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苗苗

“朕以天下听先生。”周延儒听到这句不是褒奖更胜褒奖的话，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的朝会上，崇祯帝向东对他揖拜。这时，他在复社张溥等人的运作下，被二次起用入阁已经快一年了，一时荣光无限。而关外的后金也早已改国号为大清，实力愈发强盛，在辽东对明廷形成强大威胁。

在这段时间里，周延儒一改首次任内阁首辅时的作风，信守对张溥“行救时十事”的承诺，“广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论事”，着实做了不少诸如减免民间欠税、免除灾荒地区赋税、召回监军太监等实事好事，民望一时有所好转。然而这一切，都毁于一个谎言，它不仅使周延儒最终被“打入”《明史·奸臣传》，还使其背负着“误国”之名。

内阁首辅自请督师

明朝末年，内阁权力之争频繁。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之位，往往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政治局面一片混乱，不仅严重影响了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还波及到远在辽东与清军作战的将帅。被视为明廷“最后屏障”的名将袁崇焕，就是在内阁诸臣忙着互相倾轧的情况下，被诬陷“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最后被崇祯帝处死，成为政治牺牲品。

而愈发强大的清军再次从墙子岭、青山口入关，如入无人之境，直逼京畿。面对有可能来临的攻城，北京城实行戒严，而周延儒“自请督师”，坐镇通州。

作为文臣，周延儒具备一定的政治能力。他少年得志，素有文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及冠之年连中会试会元、殿试状元，并以翰林院修撰之职踏入仕途，但一直不温不火。等到崇祯帝即位后，周延儒在锦州兵变等几件具体事件处理中展现出的亮眼能力受到赏识，地位随之扶摇直上，官至内阁首辅。即便后来在党争中落败回乡，又与家乡百姓起了冲突，失了民心，但在崇祯帝心中他仍是可信任的股肱之臣。再次入阁为首辅后，周延儒依然发挥善于揣摩崇祯帝心意的特长，做了一些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之事，颇得崇祯帝宠信。

但关于军事，周延儒是不怎么精通的，他也有自知之明。但当时稍懂一些军事的大学士吴牲刚被派去“办流寇”，抵抗李自成的大军，朝中实在无人。周延儒“自请督师”也是迫于崇祯帝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情况下，文臣督军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但没想到，这位已年过半百的老臣抵达通州后没几天，就智商下线般开扯弥天大谎。

一谎铸大错

崇祯十六年四月，周延儒来到了北京东南方向的通州，开始督军工作。真正上了战场，面对敌军，这个只懂弄笔行文的阁老怕了。他不敢与清军正面作战，只能派兵前去探查消息。当探知到清军并不打算攻打京城，只稍作停留后，周延儒松了一口气——既然清军没有对垒的想法，那我也正好按兵不动。

于是，他整日缩在军营里与幕僚们喝酒吟诗，坐等清军自行退兵。想到崇祯皇帝在京城里等待消息，刚到通州不久，他就大言不惭地上奏说自己“斩百余级”。后来愈发夸张，有时候甚至脑门发热，一天早晚两次上疏，“题皆飞报大捷”。等到清军自行出塞离开时，他则称“臣中夜冒警自顺义抵密云趋各督、抚，今俱出塞”，表示是自己将清军打退。

捷报频频传回京城，有不少人对此质疑，言官纷纷弹劾周延儒不作为，还将纵容清军出塞谎报为功劳。但崇祯帝坚定地相信周延儒，将这些弹劾视为讹传。等到清军退兵后，周延儒带着一身虚假的荣耀回京，不仅被加封为太师，其子也受荫为中书舍人，并赐银币、蟒服。

按理说，周延儒在官场沉浮三十年，不可能不清楚谎报军情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不过向来善于揣摩皇帝心意的他明白，好大喜功的崇祯帝喜欢并希望听到这样的捷报。同时，东北有大清虎视眈眈，中原有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朝廷亦需要一些好消息来振奋人心。一次撒谎，竟让周延儒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何乐而不为呢？扯下如此大谎，未必是脑门一拍所作的决定。

但周延儒没想到，数日后这个谎话就被戳破了。当锦衣卫与东厂太监将周延儒消极怠战和谎报战功之事上报后，崇祯帝让周延儒免职回家。

《崇祯长编》中记载，崇祯帝对周延儒后来的评价是“机械欺蔽，比匿容私，滥用匪人，封疆已误”。

时人亦觉得周延儒以谎言欺骗君主，贻误战机，耽误了国家大事， 当时便有人写诗来讽刺周延儒——“敌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

而后人则认为周延儒的谎言让明廷以为清军只是纸老虎，既放松了警惕，又影响了崇祯帝的判断。待到清军大举进攻时，为时已晚。

徒留身后骂名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逃至煤山，自缢而死，明朝滅亡。就在三个月前，他才命人传诏，勒令周延儒自尽，籍没其家。

免职本已是周延儒最好的结局。但为官时用人不当、贪污等积弊过多，因谎言下台后，各式弹劾如雪花纷至沓来。其实弹劾以前也并不是没有，但对于之前深受崇祯帝信任的周延儒来说，犹如隔靴搔痒。直到谎报军情触了命门，加上之前崇祯帝与周延儒秘密商量南迁之事，周延儒走漏了风声，崇祯帝一直耿耿于怀，最终这些弹劾才汇成雪崩之势，给了周延儒致命一击。

其实，周延儒将清军自退作为自己功劳的危害性，比不上某些将败报为胜的例子，但这个谎言却着实影响了朝廷的判断。所以，随着周延儒门生范志完兵败并纵兵祸害百姓，亲信吴昌时泄露机密，“赃私巨万”事发且“大抵牵连延儒”，相继被问罪，周延儒“招权纳贿”的证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崇祯帝终于下定决心要对周延儒进行处理。处死吴昌时后不久，崇祯帝便传诏令周延儒自缢。

原本，在人才凋零的明末，周延儒的才干即便比不上张居正、徐阶等首辅，考虑到第二次入阁时所作的一些实事，也不至于被批为“狡诈欺君、丧师辱国”。实际上，亦有不少人认为周延儒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能臣”，因一谎而被视作误国覆邦之徒，实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被极度放大的结果。周延儒最终被“打入”《明史·奸臣传》，还使其背负着“误国”之名。

摘编自《廉政瞭望》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