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1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向全球发布了沙漠蝗灾预警。近期，沙漠蝗已从东非蔓延至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们开始担心，蝗灾会不会侵入中国？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作为农耕社会最深的噩梦，蝗灾曾在中国肆虐了20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得到基本控制，但时至今日，蝗灾仍时有发生。

中国蝗灾历史大数据

中国有史以来，关于蝗灾的记载就不曾间断。据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统计，自公元前707到公元1949年的2657年间，中国平均3年就会发生1次蝗灾，平均9—10年就会发生1次大蝗灾或特大蝗灾。

蝗灾究竟有多恐怖？

明代徐光启有云：“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

蝗灾造成粮食绝收，继而引发大规模饥荒，而饥荒又会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如人口大批死亡、瘟疫流行、灾民流亡、社会动乱……

蝗灾可以说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命门，能直接动摇整个社会的根基。明宣宗曾慨叹：“民以谷为命，蝗不尽灭，民何所望？”

古代：古人与蝗灾的千年之战

古人一直是将冶蝗提到治国高度的，但两千年来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唐朝之前，“岂将人力定天灾”的认知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认为蝗灾是无法战胜的上天意志，人们只能悔过修德和祈求上天保佑，即便有人提出灭蝗主张，也总是遭到舆论反对。

唐朝则是中国积极灭蝗的开端。先是唐太宗惊世骇俗的“吞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人感应论；到了唐玄宗时期，宰相姚崇则首开官方大力捕治先例，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他力排众议，“捕蝗百万余石”，史书记载“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这是中国古代首次取得治蝗重大胜利，对后世在蝗灾的认知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宋朝，朝廷开始以诏令形式，向全国推行统一而科学的捕蝗方法，《熙宁诏》是世界上最早的治虫法规。宋朝从防蝗、捕蝗到安民，形成了一整套应对蝗害的健全机制，历代朝廷均加以效仿。

明朝则对如何应对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以及灾情上报和民生救护进行了制度建设，捕蝗成了国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

明清也是中国古代治蝗技术全面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治蝗专著，如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蝗疏》、清代陈芳生的《捕蝗考》以及顾彦的《治蝗全法》等。

但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治蝗工作始终处于经验阶段，直到近代西方科学传入后，中国的治蝗工作才有了新发展。

民国：为现代科学治蝗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西方科学开始传入中国，一批留学海外攻读病虫害学科的学者也相继归来，中国治蝗工作终于开启了新局面，摆脱了传统的经验式累积，进入了现代科学治蝗的新阶段。

从20年代起，以这批西学者为中坚力量的各省昆虫局相继成立。到30年代初，各种农业机构已多达691所。其中在治蝗工作中发挥作用最大的，分别是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这三所机构在杀虫药剂研究、普及治蝗知识、全国蝗灾调查和综合治理、开发农药器械等方面成绩突出。其中，吴福桢及其弟子钱浩声研发出的喷雾器，成了现代喷雾器的雏形；而邱式邦等人进行的药剂治蝗试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药剂治蝗打下了基础。

虽然治蝗工作在抗战时期一度中断，民国研究者们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蝗灾问题，但他们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治蝗模式，为现代科学治蝗奠定了研究基础。

只是从民生的视角来看，民国仍是谈蝗色变的时代，水、旱、蝗灾此伏彼起，仅在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三个蝗灾高峰期，就有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死于饥饿，蝗灾成了民国时期百姓内心深处的恐惧。

新中国：控制住了肆虐千年的蝗灾

新中国成立后，蝗灾情况依然十分严峻。

1951年，全国共计78个县发生了蝗灾，受灾面积达到了1300多万亩。

1952年，全国19个省594个县发生了蝗灾，受灾面积达到3779余万亩。

……

可以说，治蝗已成为国家任务，既关系到农民生计，又关系到社会稳定，更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考验。

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内设病虫害防治局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并由国家负担治蝗药械及费用，然后在众多研究者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0余年时间，基本控制住了在中国为祸2000多年的蝗灾。

而新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治蝗，是因为走了一条“改治结合”的新路。“改”是指改造蝗区生态环境，消灭蝗虫大型繁殖地；“治”则是指在蝗灾发生时及时采取药械等防治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帮助下开始推广药械治蝗，到50年代中后期，药械治蝗已成为治蝗主要手段。不过，研究者们也逐渐发现，药剂虽能迅速压制蝗灾，却无法根治，而且还会影响农业生态环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条治蝗新路，在这条新路上，以马世骏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功不可没。

1952年，37岁的马世骏从美国留学归来，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筹建，并接下了一个重大研究任务——解决中国千百年来不能根治的蝗灾问题。

在50年代，为了寻找治理蝗灾的新路，马世骏带领研究队伍走遍了中国所有蝗区，并将其划分为四大蝗区；他还和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作战，追溯各类蝗区的成因，研究蝗灾的演变机制，从而明确了水文在影响蝗区形成因素里的中心作用；最终他提出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综合防治策略，成功打开了根治蝗灾的大门。

1954年，马世骏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先后向中央提出了《根治洪泽湖区蝗害建议（草案）》《根治微山湖区蝗害建议（草案）》，这些方案成为了改造中国蝗区的蓝图，一场前所未有的治蝗战役就此打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将蝗区进行分区管理，分类改治，通过河流治理、兴修水利、控制水位、绿化造林、改良土壤、推行精耕细作、实施农田轮作制、改种作物等措施，将几大蝗区分期分批地吃掉。

经过马世骏先生和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蝗灾发生率终于降到最低。据70年代末的统计，蝗区由新中国成立初的6000多万亩，减少到1500多万亩。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我国已经连续十多年没有发生过蝗害。”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进入80年代后，马世骏先生注意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也许是第一个忧心全球生态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中国人。今天，生态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的常用词，这里面有着他的重要贡献。

中国未来还会发生蝗灾吗

蝗灾在中国已经绝迹了吗？并没有，只是中国爆发大规模蝗灾的风险很低。

目前，中国在蝗虫防治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监测与防治系统，这些是防止大规模蝗灾发生的基本保障。

3月5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对网友关注的沙漠蝗问题做了回应。他介绍说，农业部专家分析认为，沙漠蝗迁飞入侵我国的概率很小，但即使迁入我国，我们也有能力应对。但他同时也表示，尽管入侵概率很小，也要严密监测，将风险降到最低。

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蝗灾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2014—2020年）》，当前我国蝗虫常发面积在2.8亿亩次左右，遍布20个省（区、市），北到黑龙江、吉林，西到新疆，东到山东这些区域，每年都受蝗虫影响。新疆作家李娟在作品《我的阿勒泰》中，就提及过草原蝗灾。

而且根据中国治蝗经验，限制蝗虫滋生地的存在，是避免蝗灾暴发的关键，但随着全球生态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了我国蝗灾发生的风险所在。

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蝗虫是检验生态稳定的最好标准，而生态平衡是人类抵抗蝗灾的最后防线。

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对蝗虫描述：“人类竭尽全力消灭它们……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现在仍然胜负未定，虫子并没有被灭绝，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它们的数量也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他意味深长地说，“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