估方法（KAM）以及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三个指数来衡量东盟十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潜力指数（Maritime Potential Index，MPI）、海洋经济指数（Maritime Economy Index，MEI）和海洋成效指数（Maritime Achievement Index，MAI；或CenPRIS Ocean Index，COI）。[29]其中，海洋经济指数（MEI）主要衡量一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传统海洋产业，如渔业、船舶、交通运输、港口和其他相关经济活动；MEI 也由两个变量构成：集装箱周转量（TEU）和渔业产量（MT），分别占0.5 的权重；海洋油气生产暂时未计算在内，具体公式如下：

由于上述公式变量的单位各不相同，需要采用标准化数据才能得出有意义的计算结果。Hans-Dieter Evers 采用以下计算公式，将所有变量的值转化：

其中，maxc和minc分别是在C国家t 时间的最小和最大值，这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最普遍的指数计算方法，由此公式，I 的值在0 到1 之间分布。

同样，从表1 中可见，数据的单位各不相同，为了消除不同数量级及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

其中：xi为某原始数据，xmax为该指数数据中的最大值，xmin为该指数数据中的最小值，ai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宏观经济增长与海洋经济发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为了能够将二者的综合水平准确反映出来，根据其各自的组成要素和自身特点，采用加权的方法来计算海洋经济指数。

式中：wj 为评价指标的权重；aj 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本文对四个产业的权重各取0.25。为了在图表中清晰表达两个指标，以下分别用GDP 和GOP 作为宏观经济指数与海洋经济指数的缩写形式。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1995-2015 年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年度数据。其中，采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东盟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数据由世界银行整理得到。此外，使用东盟国家主要海洋产业的经济活动衡量东盟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见表1）。

表1 东盟六国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指标的数据来源

三、东盟六国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关系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必须先分别检验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是否为平稳序列。本文选取ADF检验法，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东盟六国海洋经济指数和东盟六国宏观经济指数的ADF 检验值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原始数据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

（二）协整检验

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选取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结果见表3。第一个假设的似然比统计量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第二个假设的似然比统计量小于5%显著下水平的临界值，接受至多有一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因此，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东盟六国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海洋经济在10%水平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格兰杰之因，宏观经济在10%水平上是海洋经济学的格兰杰之因。因此，结果证明了东盟六国海洋经济指数与宏观经济指数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2 东盟六国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3 东盟六国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表4 东盟六国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四、东盟六国国别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关系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五国的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的ADF 检验值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原始变量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越南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的ADF 检验都无法拒绝水平值，原始变量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D（VIE_GOP）和D（VIE_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对它们进行二阶差分后，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两变量都是二阶单整。

表5 东盟国别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协整检验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见表6，印尼和菲律宾的第一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印尼第二个假设的似然比统计量小于5%显著下水平的临界值，支持至多有一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因此，印尼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菲律宾的第二个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接受，说明菲律宾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之间存在一个以上的协整方程，也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同理，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新加坡的第一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4 个国家的第二个假设的似然比统计量均小于5%显著下水平的临界值，接受至多有一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因此，这4 个国家的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1.印尼。表7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印尼的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海洋经济在10%水平上是宏观经济的格兰杰之因，宏观经济在10%水平上是海洋经济的格兰杰之因。

2.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表8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东盟四国的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均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印尼的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宏观经济是海洋经济的格兰杰之因，泰国和越南的海洋经济是宏观经济的格兰杰之因。

表6 东盟国别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表7 印尼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表8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海洋经济指数和宏观经济指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3.新加坡。从新加坡的检验来看，不论滞后期取多少阶，均无法在显著性水平上拒绝SIG_GO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IG_GDP 或SIG_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IG_GOP。这表明新加坡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增长指数互不为对方的格兰杰之因，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结论表明：（1）东盟六国的海洋经济指数与宏观经济指数存在双向因果关系。（2）印尼则是存在从宏观经济指数到海洋经济指数的双向因果关系。（3）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具有从宏观经济指数到海洋经济指数单向因果关系。（4）泰国和越南均具有从海洋经济指数到宏观经济指数的单向因果关系。（5）新加坡则在宏观经济增长指数和海洋经济指数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中国和东盟六国同样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同属发展中国家。2017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77,611 亿元，比上年增长6.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4%，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广阔。然而除新加坡外，我国海洋经济与其他东盟五国面临相似的问题：一是海洋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特别是科技基础和支撑能力有待提高。二是海洋传统产业过多过滥，但海洋的新兴产业发展远远不够，所以海洋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面临十分繁重的任务。三是海洋生态环境压力比较大，生物资源衰减与近海污染情况比较严重。

因此，借鉴东盟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启示：（1）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将创新作为引领海洋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构建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兴海长效机制，着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2）促进海洋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加快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使高效要素进得去、低效要素退得出，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优化组合，提高海洋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转变，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优化海洋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拓展提升海洋服务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3）海洋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同实现。在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要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相协调，就必须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鼓励和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海洋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推进海洋油气、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等高耗能产业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同时，鼓励和支持清洁能源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海岛太阳能、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