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经验
2020-04-25陈林
〔 DOI〕 10.19653/j.cnki.dbcjdxxb.2020.04.003
〔引用格式〕 陈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经验——基于文献回顾视角[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4）：20-29.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形成重大冲击，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的相关理论在学术界一直缺乏系统研究，政府在制定专项政策时存在理论缺位的问题。本文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全面梳理，重点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快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是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的重要原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短期負面效应及长期潜在的负面效应，政府应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及公共卫生体系，并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及对外贸易均带来一定冲击，各级政府应精准施策以平抑经济波动。本文的研究重在深入挖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议题已有的理论基础，并指出可能的理论补充之处，进而为实务界今后的疫情防控及经济恢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济影响;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4;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0）04-0020-10
一、引 言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中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发展形成重大冲击。就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党中央早已将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执行，而不是在疫情发生后才临时进行政策制定。尽管如此，由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特征，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无法完全避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及经济发展工作是各级政府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主要任务。
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进入21世纪，重大传染病疫情呈多发态势，学术界也开始聚焦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等相关议题的研究工作，普遍观点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影响。Elizabeth和Mark[1]的研究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在短期内打乱国家的正常生产秩序，很大程度拖缓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节奏，给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带来了巨大冲击;从长期来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甚至会影响经济地理的空间格局、消费者的长期消费偏好等。从微观来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生产停滞、成本高企、资金吃紧、防疫物资匮乏等问题也会频繁发生，宏观决策部门疲于应付[2];从宏观来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一个国家重点产业和核心增长区域带来较大的发展挑战[3-4]。
由此可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层次且动态的，政府出台对应政策是急迫且必要的。本文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经验这一主题，对国内外相关重要文献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并深入挖掘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亟待拓展的方向。本文研究工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相关文献的考察，将会为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方向。深入探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将全球化背景纳入分析框架，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其二，打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机制黑箱，并对专项政策设计进行深入讨论，帮助中央政府精准施策，最大限度地抑制经济向下波动，同时为今后预防和应急处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决策参考。
二、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的经济原因
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也是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最主要的因素[5]。城市化推动了人群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提高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速度;而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及人口流动扩大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范围[6]。Ali 和 Keil [7]探讨了全球化进程如何影响SARS病毒的传播和对疫情防控的响应，并着重强调重大传染病疫情传播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全球城市网络的背景下，即使重大传染病疫情在偏远地区发生，也会迅速波及国内的城市地区，并蔓延至全球其他地区。
此外，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得落后地区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David等[8]认为，西非埃博拉病毒的大规模暴发是由不合理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架构造成的，发达国家对西非掠夺式的资源开采和农业开发，以及国际组织的规则加剧了西非的贫穷，在极度贫穷的状况下，四十年来没有国际药企愿意开发针对埃博拉病毒的药物和疫苗。此外，老龄化问题、职业转变、性别歧视、国民受教育程度、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失业、收入差距等经济社会因素也影响着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流行[9]-[12]。国内学者肖绍明[13]考察了中国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及分布规律，发现中国SARS疫情的大规模传播受人口流动速度、人口密集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杨海兵等[14]以27年间苏州地区的介水传染病为例，探讨传染病传播的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介水传染病发病率与本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关于导致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原因的议题，学术界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给予了合理解释。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诸多“好”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带来“坏”的影响。一旦重大传染病疫情出现，由于国家或地区间的相互开放、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人口可以大规模密集流动，某个地区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会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并逐渐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流行病、传染病的产生已不罕见，一旦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传播速度极快。为此，国家应该提前做好疫情发生的应急准备，才能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迅速作出反应，最大程度地控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范围。
三、重大传染病疫情产生的经济影响
全球经济的快速扩张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当重大传染病疫情出现大规模传播态势，形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又会反过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一旦疫情出现，政府部门理应迅速作出反应，采取管制交通、关闭门店、厄令企业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以控制疫情作为第一要务。各级政府的应急措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决策及消费者行为，进而渗透到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层面，抑制了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短期与长期经济影响，学界众说纷纭。
（一）宏观经济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国家突然出现一种罕见的疾病，患者表现如肺炎似的症状，如长期发热、咳嗽等，且没有药物可以根治这种疾病。直到1981年，科学家终于发现此种病毒的病原体，由于此类病毒能使人体免疫功能几乎失去作用，所以被命名为“获得性综合免疫缺乏征”，即艾滋病。艾滋病是人类近年来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此病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严重影响国民生产经营和消费活动。Simon等[15]评估了1960—1998年，艾滋病病毒流行对41个非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在艾滋病感染率较低的国家，艾滋病带来的人口冲击对经济发展呈现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于感染率较高的国家，艾滋病的宏观经济影响尚不清楚。Ajay 和 Bhargavi[16]认为，艾滋病对印度的整体经济影响有限，但对单个家庭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主要体现在药物和治疗费用的上升、当期收入下降及死亡导致未来收入的损失等。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广东于2002年突发SARS疫情，东南亚乃至全球各个地区都有SARS疫情发生，直至2003年，SARS疫情才完全消失。SARS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重大传染病疫潮，事实上，正是SARS疫情，“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词才被创造出来，这次突发的国际性公共衛生事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Marcus和 Richard[17]的研究发现，SARS疫情对国民生产总值及国内投资都会带来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对于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地区的影响较小。王元龙和苏志欣[18]认为，在SARS疫情暴发前期，全球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力本来能够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但SARS疫情打击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进而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此外，部分研究探讨了始于2009年新型H1N1病毒（猪流感）疫情带来的经济负担与损失。Brouwers等[19]的研究发现，H1N1病毒对瑞典经济带来大约2.5亿欧元的损失。2014年，西非发生埃博拉病毒疫情（EVD），此次埃博拉病毒疫情比以往所有疫情都更具破坏性，病死率、传染人数达到历史之最。Huber等[20]估算出埃博拉病毒疫情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大约在2.8亿—326亿美元之间，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带来的综合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约为531.9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西非埃博拉疫情的高死亡率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188亿美元。而Lee等[21]模拟分析了具有广泛传染性的寨卡病毒在美国六个州的潜在经济损失，研究发现，倘若寨卡病毒的攻击率为0.01%，估计将造成1.834亿美元的损失，0.025%的攻击率将造成1.98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0.10%的攻击率将造成2.74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1%的攻击率将造成1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从艾滋病病毒、SARS病毒、H1N1病毒、埃博拉病毒到寨卡病毒，由这些病毒引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进而形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人类抗击疾病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大量学者考察了这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重大传染病疫情严重影响了国民生产经营和消费活动，阻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会逐渐蔓延至全球，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影响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会对产业发展形成一定冲击？自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至少出现了六次流感，不少学者基于历次流感暴发的情况，考察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Monterrubio[3]考察了新型H1N1病毒疫情对墨西哥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流感暴发的最初几周中，旅馆、饭店和航空业在墨西哥受到的影响最大，而航空业受到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影响主要源于国际旅行限制、媒体的警惕态度和政府措施。Rassy和Smith[22]估计了新型H1N1病毒疫情对墨西哥旅游行业和猪肉行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流感暴发造成约一百万人的海外游客流失、带来了大约2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朱敏[23]的研究发现，禽流感对中国养殖业、禽类生产加工行业及相关餐饮业的影响较为显著。Grace[24]测算了香港房地产行业对SARS疫情的反应，发现SARS疫情对香港房地产行业的影响较小，而产生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成本、信贷约束及损失厌恶等特性造成的。
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必然会增加卫生服务费用，假设资源和技术条件给定，卫生服务费用的增加必然会挤压其他公共费用支出，扭曲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25]。严清华[4]的研究发现，SARS疫情对重灾区如广东、北京及山西等地的经济影响较为明显，在SARS疫情期间，北京的经济增速下降了0.5%，仅4月份一个月就下降了1.7%。陈收等[26]考察了SARS疫情对湖南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湖南第三产业受冲击较大，导致本地区经济发展增速明显放缓。
不难发现，大量研究证实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带来的一定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作用于所有行业或地区，而是具有一定的偏向性。对于产业而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旅游业、航空业及餐饮住宿业等产业的冲击较為明显;而在区域层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主要作用于疫情重灾区。鉴于经济影响存在行业、区域层面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然也需要因行业制宜、因区域制宜。
（三）经济周期的长期影响
也有学者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影响，Elizabeth和Mark[1]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将1918年流感带来的劳动率下降作为外生冲击，测算其对美国短期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流感暴发对于美国经济存在短期与长期的负面影响。Martin等[27]同样基于1918年流感的事件，测算其对瑞典短期和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流行病暴发对资本收入存在很强的负面效应，同时疫情会加剧贫困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此外，国内学者张文斗等[28]的研究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改变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而导致行业的要素供给与商品需求的变化，并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上。从长期而言，疫情的大规模暴发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29]。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消费信心回升，一切就会回到正轨。郭兰峰[30]考察了SARS疫情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影响，认为SARS疫情的经济影响有限，不会改变中国工业行业的长期发展态势，当然，短期、局部的影响不可避免。
由此可见，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对经济增长存在潜在长期影响，现有研究结论仍然莫衷一是。部分学者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改变企业决策行为及消费者的长期偏好，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发展不存在长期影响，只要消费者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就会回到正轨。总之，学者们至少存在的共识是，在短期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一旦疫情暴发，经济增长在短时间内会出现回落。
（四）作用机制
一般而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影响主要可以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首先体现在传染病病发导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下降，进而降低了居民的效用水平。此外，直接效应还体现在用来预防及治疗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公共费用支出的提升，包括科研费用、居民治疗费用、医护费用及其他公共卫生支出等。间接效应则主要体现在居民健康状况下降所导致的工作效率降低、人力资本损失等。此外，重大传染病疫情暴发还会改变消费者预期，影响消费者行为，进而影响行业发展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31]。
由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的直接效应较为明显，因而学术界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经济影响的讨论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层面。Peter等[32]认为，由于传媒的高度发展，信息和恐慌比疾病传播得更快，传染病病发改变公众的预期，推动公众改变消费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发展。Richard[33]从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三个层面来分析重大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间接成本很大程度上是由公众对感染风险的预期所造成的，当感染的风险较高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会减少，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和休闲娱乐等行业的需求都会相应减少。此外，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流行造成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信心，进而影响投资。可见，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高患病率会降低平均投资—储蓄倾向，产生非常规的增长陷阱，在这种状态下单靠收入无法推动经济体摆脱不发达的状态[34]。进一步地，Chen 等[35]研究发现，大规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导致学校停学，不利于国家人力资本的形成，长期而言，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通过整理前人的研究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降低公众的工作效率、损耗人力资本、改变消费者预期和行为等路径影响经济发展。但这些研究主要从消费者层面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较少涉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效应，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不同产业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的传导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讨论更是鲜见，关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四、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经验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改变消费者预期及企业生产决策行为，作用于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进而传导至宏观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短期及长期潜在的负面效应。要消除、削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关键在于做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工作。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经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政府应加快建设应急管理体系
鉴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波及甚广，而且始料未及，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以统一协调，并开展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相关知识、能力及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的建设工作[36]。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个环节的关键工作：一是防，即做好完备的疫情预防工作。Jeroen和 Philippe[37]通过比较甲肝大规模暴发时的治疗费用，以及防控费用与事先进行预防的费用，发现后者的费用要比前者低得多。因此，应做好事先预防工作，以降低成本，减少损失。二是控，即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工作。政府对重大传染病疫情进行控制和管理会带来经济收益，防止传染病疫情扩散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38]。三是治，即做好患病人群的救治工作。Shwiff 等[39]的研究发现，救治传染病患病人群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利益。
政府应该如何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赵红等[40]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一是建立指挥调度部门，该部门是体系中的核心，应做好疫情防治中协调各部门运行的指挥工作。二是建立实施部门，即负责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救治工作的具体实施部门。三是建立决策辅助部门，即负责疫情评估和具体救治方案设计的部门。四是建立信息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疫情信息收集、发布工作，保证信息的完全公开。五是建立资源管理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对疫情资源的管理、调度工作。
（二）政府应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公共卫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健康，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同样也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环[41]。2003年，SARS疫情的大规模暴发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弊病与薄弱环节：一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存在定位不清、职责不清的问题[42]，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中国卫生系统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却仅仅是事业单位，没有决策权。二是资源配置失衡，由于市场价值导向，公共卫生系统待遇吸引力不足，导致高端人才大量流失[43]。三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缺乏法律支撑及机制保障[44]。四是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不足[45]。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难题再度摆在公众面前，建设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迫在眉睫。李立明[46]早在2003年就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建立新型全国疾病控制中心服务管理体系，重点做好疾病控制中心与各级卫生部门的职能划分。二是加强公共卫生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在优化培训体系的同时，健全相应的薪酬激励制度。三是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法律体系，虽然中国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已有一些基本法，但仍然缺乏本位法。四是建立专门针对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的经济政策，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
（三）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会挫伤消费者信心，改变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对国民经济产生短期及长期潜在的负面影响，政府理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平抑疫情带来的经济波动。
孙开[47]从政府财政投入的视角提出一系列抗击SARS疫情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如加大对卫生防疫的资金投入并安排专项经费、对受SARS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给予相应的税费减免、对民航和旅游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贴息方面的资金支持等。此外，国内的部分研究也提供了其他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的干预措施，如加强政府相应政策扶持及引导，积极培育及扩大新的消费热点，提高消费者信心，进而达到刺激消费需求增长的目的[48]。政府同样需要加大投资力度，调整投资结构，善于利用电子商务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开拓新的市场，用好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49]。
学术界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发展前期的应对、发展中后期的防控及发展末期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了大量讨论。政府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及公共卫生体系不仅是为预防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防止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扩散的关键手段，同样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此外，政府也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手段干预经济，以此控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值得指出的是，理论上的政策提议在落实到现实中时容易出现偏差。Ajay 和 Bhargavi[16]认为，虽然理论上，政府事先预防的收益更大，但由于地区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事先预防在实操上存在困难，导致预防的无效率。学术界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进而推导出的政策设计方向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应该更加细化，使得具体建议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上。
五、国内学术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性学术讨论
受到SARS疫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启发，中国政府较早并及时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了强有力的防治，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发展末期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防止疫情反弹的同时，也逐渐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上。学术界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哪些经济影响，以及如何快速平抑经济波动、推动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等问题也进行了大量讨论。
（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⒈ 产业发展影响
在行业层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大产业均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在疫情期间，中国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进入全面停滞状态，尤其是对于交通运输、餐饮业、民航业、体育业、文化娱乐业、批发及零售业等行业的冲击最为直观。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同样深远，疫情减少了人员流动，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这对于中国制造业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冲击较为显著，大量中小企业因延迟复工，经营压力增大，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面临倒闭危机[50]。此次疫情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影响。疫情突如其来，农产品产销渠道受阻，原本农产品的销售旺季遭遇寒冬，农产品滞销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体的收入增长[51]。
⒉ 区域经济影响
在区域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武汉发生，进而扩散至整个湖北，疫情發生最为严重的湖北经济增速影响最大。疫情旋即扩散至全国范围，人口较为密集、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地区也波及甚广，广东、浙江及河南等地区的确诊人数也一度超过千例，而这些地区又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中国经济因此受损程度值得重视[52]。根据黄剑辉[53]的测算，湖北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累计增速较2019年末将下降3.06个百分点至6.05个百分点，而浙江、广东、湖南、河南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第一季度的GDP累计增速也将下降1.57个百分点至3.00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国外疫情的大规模暴发，中国境外输入病例不断增多，外来人口向北京、广州、上海等超大城市聚集，这些城市的经济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⒊ 对外贸易影响
在中国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美国暂停了与中国的航班往来，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相继效仿，使得中国的国际贸易受到较大的影响[54]。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美国、意大利、日本及韩国等国家又相继暴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外国经济受损，贸易需求萎缩，由于这些国家又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将形成一定冲击。与此同时，为防止疫情扩散，许多国家同样会出现大规模的停工停产，中国主要的中间品进口国如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可能因疫情影响导致中间品交付困难，影响中国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受损[55]。
（二）疫情末期的经济恢复工作
⒈ 重点救助中小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迫使企业停工停产、延迟复工，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延迟复工易导致其经营压力增大，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面临倒闭危机，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延缓企业贷款偿还、降息等企业帮扶政策，帮助企业度过寒冬期，最大程度地抑制经济向下波动[56]。此外，企业同样应审时度势，快速作出应对，重新配置资源，避免被淘汰清退出市场[57]。
⒉ 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疫情大规模暴发导致企业开工复工时间不断推迟，劳动者返岗时间有所延后。与此同时，与疫情相关的行业企业出现明顯短工缺工问题，部分企业招聘活动暂时性推迟，导致中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政府应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有针对性地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失业人群，重点帮助困难家庭、弱势群体解决就业难问题[58]。此外，政府也可以利用税收减免、定向补贴等方式方法，对公众的利益损失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59]。
⒊ 分地区分行业精准救治
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地区经济复苏，具体应根据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差异，相应地增加、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同时政府也可以对疫情较严重地区适度加大地方债发行份额。此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对第三产业产生了不可逆的巨大负面影响，政府应做好对第三产业的帮扶工作[50]。魏江[54]认为，政府应将产业分为短期（第一波季度性影响产业）、中长期（第二、第三波半年后仍受影响产业）两类，分别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⒋ 精准扶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
全球疫情大规模暴发对中国外贸企业形成一定冲击，政府应积极采取出口退税、补贴及信保等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外贸企业紧抓复产复工，尽快恢复、稳定生产力，保订单、保市场，并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切实保障各类经济贸易活动的有序开展[60]。此外，政府除用好用足现有出口退税等外贸政策外，同样应该创新贸易政策手段，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进一步做到稳存量、促增量[61]。
六、主要结论与学术展望
基于现实需求与现有文献，本文全面梳理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与实践经验的相关重要文献，总结出现有文献不足之处与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学术界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的经济社会原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政府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业界和学术界也进行了应急讨论。上述研究尽管已取得相当成果，但仍然存在有待完善和补充的地方。
第一，尽管已有研究广泛证实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仅仅提供宏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无法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较好的理论支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是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而渗透到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层面？产业与产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联效应、异质效应又是如何？只有回答好上述问题，打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重点产业与区域经济的机制黑箱，才能为政府做好疫后的经济恢复工作提供有效的政策思路。
第二，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体现在，尚未将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纳入分析框架中，仅仅考虑当地暴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是存在偏颇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各国开始封锁、欧洲乱象频发、重大赛事相继停摆，这次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必然会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地理的格局。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深入探讨全球疫情大暴发对本国外向型经济区域，以及外向型制造业部门的影响机制，才能全面充分理解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本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然而，探讨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经济影响效应的文献仍然十分有限。
第三，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远高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对象，这种高传染性对重点产业和区域的影响与众不同。根据以上的文献综述，以往的研究对象一般是SARS病毒、H1N1病毒、HIV病毒、霍乱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其传播途径主要为空气传播与液体传播，但现有的临床医学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远高于以上病原体。对新冠病毒一类高传染性疫情的相关研究是较为缺乏。
第四，尽管现有文献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对策的探讨可以为政府防控疫情蔓延提供一些启示作用，但针对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扶持的专项政策讨论仍然不足。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政府部门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应放在疫情结束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上，基于产业传导渠道的识别，进而提出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扶持的专项政策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抑制经济向下波动，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然而现有文献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政策制定的讨论几乎存在理论空白。
第五，国内学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经验进行了应急讨论，但研究结论的提出主要依靠经济直觉及部分地区调研结果。只有结合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卫生经济、国际贸易等相关理论知识，并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而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将研究成果通过要报、期刊等重要渠道发布，才能引起政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和重大反响。
进入21世纪，SARS病毒、H1N1病毒、HIV病毒、霍乱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引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相继大规模暴发，对各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比以往波及范围更广、传染性更强，已经演变成国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然对全球经济形成重创。学术界应总结好以往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有效经验，并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国及全球经济影响机制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判断短期风险的范围、程度和周期，以及可能存在的中长期隐患，进而为“精准救助型”应急政策设计，并对今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工作提供有效参考。
各类重大传染病疫情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较为相似，只有提前做好充分研究及相应准备，并针对疫情的特殊性进行调整，才能在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时作出快速、精准的应对措施，最大程度抑制经济向下波动。本文的研究仅为抛砖引玉，尝试激起学术界同仁对于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视，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以及疫后经济恢复工作贡献来自学术界的智慧。
参考文献：
[1] Elizabeth， B.， Mark， V. 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R].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02.
[2] 安蓉泉，李宗开.SARS疫情对杭州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若干政策建议[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3，（3）：12-18.
[3] Monterrubio， J. C. Short-Term Economic Impacts of Influenza A （H1N1） and Government Reaction on the Mexican Tourism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Policy， 2010， 3（1）： 1-15.
[4] 严清华.正确认识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392-393.
[5] Jones， K. E.， Patel， N. G.， Levy， M. A.Global Trends i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J].Nature， 2008， 451（21）： 990-993.
[6] Tong， M. X.， Hansen， A.， Hanson-Easey， S.， et al. Perceptions of Malaria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Among CDC Staff in China[J]. Malaria Journal， 2017， 16（1）： 136.
[7] Ali， S. H.， Keil，R. Global Cities and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 The Cas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in Toronto， Canada[J].Urban Studies， 2006， 43（3）： 491-509.
[8] David， S.， Amit， S.， Scott，V. Ebola Epidemic Exposes the Pathology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015， 45（4）： 643-656.
[9] Schmidt， K. A.， Ostfeld， R. S. Biodiversity and the Dilution Effect in Disease Ecology[J].Ecology， 2001， 82（3）： 609-619.
[10] Regidor， E.， De， M. S.， Calle， M.， et al.Educational Level and Mortality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J].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2002， 56（9）： 682-683.
[11] Knodel， J.， Watkins， S.， Vanlandingham， M.AIDS and Older Person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 2003， 33（2）： 153-165.
[12] William， A. M.， Thomas， J. K. Economic and Other Societal Determinants of the Prevalence of HIV： A Test of Competing Hypotheses[J].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04， 45（2）： 303-324.
[13] 肖紹明.再析“非典”疫情流行的社会经济因素[J].中国国情国力，2003.（12）：24-26.
[14] 杨海兵，王建书，刘强，等.苏州地区介水传染病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初步研究[J].环境与健康杂志，2018，（11）：994-996，1034.
[15] Simon， D.， Scott， M.， Jennifer， R. AID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A Panel Data Analysi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1， 13（4）： 411-426.
[16] Ajay， M.， Bhargavi， R.HIV/AIDS Epidemic in India： An Economic Perspective[J].The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Eesearch， 2005， 121（4）： 582-600.
[17] Marcus， R. K.， Richard， D. 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ARS， How Does the Reality Match the Predictions[J].Health Policy， 2008， 88（1）： 110-120.
[18] 王元龙，苏志欣.非典型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国际金融研究，2003，（6）：48-52.
[19] Brouwers， L.， Cakici， B.， Camitz， M.， et al.Economic Consequences to Society of Pandemic H1N1 Influenza 2009——Preliminary Results for Sweden[J].Euro Surveillance， 2009， 14（37）： 1933.
[20] Huber， C.， Finelli， L.， Stevens， W.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urden of the 2014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J].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8， 218（5）： 698-704.
[21] Lee， B. Y.， Alfaro-Murillo， J. A.， Parpia， A. S.， et al.The Potential Economic Burden of Zika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J].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2017， 11（4）： 1-20.
[22] Rassy， D.， Smith， R. 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H1N1 on Mexicos Tourist and Pork Sectors[J].Health Economics， 2013， 22（7）： 824-834.
[23] 朱敏.禽流感對我国经济影响分析[J].中国财政，2004，（4）：50-51.
[24] Grace， W. Has SARS Infected the Property Marke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8， 63（1）： 74-95.
[25] 杨光志.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应对[J].社会科学研究，2008，（1）：95-98.
[26] 陈收，刘端，徐颖文，等.SARS对湖南经济的影响分析[J].管理评论，2003，（4）：31-38，5-64.
[27] Martin， K.， Therese， N.， Stefan， P. The Impact of the 1918 Spanish Flu Epidemic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weden[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4， 36（1）： 1-19.
[28] 张文斗，祖正虎，许晴，等.突发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J].军事医学，2014，38，（2）：124-128.
[29] 李宏.重大突发事件冲击性经济效应与潜在影响评判[J].社会科学家，2016，（9）：61-66.
[30] 郭兰峰.应对非典影响 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J].宏观经济管理，2003，（7）：4-5.
[31] 赵忠.公共卫生与传染病中的经济学[J].卫生经济研究，2005，（11）：11-12.
[32] Peter， S.， Anas， E. T.， Saynisch，P. A.， et al.Assessment of Economic Vulnerability to Infectious Disease Crises[J].The Lancet， 2016， 388（10058）： 2443-2448.
[33] Richard， D. S. Responding to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Lessons From SARS on the Role of Risk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6， 63（12）： 3113-3123.
[34] Chakraborty， S.， Chris， P.， Fidel， P. S. Diseases， Infection Dynamics， and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0， 57（7）： 859-872.
[35] Chen， W. C.， Huang， A. S.， Chuang， J. H.， et al.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School Closure Resulting From Pandemic Influenza A/H1N1[J].Journal of Infection， 2011， 62（3）： 200-203.
[36] 吴群红.SARS危机的启示——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势在必行[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3，（8）：10-12.
[37] Jeroen， L.， Philippe， B. Costing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for Economic Evaluation： A Review for Hepatitis [J].Pharmaco Economics， 2009， 27（5）： 379-389.
[38] Global IDEA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Health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an Accelerated Program of Research to Combat Infectious Diseases[J].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2004， 171（10）： 1203-1208.
[39] Shwiff， S.， Katie， H.， Aaron， A.Potential Economic Benefits of Eliminating Canine Rabies[J].Antiviral Research， 2013， 98（2）： 352-356.
[40] 赵红，康大臣，汪亮.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理、机制与体系探讨[C].第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2006.790-794.
[41] 楚安娜，许迎喜，吕全军，等.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3，（12）：1-4.
[42] 顾昕.中国公共卫生的治理变革：国家—市场—社会的再平衡[J].广东社会科学，2014，（6）：180-192.
[43] 林凌，刘世庆，付实.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是四川后“非典”时期的紧迫任务[J].经济体制改革，2003，（5）：5-11.
[44] 王坤，毛阿燕，孟月莉，等.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历程、现状、问题与策略[J].中国公共卫生，2019，（7）：801-805.
[45] 于海中.非典对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冲击及反思[J].人口与经济，2004，（S1）：55-57.
[46] 李立明.切实加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J].求是，2003，（20）：43-45.
[47] 孙开.SARS疫情的财政思考[J].财经问题研究，2003，（12）：43-46.
[48] 欧阳进.非典带来的经济发展新契机[J].宏观经济管理，2003，（8）：16-18.
[49] 董晓远.非典对深圳经济影响的预测分析[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6）：27-30.
[50] 刘志彪.疫情对产业影响的特点、风险及政策建议[EB/OL]. http：//theory.gmw.cn/2020-02/25/content_33589490.htm，2020-02-25.
[51] 蔣和平，杨东群，郭超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与应对举措[J].改革，2020，（3）：5-13.
[52] 周成虎，裴韬，杜云艳，等.新冠肺炎疫情大数据分析与区域防控政策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2）：200-203.
[53] 黄剑辉.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及政策建议[N].证券日报，2020-02-08.
[54] 魏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产业政策建议[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2-08/doc-iimxxste9780606.shtml，2020-02-08.
[55] 沈国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纾解举措[J/OL].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7）：1-6.
[56] 张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和对策建议[EB/OL]. http：//come.tju.edu.cn/xwgg/xbxw/202002/t20200205_315970.htm，2020-03-03.
[57] 毛基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商业逻辑——万变不离其宗、化危为机[EB/OL]. https：//www.sohu.com/a/374840313_321613，2020-02-12.
[58] 杨鹏，黄旭文，黄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广西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广西城镇建设，2020，（1）：42-52.
[59] 田国强.疫情大考中的短期举措建议与政府、市场、社会治理之道[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2）：5-9，125.
[60] 张文韬.疫情对中国外贸和投资影响及应对之道[EB/OL].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6_220896.html，2020-03-24.
[61] 冯其予，顾阳.保订单、保履约、保市场 精准帮扶外贸企业扩大出口[N].经济日报，2020-03-11.
On Economic Impac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Coping Experience： From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view
CHEN Li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ories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ave been lacking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re is a theoretical gap in the formulation of special policies by government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mbine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focusing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large-scale spread of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ave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adopt active intervention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m;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implement precise policies to suppress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gging deeper into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basis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ointing out possible theoretical additions， there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conomic recovery work of the practical community.
Key words：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conomic impact; practical experience
（責任编辑：邓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