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伟/嘉应学院图书馆

华侨捐建的松口公学校本部后楼（1926年）

孙中山先生颁给梁密庵的旌义状

一、松口南洋古道与百年侨批

广东梅州是我国重点侨乡，总人口543.79万，目前全市旅外华侨华人214多万，其中侨居东南亚国家的侨胞约198万人[1]。松口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位于梅州东北部，建镇已有千年历史，古有梅溪而得名。松口镇坐落于闽粤赣三省要冲，居梅江下游北岸，水运发达，地理环境优越，历史上是商贸重镇，是明清粤东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要道和侨汇转运中心，自古享有“松口不认州”之盛名。

客家民系勤劳坚韧勇敢，明末清初以来，客家人因梅州山多地少，“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守灶炉”，“赤手空拳闯天下，一条裤带出南洋”，到异国他乡谋生。19世纪中期开始，客家人源源不断奔赴东南亚各国谋求生计，形成了“下南洋”的传统。松口华侨多分布于环印度洋的印尼、毛里求斯、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其中侨居印尼者最多。据资料统计，2015年松口镇的总户数为14617户，总人口7.3万人，而旅居海外的侨胞有8万多人[2]。松口南洋古道这条海上交通线，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发挥了重要的商贸流通、文化交融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梅州松口镇为客家人移居海外的原乡[3]。松口镇是昔日粤东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其浓厚的客家文化和典型的侨乡风格是广东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课题选取松口镇作为研究个案，以口述历史的方法从微观层面探析晚清民国特定历史时期侨批业的价值，也为深入了解侨批对侨乡教育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变迁影响提供重要“范本”。

二、走向融合：晚清民国的梅州侨乡教育

（一）晚清教育的困厄与侨乡教育发展

中国近代教育历经洋务兴学、光绪新政以及百日维新的等教育改革运动，目的是让教育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但晚清教育改革艰难而又曲折，名至而实不归，一是地方政府对西学和近代教育蒙昧无知，二是国步艰虞、百废待举，政府试图建立覆盖城乡的普通教育体系难以企及。此时梅州侨乡教育文化的蓬勃发展，无不与侨批密切联系在一起，真正肩负侨乡近代教育发展重任是广大侨胞以及民间仁人志士。侨批是远在海外的华侨汇寄回家乡亲人的家书，具有汇款功能，它是侨胞资助亲人以及家乡建设的重要载体。

五代兴学的梁氏家族承德楼

海外侨胞在外拓荒谋生，深切体会到没文化的艰辛，他们会通过家书叮嘱子女、亲人好好读书，同时不间断向家乡汇款，因此侨批是普通侨眷接收教育的重要经费来源。热爱桑梓的华侨对于家乡教育是普遍地、多方面地参与。既有一些华侨富商的大笔捐款，如谢梦池、廖煜光、梁映堂、伍佐南等南洋巨商大笔捐资兴办松口公学；也有不少普通归侨不遗余力远赴南洋向同族或亲友募捐治校办学经费，做到无钱出力。松口镇华侨捐款办学的形式灵活多样，或认缴月捐、年捐，按期寄给学校；或负责垫偿每学期学校不敷经费；或建立校舍、购买设备仪器，设立办学基金乃至发放教员酬金等。据口述人吴中祥说：

松口镇有很多店面是被人买去办学的。清光绪元年（1857），松口乡贤办起了“梅东书院”。为了解决日后的办学经费问题，他们集资在松口街上买了6间店面，以出租的租金支付教师月薪和学校的日常开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华侨李次温在松口创办了第一所新学，也以11间店铺和部分田产作为办学基金。

侨汇的汇入使得侨乡的办学环境大为改善，教育经费充盈。以民国为例，松口镇2所中学、25所小学的教育经费除少许源自政府经费补助外，大部分都是由学校自筹，或向华侨募捐，或利用尝产[4]。如创办于1906年的松口公学，自学校创办之日起，广大华侨不间断捐资以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行（表1为部分华侨捐资）。晚清民国时期，松口地区的学校华侨捐资约占学校经费总额的80%[5]。由于经费大部分是公益捐献，所以学校也尤为重视“有教无类”的教育目标，有的收费低廉，有的学、杂、书费皆免，并聘请名师硕儒或留洋归来的学子做老师，让贫寒的山乡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乡村的文化水平，松口侨乡出现了“乡村虽偏僻，但无一二里无童声”的盛况。

松江大酒店

表1：晚清民国时期松口中学华侨捐资助学表

松口大量的侨办学校填补了山区教育的空白，教育的全民性和普及性显得更为充分。华侨广泛的捐资学校，打破了官方一统办学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让学校摆脱传统依附传统教育制度进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地位与职能的转变，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与社会人才的培养意义深远。

（二）“科举教育”向新式“学堂教育”转向

教育是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客家人崇文尚学，清朝时期“书斋”和私塾曾遍及各乡村。19世纪末，国内维新之声四起，咸以设立新式学堂为当务之急，新式学堂经历了从无系统到有的系统发展阶段。新式学堂的建立是晚清教育空间转换的主角，随着国内外办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松口华侨或热心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或改办原有的书院、义学、社学或私塾以培养新式人才，学生多则上百人，少则十多人。据松口中学陈老师讲：

1903 年，乡贤温慕柳、饶芙裳等人筹办兴学，把原有的梅东书院的校址改建高等小学；1905年华侨创办了师范讲习所，为山区培养新学教师；1908年成立松口高等小学，名为松口公学；1923年松口公学创办初中，改名松口初级中学；1941年增设高中，改名松江公学。

截至20世纪40年代，各村新式学堂迅速而普遍地建立起来，侨乡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据史料记载，1935年松口有52所小学（其中松中附小1间为高级小学，官坪、江南、大宗、新民等19间为完全小学，其余32间为初级小学），教职工216人，学生5639人[6]。相对于传统教育，华侨捐资创办的各类新式学校健全了学科体制，是晚清民国时期松口地区学校分布和种类的重要补充，推动侨乡搭建以学堂为中心的基本学校教育框架，加速松散的以私塾“科举化”为主的社会教育向制度化“新式学堂”教育模式转向。

此外，清朝沿袭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女子教育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教育学制体系之外，直到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标志着中国女子教育正式开始。华侨身在异国他乡，他们更了解海外先进的社会文化，西方社会中“女性独立”“平等自主”等理念也逐步被他们接受。在海外华侨的倡导和影响下，西方文明之风逐渐渗入山区百姓生活，相比非侨乡地区，松口镇的老百姓大多对于子女教育更加平等看待，女子接受教育已成为农村的一种普遍社会风气。大黄村的89岁陈伯母讲述：

我父母常讲：“子女不读书，好比无眼珠。”很多乡亲即使每天喝稀粥吃咸菜，也要让小孩读几年书。大家都知道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山旮旯；否则儿子不读书搵不到食，女儿不读书也嫁不到好人家。所以各家各户的小孩，不管男女，到了读书年龄都会送到学堂读书。

松口客家人耕读传家蔚为风气，对女子教育尤为重视，仁人志士也积极创办女子学校。民国四年在松口公学育婴堂内开始兴办松口女子学校，民国六年松口女子学校与松口公学合办，称松口公学，创梅州男女学生同校学习之先例。此后，不少学校亦正式向社会招收女生，男女生同校学习，一改以前男女分校的旧风。松口女子教育发达，即使穷乡僻壤的女孩也大多都接受过初级教育，这是侨乡教育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也是新式教育体系打破传统教育格局的重要象征。

（三）“中学知识”转向“西学知识”

松口新式学堂教育重视修己治人，提倡师道尊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的约束。但在课程设置的具体与实用性、教育方法灵活与前瞻性方面，侨乡学校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自从归国华侨把西方的办学理念、制度传播进来后，侨乡教育与外国先进教育趋向融合。首先在课程设置中重新注入明确的时间概念，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其次课程结构融合中西文化课程、重视整合贯通学科资源。晚清民国梅州各县小学堂的课程设置（见表2）印证了这一点。

表2： 晚清民国梅州小学课程[7]

侨乡新式学堂采用分科教学，分科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取知识；学科分类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知识的实用性也暗合了富国强兵的时局需要。课程设置除开设算术、国文、理化学等基础学科，还设有英语、农业、修身等课程，为新式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广博的知识体系；课程授受的“学以致用”，重在培育善于治事之人和专业学科人才。此外，音乐、自然、图画、体育被纳入课程体系也意味着课程选择人人各得其所，商业课程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教给学生们相当的商业基础知识，以便他们在毕业后可以逐渐在商界服务中应用。有些学校还尝试西法教学，兼采西学新知，成为导入新式教育的重要渠道。

（四）跨国界教育与文化反哺

晚清民国时期东南亚国家社会办学条件不佳，华侨子女在当地难就学且易受教育歧视，华侨愿意把子女送回家乡接受客家文化的熏陶，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家乡风土人情，培育对家乡历史和文化更强的认同感。大黄村印尼籍华侨很多，问及普通华侨为什么愿意送子女回乡读书，村长张伯说：

我们村的南洋家庭跟一般做生意的家庭一样，孩子八九岁就晓得帮忙看店做生意了。但“洋家长”晓得做生意艰辛，所以观念变了，还是希望子女回中国多读几年书，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很看重子女的传统文化教育，说希望以后不要变成外国人，没有家乡的人情味了，所以回来的人很多。

大量侨生回国也把国外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带回偏僻的家乡，这些思想犹如缕缕清风吹进沉闷闭塞的山乡，帮助家乡百姓开拓视野。不仅仅是普通华侨，即便是华侨富商也选择将子女送回国内接受教育，最典型的是松口大力村的梁世桢家族。梁世桢家族是五代侨商，为近代中国革命和家乡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居承德楼的梁氏后人说：

“继承勿替，道德是崇”是梁姓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训。为了让后代接受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秉承家训，高祖父梁采臣到印尼爪哇岛创业成功之后，每一代的子女包括曾祖父梁映堂、祖父梁密庵、父亲梁锡佑，都被送回家乡松口读书；他们在家乡接受教育后，又被带回南洋继承产业。

部分家庭条件优越的留守家乡的侨眷依靠侨批生活，他们在家乡接受完基础教育后往往选择出洋留学深造。游学在外的华侨子弟学习西方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学成后反哺家乡。铜琶村华侨谢逸桥后裔谢老先生讲述：

爷爷谢逸桥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他利用新知宣传无神论，但仍被保留守旧观念的部分百姓称为“癫古”（疯子）。同时他与温靖侯等人积极创办新学，1906年在松口创办师范学堂，张谷山、林菊秋、李肩重等很多留日学生都是这个学校的教员；1907年秋又在松口“温氏精庐”开体育传习所，宣扬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思想，介绍法国卢梭的《民约论》。由于办学宗旨适应了时代潮流，因此还吸引了广东潮汕地区、福建漳州与汀州一带的大批求学者。

跨国界教育交流是侨乡一道重要的文化景观，华侨在国外传扬本土的客家文化，同时将国外的文明思想传入客家地区。留学生对家乡的文化反哺提高了民众的基本文化素质，改变了百姓陈腐的思想观念，带动了侨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貌的欣欣向荣。

三、梅州侨乡近代思想文化变迁与发展

（一）文化多元化与观念差异化

侨批是晚清民国侨乡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松口大部分家户都是以侨汇为生，有些侨眷侨汇收入较多，生活富足，富者建居室、辟园圃。由于海外侨汇的保障，大部分人家衣食有余、家给人足，松口镇的经济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口述人孔森兰老人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松口镇商店超过1000多间，门类有旅社、酒楼、汇兑庄、日杂百货、粮油布匹、饮食、金店等，每天都门庭若市。小镇是我见过的最繁华的地方了，一到清晨，家家户户都在卸门板、迎早市，人声鼎沸，其繁荣热闹好像现在的大都市，以前大家都称松口镇是“不夜城”“小香港”。

随着侨眷经济条件的变化，侨乡文化蓬勃发展，“慕侨”心理在松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影响并改变着百姓的生活。“慕侨”的产生一是侨眷的家庭生活水平普遍优越于普通家庭；二是华侨在海外年长日久会大量寄回各种稀缺的物品，如此的商品跨国流动容易引起他人的羡慕；三是南洋文化使侨乡呈现较浓厚的移民色彩，百姓也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包容和吸纳的态度。在松口繁荣街，李清淼老人述说了往昔的情景：

松口百姓以前大都不自觉羡慕使用洋货，整个松口市场，几乎被“洋货”所占据，如洋油、洋焟、白洋布、洋灰、洋钉。后生哥特别喜欢戴一种从南洋带回的白色洋帽子，当地人称为“荷兰帽”，状如龟甲，又透气又时髦。松口大街的骑楼都带有南洋风格，两三层高，骑楼上装饰着用洋灰雕成的花瓣、圆穹、罗马柱等各种精美的图案，很洋气。现在这些骑楼基本还保持旧貌，当时最大的“松江大酒店”还清晰可见大大的“HOTEL TSUNG KIANG”西文招牌。

文化的中西合璧可见侨乡地区的人们思想观念开放兼容，多元且与时俱进，近现代意识明显。“慕侨”心理让侨乡百姓在观念上更开放，文化多元化与观念的差异化转变也使当地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风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迁。如因为向往南洋生活，很多家庭的儿子快到成年了就让他跟随水客出国谋生，只让一个儿子留守家乡， “走南洋”的社会风气盛行；不少女子也愿意跟随水客出洋远嫁素未谋面的男子，所谓“隔山娶妻”。

（二）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先行地

世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渗透，松口古镇在坚守客家文化同时，也在不断汲取外来多元的优秀文化，包括生产知识、科学技术以及革命思想等。松口为偏远乡镇，19世纪末国破凋零，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然对清廷的腐朽反动和民主革命认识不深。此时社会大部分知识界人士认为，或许出国留学向西方学习是拯救民族危亡的有效途径之一。受出国热潮影响，侨眷选择东渡日本出洋留学者居多。留洋青年思想活跃开放，文化水平较高，留学期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近代文明，汲取资产阶级先进革命思想。许多学子深受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浸染，踊跃参加革命组织——同盟会，为改变家乡闭塞茫昧的状态，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并襄助革命活动。据调查统计，众多松口籍留学学生成长为近代民主革命组织中的骨干，部分人英勇牺牲，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驱（表3）。

表3：松口籍民主革命骨干力量

此外松口文教事业比较发达，知识分子多且思想较敏锐，对新文化接受力强；加之松口地处闽粤边山区腹地，政府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而侨乡与海外关系密切，可以争取外援。松口圳头村的李伯说：

圳头村的古亮初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因为很多亲戚在南洋谋生，所以1920年在他们的资助下有机会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刻苦勤奋，为人公道，后来加入了同盟会，被推选为同盟会中国广东部会长。归国后他在家乡积极创办新学；同时开展革命活动，为争取华侨支持，他不断奔赴印尼各地向宣传。古亮初在泗里华的家乡同宗兄弟很多，大家都信任他，也都纷纷捐助钱财支援革命。

海外华侨发扬客家人所共有的民族精神，“竭汗血、倾脂膏、捐钗环、短衣食”，为革命踊跃输捐。据有关统计，由华侨梁密庵领导的印尼华侨书报社捐献的革命经费几乎占总数的30%—40%[8]。因此20世纪初叶，松口镇能首先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成为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先行地和广东重要的革命据点。

（三）华侨报业发展与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近代原初工业化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华侨作为西方工业文明与祖国原初工业之间的对接中介，对侨乡工业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就松口镇而言，侨资注入松口取得成功的除了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与服务业之外，还有新兴的印刷工业。在华侨的带动下，松口镇引进了大量先进的近代工业设备，开设有民新印务局、合群印务局等。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提倡新文学的思潮澎湃。报纸舆论事业的发达也使得这个地处岭东山区的偏远乡镇融进了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中。当时松口印刷工业快速发展，报业盛极一时，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书刊就达10多种[9]（表4）。此时越来越多的民主革命的主张和理论、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报刊宣传刊载，新式文艺创作在学生中间流行，泰戈尔的名字常常在报端出现；充满革新精神的学生话剧演出体现着新文化意识影响下百姓对戏剧现代性的朦胧追求；新文化运动帮助更多普通百姓更真实地了解了近代西方国家人民的思想，更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国家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

表4：松口报刊发行名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强盛不能仅依赖于政治的更新，还需要帮助广大百姓学会分辨政治是非。华侨报业的发展，让报刊也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喉舌。如1936年创刊的《梅东民报》积极宣传全国各地爱国运动消息，针砭时弊，成为当时松口较进步的一家私人报纸。1938年创刊的《诗歌战线》以刊登新诗为主，设有“诗圃论丛”“大众歌谣专辑”“民歌研究”“社友行踪”等栏目，目的是团结青年，为抗日救亡而奋斗。1936年，一大批进步青年组织大众读书会、民众歌舞团、白燕剧社，这些社团通常到街头演唱抗日歌曲和表演节目，唤起民众抗日[10]。先进的思想舆论深深影响着青年学子，使松口不断涌现爱国民主志士，故松口镇能“开社会风气之最早”，成为梅县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松口是梅县地区首先成立秘密的抗日救国会，首先恢复和发展梅县共产党组织，首先建立抗日义勇军的乡镇。

四、结语

家书抵万金，侨批架设起海内外感情双向交流的桥梁，支持着万千家庭的生活。悠悠故里情，广大华侨对教育的积极参与以及海外教育理念与思想的引入，推动了近代侨乡教育的繁荣，帮助梅州侨乡形成日趋完善的新式教育结构，为家乡的发展提供人才“引擎”。在动荡的历史年代，华侨以爱国爱乡情怀为魂，文化兼容并包反哺家乡，最后演化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为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侨乡的教育与文化多元化正是在海内外朴实无华的感情交流中实现了空间延伸，“银信合封”的侨批也成为中华文明在海外传承延续以及海外文化在家乡融合发展的最大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