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乡村里都有代销点。代销点的标配是：洋灰（水泥）柜台、杆秤、算盘。

祖母村子里也有这样一个代销点。我个子还没有柜台高，就经常去代销点买东西。有时候是一瓶醋，有时候是一斤盐，有时候是几张红纸。这些东西不过几分钱，完全用不着算盘，代销点的二哥顺口就把账算明白了。但我对那个算盘充满向往。要知道，姑娘们玩跳房子的“子”，就是用算盘珠穿起来的。我手里只有姐姐玩剩的一串“子”，有两个珠子已经开裂了，远不如伙伴英子的“子”圆润油亮。偶尔买东西，看到二哥噼噼啪啪拨着算盘，随着算盘珠的脆响，随口报出一串数字，就不由心痒痒的：唉，要是我有一把算盘，一定拆掉了，做好多“子”，每个口袋里装一串，羡慕死英子们！

然而这个梦想终究没有实现。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村子里的小学并不正规，老师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该有的珠算课并没有开，只记得简陋的教室墙体斑驳，有一把硕大的教学算盘挂在墙上。不同于平常深棕色的算盘，那把算盘整体是木本色，珠子周身带着棱角，算盘珠之间的穿杆毛茸茸的，以稳固住竖放的算盘珠不致下滑。相对于一二年级的小孩子来说，算盘挂得太高了，我踮起脚尖也只能够得着最下面一排珠子。

在一个做值日的晚上，我悄悄在算盘下放了一只凳子，踩上去，总算摸到了最上面的珠子。我小心地推珠子，没有推动，又用了一点劲儿，终于推动了，整个算盘晃动起来，尘土扑簌簌滑落，吓得我急忙住了手，爬下了凳子。

祖母的老宅前就是大队部。大队部的大门很开阔，每到收获的季节，便有来来往往的人缴公粮，一台磅秤，用来过秤，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把算盘，会计坐在桌后熟练地打着算盘。我每每去大队部玩儿，都会无比崇拜地看着会计，听算盘珠啪啪脆响的声音如同天籁。

想不到参加工作后第一个职位是门市部营业员。营业员的基本技能之一，就是珠算。这下我可傻了。我原本就对数字不敏感，算盘对我更是个空白。看到柜台上那只算盘，我真恨不能把它拆了穿成“子”，圆了小时候的梦。可是，我只能心里这么想想，接下来还真需要恶补珠算课。

我找来小学课本，每天口中念念有词地背口诀、练珠算。新算盘珠子发涩，拨动起来不是没拨动就是连带了别的珠子。我拿来同事们的算盘，珠子滑得很，我完全把控不住。看来不是算盘的事，根本原因是手指头不灵活。同事们热情指点我：练珠算要从“1+2+3+……+100”练起，慢慢练手指的灵活度。于是，只要闲下来，我就默默练习，一天下来手指头都是肿的，连筷子都拿不住，睡梦中都会打个冷颤惊醒。我不由心生怨怼：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彼时，父亲在县政府办公室担任会计。他的办公室桌上，就有一把算盘珠溜光水滑的算盘。偶尔去父亲单位，看到父亲一手翻着厚厚的账本单据，另一只手夹着笔还能熟练地拨打算盘，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伸出双手，让父亲看我红肿的右手手指。

父亲看看我，放下账本，把算盘举起来示意给我看。“你看，算盘上面两个珠，下面五个珠。上档一个珠表示‘5’，下档一个珠表示‘1’。珠子本身并没有不同，因为位置变了，站位高了，价值也就变了。”

我就问父亲，有的珠子成为女孩子跳房子用的“子”，连1也代表不了了，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了？

“也并不全是。”父亲轻轻拨动珠子，继续说：“你看，那些做了‘子’的算盘珠，多是从废弃的算盘上拆下来的。废弃的算盘，除了进灶膛，似乎也没有别的用处了。但这些珠子幸得你们这些小丫头喜欢，拆卸下来穿成‘子’，喜欢着，爱惜着，成为跳房子不可缺少的主角，为小孩子们带来欢乐。”虽然这个价值和最初的出身已经大相径庭，但也算是物尽所值了。看着父亲手中的算盘，我似懂非懂。

父亲接着说：“算盘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精打细算的。拨对每一个珠，用对每一个珠子价值，才能打好你人生的算盘。”

三个月过去，我终于能把算盘拨打得噼啪脆响的时候，领导却把我调到了办公室。那只算盘我没能带过来，留到了门市上。

多年以后，计算器取代了算盘，电脑又取代了计算器，当年的门市部也早被撤销，算盘早已成为历史尘封进记忆。几日前收拾办公室，忽然在书橱的角落里发现两粒算盘珠，我惊喜地把它们放进手心轻轻摩挲，那深褐色的珠子在我的手中缓缓转动，散发出陈旧的香。我不知道，这两粒珠子曾经是在上档还是下档，也不知道在算盘废弃以后为什么遗落此处，但我知道，它们一定是认真做好珠子，完美完成了作为珠子的使命。

我翻箱倒柜找出一根大红丝线，把这两粒珠子穿起来，轻轻挂在家里的博古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