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改正

我十三岁那年的正月十三，下着蒙蒙细雨，母亲挑着担子送我去五校读书。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住校。担子一头是两床被子，一头是衣物和米，还有一罐子咸菜。

大年正月的乡村是热闹的。一路走过好几个村庄，空中飘着酒菜的香气。因为细雨，初泛青绿的原野上，只有我和母亲两个行人。

担子很重，但路上都是泥濘，母亲不能放下歇肩，她只能以换肩的方式来放松疼痛的肩膀。

“姆妈，我来挑一截。”

“不要的，我行。”

我们绕着一条溪水转到对面的山梁，顺着山道走下，径直穿过西湾的田野，到枫河入江的狭长小河时，渡船而过，爬上河埂，便可望见五校的校舍了。

后面的路途是沉默的，只有细雨洒在盖物薄膜纸上的沙沙声和胶靴拔泥发出令人疲惫的声响，到达河边时，已是午后一点多了。河边无船，只有一条粗绳子横贯河面。母亲已经累了，身子随着担子一起摇晃着。

“姆妈，让我来。”我走到母亲身边。

“我行。”母亲不让。她大声喊：“有人吗？有人吗？”

岸上的红砖房门开了，一个人走下来。那是个穿蓑戴笠的女人，她站在船上，也不用划桨，手抓着粗绳，把船悠到对岸。她看着我们，说：“那孩子，你先上来，帮你妈接一下！”

我走上船，晃得站不稳。母亲说：“我行。”她挑着担子走上来，船大幅度晃动起来，差点没翻。女人夺过母亲肩上的担子，摁在船板上，厉声说：“被子湿了还能晒，人死了就死了！”母亲嗫嚅着，没说话。

女人不是渡船的，她是给挖沙船上的男人们做饭的。她没有要钱，只是看着我们一连串地叹息。

报名很快就搞好了。我住进了宿舍。母亲帮我铺好了被子，时间不早了，她也该走了。她站在走廊上，不停地回望我，终于回去了。

第三天，她又来了。来的时候，我快上下午课了，便匆匆去食堂为她打饭。我打了半斤饭两个菜，一个炸酱，一个红烧肉。在五校待过的同学都该知道，那个上海大厨做的炸酱和红烧肉是怎样的美味啊！

“你一定要吃掉，我要上课了。”我对母亲说。

下课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饭盒里，炸酱没动，十块红烧肉还剩七块，整整齐齐地挨着。酱红色的浓汁，隐隐的油光，肥厚的块儿。为她吃掉的三块红烧肉，我开心得流泪。

那是我在五校吃的第一次红烧肉，也是最后一次。

有一个黄昏，我到河堤上背课文，遇到了那个渡河的女子。她看着我说：“那天你妈妈回去时，胶靴里都是水。我让她坐在船上，帮她使劲儿拽，半天才把靴子拽下来，也把她的眼泪和哭声拽出来了。她是哭着走回去的。”她深深地看着我，又说：“你妈那天给我带了三块红烧肉，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你有一个好妈妈。”

夕阳在天，河水粼粼。我沿着河堤跑起来，不想让她看见我的泪水。我在心里许着愿，一定要让它实现。后来，那个上海大厨的红烧肉做法，我还是辗转求来了。我要做给母亲吃，看着她吃完。

（李金锋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