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景

儿子今年刚满18岁，体重就已超过85千克。看着儿子的身材，爱人为此发愁：“你爸年轻时才120多斤，看看你现在……”我却跟爱人唱对台戏：“咱那个年代吃的是啥，现在吃的啥，没有可比性！”

确实没有可比性，俗话说，膘自口中来，年轻时我也想胖一些，但在那个年代想吃胖，难！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为嘴角有个黑痣，算命的说那叫口福痣，一生不愁吃喝。实际上，母亲生我时已年过四十，年龄大加生活条件差，她不仅患上了心口疼的病，奶水还严重不足。母亲经常要去数十里外求医，只好把我留给大我9岁的二姐照顾。在我被饿得嗷嗷哭个不停时，二姐就左邻右舍求爷爷告奶奶讨来一小勺面，做成能照出人影的面汤喂我。就这样，我的小命才得以保住。

家里子女多，劳动力少，挣不来工分，自然分不了多少粮食。为了改变家中的贫困，大姐一天学没上就参加了生产队里的劳动。大哥在我5岁那年高中毕业后，也回家务农，帮着父亲养家。从我记事时起，家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个白面馍。不夸张，真的，是一个，不是多个。

因为吃白馍，我家还酿出了一桩“血案”。在我12岁的那年春节，家里来了几位客人，用于招待客人的白馍因为馏了一遍又一遍，外形变得极难看。好看的都挑出来用于招待客人，难看的才留给我们吃。吃饭时，我抢先拿了一个外形较好的，二哥拿时只剩最后一个，极其难看。我在一旁“幸灾乐祸”，结果可想而知，先是吵，后是打，二哥把饭碗摔在了我的头上。碗碎了，我的额头血流如注，缝了好几针，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

日常生活中，想吃肉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那时一日三餐离不开红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上学后，每天要上早自习。一大早起来，肚子“咕咕”叫个不停。洗把脸，我习惯性地把手伸进灶台，那里放着母亲从头天晚饭的红薯汤里捞出的红薯疙瘩。拿上几块，也不管干不干净，张嘴就啃。早饭仍然是玉米糁汤煮红薯，我是真能吃，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吃两大碗。

不到中午，我就又饿得头昏脑涨。到家第一句话就是：“妈，晌午吃啥饭？”得知是红薯面条时，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红薯面条能吃饱，而且还能偷放一点脂油。脂油是母亲过年时，把亲戚晚辈拜年送来的“肉礼”炼炸出来的猪油，她担心我偷吃，盛在砂罐里，放在装衣服的箱子底。但我仍嗅着香味，找到脂油。红薯面条拌一疙瘩脂油，那味道，真是香！

我的“罪行”是在一次家中来客时暴露的。因为招待客人，母亲去拿脂油炒菜，却发现已经快没了，任我如何抵赖，也无济于事。

像这样的糗事还有很多。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但过年仍是我最期盼的，因为过年能吃上白馍肉菜。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等自己长大了，要天天吃白馍肉菜，逢年过节，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好像就在转眼间，梦想已成为现实。

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家中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甜。白馍慢慢成为副食，肉菜也不再稀罕，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山珍海味，早已走上百姓餐桌。人们的饭桌开始讲究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满桌的鸡鸭鱼肉蛋也不再受欢迎。

年近半百的我现在衣食无忧，应有尽有。有人说我是蒙了口福痣的福，其实，要不是赶上了好时代，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