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逍航 （苏州大学）

“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像20世纪这样在音乐形式和技巧方面提出了如此诸多的问题。”[1]20世纪是西方音乐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个对新音乐的探索时期。与之前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流乐派占主导的社会形式不同，在这个时期许多新兴乐派随着社会的发展派生出来如：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等。这些新兴乐派创作出的音乐，在风格技术特点上都与20世纪之前大相径庭。20世纪之前音乐风格相对之后较为保守，创作技法也较为规律。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作曲家们百花齐放，在作曲技法、作曲风格、作品结构、音色音响等音乐元素方面大展身手，不断创新，在这样一个“新音乐”的大背景下这个时代的开拓者们创作出的音乐或让人难以理解或令人心之向往，推动着西方音乐走向多元。而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力的不断提升，对于文化软实力的要求逐渐提高，我国的音乐学者们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20世纪西方音乐，并在2000年之后研究数量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及角度也从开始的单纯编译、介绍，转变为对西方音乐的看法，并开始站在中国的视角，以中国的文化分析方式客观的对西方音乐进行解构与分析。这种现象在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我国音乐学者们的文化自信。为了了解现如今我国学者们在该领域学术方向的研究重点及大概方向，笔者将选取的这506篇文献分成理论研究（包括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乐理知识研究等）、作曲家研究（作曲家生平、作曲家风格研究等）、作品研究（包括技法研究、结构分析、调式调性研究等）三大类（参见图1），将以这三个类别为大方向进行梳理。在了解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重点与大方向的同时，也对其在研究中体现的观念、想法及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内涵进行分析。

图1

一、技法·理念·教学：作品研究

多元化之所以被称为20世纪西方音乐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各类运用新兴技法、理念的音乐作品层出不穷。中国学者们便将研究这些作品列为一大重点，文献共309篇，占总共选取506篇文献的约60%。

（一）创新技法

在作品研究这一类别中，对各种20世纪产生的新兴创作技法的研究成为了此类文献的热点部分。其中一些作者将作品中的某个技法单独拎出进行讲解，唐勇的《贝尔格<钢琴奏鸣曲>Op.1的线形对位》[2]就是此类文献中的代表。作者首先对“线性对位”的概念进行讲解，它作为复调技法的一种，在近现代作品中广泛运用。再从“对比性线性对位”、“模仿性线性对位”、“偶成式线性对位”三个方面分析其在这首作品中的体现，并浅析此技法产生的音响效果。唐勇的另一篇文章《普罗科菲耶夫<第九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半音化技法》[3]，将半音化进行这种新型作曲技法与平行进行、持续音、模进三种传统作曲方式相结合。探求在这首调性作品中，普罗科菲耶夫是如何在继承传统调性音乐的同时，融合近现代音乐技法从而形成自己的音乐风格。而薛晓明、冶鸿德，康建东、易慧、李旋等作者的文章则是对整个作品中出现的创作技法进行分析。例如薛晓明对此类文章的研究[4]就是结合谱例，从和声和弦运用、调式调性、对位旋律等方面一一分析这一作品第一乐章的主部副部及再现部的写作特点。展现了肖斯塔科维奇将俄罗斯民间音乐与创新技法相结合的写作特点，从而对奏鸣曲这一音乐体裁做出的创新贡献。作者认为其以同一结构贯穿整曲来加强音乐逻辑统一的方法、如何将民间音乐融入作品中包括短小乐汇展衍乐思的技术都值得我国的作曲家们借鉴、学习。

（二）创作理念

中国学者们一方面详细的分析谱例、钻研技法，一方面又开始注重对作曲家及其作品理念的进一步探究。班丽霞的一篇文章[5]首先引用了艾夫斯讲述的自己对于这首作品构思与写作过程的叙述。后将整首作品的配器、旋律进行、调性布局等音乐语言与艾夫斯要传达的作品主题思想相结合。并在最后讲解了美国超验主义理想与文学家爱默生的哲学思想对于艾夫斯一生音乐创作的重要意义，就作品情绪从平静自然到激动澎湃的原因给出了说明。他认为社会现实以及环境的动荡将作曲家从信奉的观念中拉扯回来，也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期待。而《和平的追求 人性的呐喊》[6]文章讲述了布里顿受到其作曲老师布里奇以及英国诗人奥顿的影响，志愿将“追求和平”作为人生信条。《安魂交响曲》这首作品虽以“追悼亡人弥撒曲”为主题运用了安魂曲的宗教标题，但实则为一部纯粹的交响乐作品。作品的三个乐章分别从标题和内容上描述了从“对死的悲痛”到“最后的审判”到“永恒的安息”的内心变化。而通过对这三个乐章创作始末与音乐分析的描述，表达出作曲家对战争的抵制战争的坚定信念，以及身处二次世界大战环境的痛苦下对和平安稳的强烈呐喊与深切渴望。

（三）演奏（唱）与教学

而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演奏及演唱水平的要求也随之升高，使得中国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音乐作品的演奏（唱）与教学，也为后期人们的学习提供更为切身的感受与建议。在器乐类文献中，郝菲菲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卡巴列夫斯基《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的演奏方法[7]，她先简略的从调式调性方面讲述了这24首前奏曲的音乐形态，再从八度音、和弦、乐句、声部层次、半音阶、旋律六个方面用谱例讲解此作品的音乐处理及演奏技巧。探寻《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作为一部钢琴教材有怎样的教学意义。刘宏伟的一篇分析谢尔盖·斯洛尼姆斯基艺术歌曲《闷热的草》的文章[8]则是声乐类文献的代表。文章在开头同样首先介绍了谢尔盖·斯洛尼姆斯基生平及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接下来从作品的曲式结构及和声特色方面分析其艺术特点。再对《闷热的草》这首艺术歌曲的情感基调、内心世界进行梳理，并提出在演唱上的一些要求：精确地歌唱语言、声音的把控能力以及感性与理性的二度创作。在这些文献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只有在充分明了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创作意图，才能将作品演绎得更贴近作曲家的本意，更深刻，更淋漓尽致。

二、技法·风格·整理：作曲家研究

（一）创新技法

在作曲家研究这一类别中，某类技术或理论在作曲家作品中的实践研究占大多数。分析了斯式早期作品中自然调式与人工调式相结合的写作特点。《达拉皮科拉十二音矩阵技法研究》[9]严逸澄在介绍了其不同于勋伯格“十二音技法”之余，结合达拉皮科拉的作品分别介绍了其十二音创作早期极少使用的双序列矩阵、中期开始的复合序列矩阵以及最常用的单序列矩阵，三种“十二音矩阵”创作形式。讲述了他作为意大利第一位序列音乐作曲家如何运用其生涯中最重要的作曲技法之一“十二音矩阵”来进行音乐创作的。而在《梅西安的对称排列置换作曲技法》[10]一文中，作者讲解了梅西安“不可能”创作技法中的一种：对称排列置换。它是以定量化的数理关系控制各种结构生成，从而实现排列方面“不可能性”[11]的一种方法。并在研究这种创作技法内涵的同时对它的实际运用手法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作者认为：“不可能性魅力”是梅西安音乐作品的精髓所在。也就是这些他独特的音乐创作技法为20世纪音乐的创作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创作风格

对西方20世纪作曲家音乐创作特点及创作思维或风格的概述也是我国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部分。《多变的斯特拉文斯基》[12]及《论巴托克的音乐创作》[13]都是将作曲家的创作分成各个时期来探究作曲家创作的整体音乐特点。王明凤将斯塔拉文斯基的创作分为早期、新古典主义时期、序列主义时期三个部分，分别研究在斯氏各个时期的创作有怎样的音乐特点，探求其创作风格的演变与发展。作者认为斯特拉文斯基各个时期的音乐创作在不失其民族性（俄罗斯）的前提下，都体现出了这个时期音乐作品的特征。这不但显现出斯氏敢于创新的音乐风格，也体现了他过硬的音乐素养与写作技巧。而蔡红华将巴托克的创作按实际顺序分成了五个时期：虽存在于欧洲音乐体系中，作品却仍然运用匈牙利曲式与风格的创作初期；希望通过民间音乐旋律、曲调表达自己情感世界的第二时期；受社会现实影响，作出创新舞台作品的第三时期；建立独树一帜“巴托克曲式”，促进新古典主义产生的第四时期；为儿童创作充满爱的抒情曲调并将综合曲式趋于完善的第五时期。巴托克不仅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好的作品，还因为他对音乐的思考和创新，为后期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开阔了思路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立体化人物

我们再将视角转入历史人物故事、回忆录、书信等部分。如刘瑾的《埃里克·萨蒂的早期生活经历与音乐创作》[14]作者将萨蒂的音乐创作分为中年、青年、晚年三个时期，并着重讲述了在其人生经历中“哥特式建筑”、他的叔叔埃德里·萨蒂、启蒙老师维诺特、继母作曲家巴娜舒赫以及文学家安徒生对他的种种影响，按照时间顺序举例进行印证。带领读者感受早期的生活经历对他的音乐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探求其意义。秦西炫的《回忆沃尔夫冈·弗兰克尔》[15]，作者回忆了当时弗兰克尔受纳粹影响来到中国从教的三年时光里几件他切身经历并印象深刻的事情。他以叙事的方式为读者们介绍了弗兰克尔是怎样一位严谨、优秀的教师、作曲家，且如何在潜移默化中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而《永远的普罗科菲耶夫》[16]作者宫宏宇认为国内学界对普罗科菲耶夫的研究甚少并存在一定问题。他整理了西方学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其研究的演变，以《普罗科菲耶夫：从俄国到西方》[17]和《人民的艺术家：普罗科菲耶夫的苏维埃岁月》[18]两部传记为主讲述了普罗科菲耶夫从被讥讽挖苦到受人尊重的人生历程。

三、现状·交互·批判：理论研究

（一）整体特点

理论研究包括美学研究、技法研究、乐理知识研究等。在这类文章中，研究整理各类音乐形式、思维或种类的整体特征及流变的学者不占少数。许勇三，陈世宾《20世纪音乐结构因素的主要特征》[19]是从旋律、和声、调性观念、节奏、织体写法、配器和曲式七个方面来举例探求20世纪音乐结构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在旋律上，20世纪的作曲家们不再满足于运用过去惯用的标准来创作，他们致力于创作极度有序却充满活力的旋律线；在和声上多种“复合”、“非三度”等和弦的出现加强了音响的音量及不协和性；在调性观念上，20世纪作曲家们冲破传统的大小调体系，扩大了原有的调性观念；在节奏上，他们热衷于创作与以往时期不同的非方整、不对称的节奏模式；在织体写法上，浪漫主义晚期的复杂厚重的密集和弦式写法被简单明了的“线式对位”所替代；在配器上20世纪作曲家致力于运用单一的音色来营造清晰、明确的声部效果，并且善于用非常规的演奏方法来开发乐器不一样的音色；最后在曲式上，虽较其他方面变化不大，但同样在沿袭传统的同时显现出结构不再死板，愈发精炼的趋势。而王文的《20世纪钢琴作品的扩展技法及其演奏》[20]讲述了钢琴作为一个传达音乐的手段，为了更好地迎合20世纪的音乐发展要求，作曲家们如何在传统演奏技法上进行拓展，达到更为多样的音色音响效果。作者在文章中将扩展技法的演奏位置分成键盘、钢琴内部及其他部位三类。提出了音块、哑键泛音（键盘）、拨弦、打弦、泛音、预制钢琴（钢琴内部）等20世纪主要钢琴扩展技法。他认为20世纪音乐的多样性导致了钢琴音乐技法拓展的出现，这些被拓展的音乐技法也恰恰体现出了20世纪音乐创作的审美性。同样在钢琴创新技巧方面，杨健的《键盘刮奏的种类及其在普罗科菲耶夫钢琴作品中的应用》[21]以及汪琴的《钢琴音响的多元化表现》[22]则是分别在钢琴键盘刮奏和敲击两个方面对钢琴扩展技术进行详细讲述。新型钢琴音响技术表现形式的不断出现，为钢琴音乐的发展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学科交互

在学科交互类文章中可分为两类，以李小诺、唐小波为代表的一些作者写出的文章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知识或者专业名词，更好的为读者们介绍解读作品中出现的音乐现象。如《拱形结构在20世纪音乐中的体现》[23]拱形结构作为建筑学中的名词被运用到音乐描述中。作者李小诺首先对“拱形结构”的意义进行解读：三个或以上各自不同的结构部分依次展示，之后又反方向再现的写作方法称为拱形原则，而由拱形原则作出的音乐作品，其结构被称为拱形结构。文章分别从传统曲式与拱形结构的结合、拱形结构的独立典型作品以及共性思维在各种音乐形式创作中的体现三个方面对拱形结构在20世纪的演变发展进行阐述。他认为20世纪音乐被要求“从主观性变成客观性”是拱形结构被广泛运用的原因。另一类文章则是将其他学科与音乐相融合来体会音乐美学等方面更深层次的联系与意义。如何宽钊的一篇文章就讲述了勋伯格的音乐创作与阿多诺哲学间的联系。[24]作者首先从“反奴役、反中心、反控制、反等级、反权力”五个特点为方向对阿多诺哲学思想进行概括讲解。文章标题中“星丛”的概念就是阿多诺从本雅明处借鉴过来，他认为各因素间只要存在联系，就是无等级各自存在的，就像是一颗颗松散相连的星星。而“否定表现”则是尊重两个对立观点以及矛盾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接下来作者将阿多诺哲学思想与勋伯格无调性音乐进行一一对比，发现之间高度契合的思想观念。并从美学角度以“反愉悦”为主要特点对勋伯格星丛式的音高关系与否定性的思维模式进行解读。对勋伯格为20世纪音乐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三）批判性解读

笔者在梳理时发现，随着我国音乐学者们对西方音乐研究程度的加深，也出现了小部分学者开始辩证的理解西方20世纪“新音乐”。这种声音的出现以叶松荣为代表。他撰著了四篇文章对“新音乐”的局限性进行解读，分别是在弱化民族特性、新技法更新、大众审美需求以及主要创新观念四个方面。在关于“新音乐”作品弱化民族特性方面[25]：在列举出弱化民族特性的负面效应之余，他认为民族特性在作品中的缺失导致了20世纪部分音乐作品隔绝了其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失去了文化精髓，无法使得作品同听众之间形成共鸣。新技法更新方面[26]：他分析了20世纪作曲技法不断更新的原因，认为20世纪各类技法大多都独立存在，相互间无法做到彼此推动共同发展。并且在肯定20世纪作曲家敢于创新的同时也提出创作缺少传统角度的弊端思想。在创新观念方面[27]：作者在文章中列举了“不协和音的解放”、“回到巴赫”、“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音乐”三种创作观念探讨其局限性，他认为这些较为极端的创作观念使得大部分20世纪音乐作品形象及技法趋于单一。在大众审美需求方面[28]：他认为导致受众群体越来越无法理解音乐作品的首要原因，是创作者们更多的在意本体，他们考虑的大多是如何创作出更为标新立异的写作手段，而忽视了听众的感受。并固执己见，不加以调整。“新音乐”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正确的认识到其局限性，也为我们更好地研究及学习西方音乐提供了更为确切的理论依据。

结 语

通过数据分析（见图2）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学者们对20世纪西方音乐的研究数量处于稳步上升趋势，并于2011年时达到顶峰，随后又逐步下降。

图2

本文笔者从三个大方向梳理出中国学者在这十五年内对20世纪西方音乐相关领域研究的侧重点并粗略描述，由此可以看出，技法及音乐特点分析为我们认识音乐的基本途径；作品音乐理念、人物立体化研究是探究音乐中的人文精神；而交互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两种方法则是学者们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音乐文化提出的研究概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学者们在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逐渐开始站在中国人的视角下将中国人本体固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及内涵融入研究当中。叶松荣在《关于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特色的思考》[29]一文中也以中国学者们对西方音乐的研究提出了相关要求及建议：中国学者随着对于传统西方音乐研究的加深，需要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让它在遵从西方音乐史学本质的同时也同样拥有我们丰富的中国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