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泰

父亲身体不好，老咳嗽，睡眠质量很差，半夜咳醒，就披衣服坐起来，母亲也坐起来陪父亲，两个人对着脸说话，母亲给父亲倒杯水喝，压压咳嗽。

眼看父亲日渐消瘦。母亲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补品，当年生活都困难，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母亲最好的东西就是早晨的一个鸡蛋花儿，叫父亲喝。

吃的药嘛，在厂医务室拿的，薄荷片、止咳糖浆啥的。

父亲是先进工作者，老积极，早上班晚下班，对工作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服从领导、团结同志，任劳任怨、以厂为家……这些四个字的好词，毫不夸张，都用在父亲身上也不为过。上班三十年从没请过假，没缺过一天勤，有名的老黄牛！

一次父亲和领导陪客人吃饭，父亲拘谨地光拣青菜吃，好的肉菜省给客人和领导。最后把剩下的半瓶酒、一盒烟、一个打火机（南方刚出的塑料液体打火机），交到办公室。

看看，这就是新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主人，工人阶级的父亲，公家的好处一星一点不沾，厂里的一草一木，一个钉头，半截铁丝也没往家拿过，真真的大公无私。

现在年轻人看到这些，会说当年俺父亲憨，可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毛泽东思想挂帅，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做革命的“傻子”。

这次领导也是变相地奖励父亲，老积极分子，安排他出差天津给厂里办事，让他出门转转，看看大城市。

父亲工作这些年，从没出过远门，母亲为父亲做了件新上衣。母亲嘱咐父亲，给厂里办完事，转悠转悠，看看大城市，再到大医院看看咳嗽。父亲说，行。

火车票父亲买硬座，住旅店，不住宾馆，在小吃摊吃饭，给厂里省钱。厂里搞建设需要资金呀！最后一天上午办完事，去火车站买了返程票，下午去了天津第一人民医院挂号看病。

大夫听诊器在手里暖着，待温暖了，给父亲听诊，大夫感觉有问题，开了单子叫父亲透视，父亲还不情愿去：“一个咳嗽，还用透视啊？”“去吧，诊断需要。”大夫说父亲。父亲透完视，X光报告交给大夫。

大夫问父亲：“谁跟你来的？”

父亲说：“我自己。”

大夫说：“你不能回去了，需要住院观察。”

父亲的脸腾地红了，说：“大夫，我的火车票都买了，晚上七点的火车，要不火车票就瞎了。”

大夫说：“老同志，我不是开玩笑，你真的需要住院观察治疗，马上去邮局给您厂里打电话，告诉家人。”

父亲无奈地说：“好吧，那我给厂里说，让家里来人。”

“大夫您写住院手续，我去去就回。”

父亲出来医院，回头看看没人跟着，就撒了丫子，奔火车站去了。到了天津火车站候车室，父亲找个座位眯起来。你叫我住院，虽是好意，为我好，可是有那必要吗？厂里上新设备，人手紧，一个人当俩使。家里也离不开我，孩子小，老伴顾不过来。再说了，我不回家，住院了，还不把她吓个半死。啥病啊，这么严重吗？假如真需要住院，我再回来不迟。

想到这里，父亲还暗自庆幸逃出了医院，只是觉得怪对不住大夫的，态度多么好的人啊！咱这不是不知道好歹吗？好同志啊，对不起了！

几天来太疲劳了，父亲迷迷糊糊地困着了。

睡梦中父亲忽然听到火车站广播喇叭喊：“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下面广播寻人启事，钟祥明同志，钟祥明同志，听到广播后，请到候车室门口，有人找。”播音员喊了两番儿。

父亲从座椅上扑棱坐起来，揉揉眼睛，朝候车室门口快步走去。

谁呀这是，进的设备有变故？是刘科长啊？还是机床厂的胖科长？

当父亲走到候车室门口，朝人群里望去，没刘科长也没胖科长，却见医院的大夫下来救护车，冲父亲快步走来。

父亲看见大夫后，眼瞪得老大，惊呆了！哎呀，大夫追到火车站来了。

大夫喊父亲：“老钟同志！老鐘同志！”父亲的脸又腾地红了。

大夫说：“老钟同志，你说出去打电话告诉厂里和家人，我一等不来，二等你也不来，到下班你也没回来。”

父亲不好意思地说：“大夫，对不起，对不起，别生气，俺是怕家里人挂着我。”

大夫说：“别说了，你是我的病人，马上跟我回医院，你这病可耽误不得。”

父亲涨红着脸，鼓了鼓勇气，对大夫说：“我都买火车票了。”

大夫说：“老钟啊老钟，票好办，到退票窗口办理退票。”

这是那个年代的真事。

当年的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他们大都是介于好人与菩萨之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