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野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元代以前南诏、大理国与中原政权分而治之，直到元代以后才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而昆明以它独特的文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期间曾出现过多少政治、军事、文化名人，画家、艺术家，还出现过为数不少的地方性，民族性的戏剧家。迄今为止，能整理出来的云南本土的剧种不下十多种，尤以滇剧受众人数最多，传播最广，就连上世纪30年代，北上的红军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截的情况下，部队行军到楚雄州禄丰县的元永井时，为改善部队行军打仗的文艺生活，邀请当地滇剧的演出人员为其演出滇剧，可见滇剧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

禄丰县的元永井，由于产盐数量大，且盐的质量除了调味外，腌制云南特有的咸菜会有独特的味道，就连远在宣威的火腿所使用的盐大多来自元永井和磨黑，使宣威火腿享誉中国，远播世界。也是因为盐造就了一大批商贾富户。每年农历3月15日为当地的龙神会期，每到会期，元永井的盐灶户们，都要依例演唱滇剧以资庆祝。1936年的龙神会也不例外，事先有专人已东行到昆，西行到楚雄迎请十多位滇剧艺人，从龙神会唱到子孙会（农历3月21日）整整5天，且十分热闹。一天晚间戏已演毕，主办者就向滇剧艺人们宣布：“请各位先生们暂休几天，过两三天后视情况再说。”当时，演戏正在兴头上，突然宣布暂停，艺人们有的纷纷议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有的心里纳闷。后来才听到街上盛传红军要来，风声很紧，当地的常备队、保井队、缉私队、各灶户资方都纷纷逃避，别看这些手握长枪短炮的常备队和保井队平时耀武扬威的，但是在红军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面前，他们只有跑的份。而接到通知的艺人们既走不了，又演不成，只得晾在老龙祠的万年台上。

图一：1960年12月省文艺干校第二期花灯滇戏班全体少先队员毕业纪念照

三天后，红军分头进入元永井，也有几个进入老龙祠。相见之下，和蔼可亲，并不像盛传中那么可怕，当红军得知他们是唱戏的艺人后，就叫他们选几位代表去见首长。于是众人推张子谦与红军同去，有的演员还担心着会出什么不测。隔了一会，张子谦回来说：“红军首长要我们今晚演戏，戏码都定了《捉放曹》《拾黄金》和《小放牛》，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就是没有照明工具，首长说不成问题，对我很客气。”大家听了很高兴，开始做准备工作，化妆的化妆，练唱的练唱，整个老龙祠一片热火朝天。

晚上扮戏时，红军战士们提来了7、8盏汽灯，台上两盏，后台两盏，其余退回。两位红军首长还上后台问，还有什么困难？能否准时开演？艺人们纷纷表示没有问题，首长还向大家传烟，与艺人们聊天，原来这位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军第六军团长萧克同志，另一位是政治部主任张子意。演戏时他们就在上马门旁靠着柱子看戏，台下的观众有红军战士，也有普通百姓，十分拥挤，但秩序也很好，演到高潮时红军战士们还报以热烈的掌声。

《捉放曹》由楚雄艺人况必成、曾国章、陈治言扮演，《拾黄金》由昆明艺人杨泰吉扮演，《小放牛》由昆明艺人张子谦和金品芳扮演。

戏演完后，红军还送了几包衣物给演员们，以表谢意。老龙祠大厅旁还堆放着大堆谷子，红军战士把它分给穷苦人，第二天一早，红军离开了元永井向楚雄方向进发。

从红军在楚雄看的是滇剧这一事实来看，滇剧在云南流行很广，它不仅在汉族地区流行，甚至在彝族、白族、回族地区都有流行，那么什么是滇剧呢？

滇剧是丝弦、襄阳、胡琴等声腔于明末清初传入云南，至清乾隆时期已趋于成熟，流行于云南的80%地区和四川，贵州部分地区。滇剧是戏曲剧种，滇剧包括丝弦、襄阳、胡琴等3种声腔和部分杂调，逐渐吸收当地民间艺术，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剧种，滇剧的丝弦、胡琴、襄阳三大声腔和杂调，都来源于省外传人的戏曲声腔，丝弦源于秦腔，胡琴源于徽腔，襄阳源于楚调，三种声腔传入云南后，结合云南的方言语音和风土人情，民间音乐发生了变化，逐步形成滇剧的昆头子，昆倒板之类，同昆腔有关，而平板，架桥，人参调，安庆调等，则同吹腔（又名石牌腔）有渊源关系。这些声腔在云南戏剧舞台上融汇之时，就是滇剧形成之日。

当然关于滇剧的产生、形成及成熟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在学术界仍然没有一个较为系统，较为准确的定论，有人说最先带入云南的是沐英，有人说是陈圆圆带入的，还有人说是安徽人传进来的。沐英、蓝玉、傅友徳平定云南后，沐英奉旨留在云南，根据他主滇的那段时间，先后上奏圣上进行过三次较大人口的西迁，近三百万江南人口的到来，从各方面都改变了云南的格局，当然艺术方面也不例外。第二种说法是明末清初由陈圆圆带入云南的，这些说法不必排斥，尽管历代文献中并无记载。而最有传统的说法当数清代乾隆57年（1772年），有安徽人檀萃在昆明做寿，邀请其同乡带班进入云南，演出了《加官》《扫花》等剧目，这个戏班叫“阳春部”。从带班人的情况及演出剧目而言，这个戏班理应属于徽剧的班子，此时并非属于滇剧范畴，后戏班留在了云南并招收了昆明人为学员学习徽剧。第二在滇剧声腔中，有西皮和二黄腔，与徽剧声腔有血脉关系，由此可以认为当时尚未诞生滇剧，因此可以肯定，阳春部这位班主，已经给滇剧的出现培养了人才，可以认定滇剧的产生是在乾隆57年之后，至于沐英、陈圆圆之说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可能对滇剧也有一定的关系，只是至今无史可凭。

滇剧的发展，经历了清代，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和新中国几个阶段。清代是滇剧孕育，形成发展到逐步兴盛的时期，到了光绪年间，滇剧不仅有了职业戏班，农村中也纷纷成立了业余滇戏班。民国时期滇剧由兴逐步走向衰落，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出现了大肆宣扬封建迷信的剧目，严重地影响了滇剧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滇剧已濒临绝境。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活动，省和许多州市县都建立了国营滇剧团，1950年省里还成立了实验滇剧团，1953年改为省滇剧团，1960年建立了省滇剧院（在东寺街）。在这段时期，很多优秀的文科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滇剧院，记录、整理灌制了一批又一批的传统剧目，剧团和省文艺学校先后招收和培养了数百名滇剧演员、编导、音乐、舞美，大大充实了滇剧的新生力量，使滇剧获得了新生。如图一所示，这是1960年12月，由云南省文艺干校第二期在花灯、滇剧培养的学员。

二百多年来，滇剧涌现出一大批专业人才，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对业余爱好者简述。滇剧在云南民间广泛流行，拥有众多玩友、票友。不少文人学者甚至军人也是滇剧的爱好者。比如大理州宾川县的杨如轩将军，现存有杨如轩签字的滇剧曲谱第四册（如图二）。这位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的毕业生，与朱徳是同窗好友，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昆明参加重九起义，由于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历任江防司令，云南防空司令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省政协第四届委员，省文史馆馆员，用他的话说，他一生没有什么嗜好，却视滇剧为生命，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会抽空去看滇剧，除了看滇剧外，他还经常拉起嗓子唱上几段呢。看到他唱滇剧的神情真有活神仙似的感觉。特别是在昆明那段时间，每当募捐会演时，他以“盘谷山人”别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从不收取任何报酬。除此之外，文人学者如赵藩的儿子等等都是十分喜爱滇剧之人，在此不再冗述。

图二：杨如轩签字的滇剧曲谱第四册

图三：海源寺剧场演出

滇剧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大众型，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除昆明外，玉溪、大理、楚雄、保山等地的群众都很喜欢这一剧种，在民间也先后出过一些代表人物。如昆明近现代的瞿云海先生，他出身官僚家庭，本人却酷爱滇剧，以男扮女成为名角。遭到家中的反对，亲友也因此疏远他，开始他也十分自责，怨恨自己误入歧途，后又想既然自己已走上了戏曲的道路，干脆就这样坚持下去吧，后来对滇剧提出了很多合理的改良措施，创办了《滇话》地方杂志，登出他的文章《滇省改良戏曲记事》等。文中首先是阐述革命与改良社会的关系，改良社会又需要改良戏曲的必要，其后便描述改良滇剧首轮公演情况，文章说：海报才贴出，城隍庙内便“人山人海”，“大殿上也有人，两厢下也是人，栏杆上也有人，可见之处到处是人”，可见那时滇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一个改良，便受到了方方面面观众的热情关注。

再来看滇南，最具代表性的滇剧代表可以说是红河州建水县的江灿北老先生，他曾经是久经沙场的军界著名人物，也是近代滇剧的业余表演艺术家，早期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学骑兵科，回国后，历任赴粤滇军参谋长，云南西征军先遣军司令等要职，省内人称其为“江司令”，能文能武，有南中儒将之称。就是这么一位儒将偏生喜欢滇剧，不顾家庭、上级、下级的闲言碎语，硬是到处拜师学艺，后来果真一鸣惊人，引来当时有名的胜利公司为其录制唱片，并为其写下了一篇感情洋溢的“感谢启示，赞扬他于滇剧之正宗，他除了撷采众长，集于一身，就连专业艺人中，也找不出几个像他那样出色。”此外，还有理论探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滇剧行腔，各有专门，不能通套，安可混淆，前辈规矩，极力严谨，故前人有‘唱戏须用读书人之语，从中可以看出其在滇剧文艺上之价值影响之大’。设以红脸绿袍扮马超，花面黑靠扮黄忠，稍有常识之妇孺，皆知其不伦矣。”老先生一针见血地对那些见什么学什么，使滇剧失去自己原有的独特个性，这是对滇剧艺术濒临京剧化和川剧化危机的批评。具有大师地位的专业滇剧艺术家罗香圃，栗成之在世时，时值谈到此事时，常把江灿北誉为“替睁眼瞎子牵路的人”，可见先生在滇剧发展中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高。

楚雄地区的况必成、曾国璋、陈治言在当时也算有头有脸的业余艺人，在此不多谈。

滇西大理喜欢滇剧的票友很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应数“杨解元”的杨德高老先生。先生十三岁考上秀才，同治庚午年（1870年）高中举人第一名，他曾在玉溪和宁州任过学正，云南不少名士是其学生，由于酷爱滇剧，兼之对官场淡然，辞官后来往于昆明、玉溪、大理之间，酬唱于酒醉之后，即放声歌唱，即便在大街闹市也如此，旁若无人。就是放到今日，九零后、零零后们有此举，足可让人惊愕，何况是民国时期，真可谓饱学之老顽童。他最喜欢听清唱，常到当时受一般文士蔑视的圃鼓花社里，成为茶社风雨无阻的听众，有时还会情不自己，手舞足蹈，听到出神之际，还会挤到台上要求歌之舞之击鼓之。除此之外，他还参与编写剧本，据说《宝玉听琴》《黛玉葬花》《路遇侠客》等剧目都是他整理改编的。他一生诗文著作也不少，然而为人们念念不忘的却是他在滇剧方面的影响。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尤其是中青年人受国外文化的影响，使滇剧受到极大的冲击，使其慢慢进入了衰败的过程，尽管如此，滇剧在民间仍然受到广大老年人的喜爱，在很多地方，由滇剧爱好者自发地组织民间演出，听众经常爆满，譬如海源寺剧场（如图三），每天下午一点开始演出，演出剧目丰富多彩，《金石满堂》《三娘教子》等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笔者也曾经抽空去看过听过几场。

尽管如此，云南滇剧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已于2008年作为保护单位，并成功申报滇剧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今，一批新秀正在茁壮成长，剧院创作力量雄厚，演员阵容强大，队伍年轻，行当齐整，舞台上群芳竟艳，代不乏人，我们广大爱好者正期待着云南滇剧的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