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因为要回去的缘故，才觉得农历年的年味这样深。更南方的申城还是秋风黄叶，扬州密密的雪埃已瞀眼，雪业已下了很久。南方冬雪初下时是又烂又大，这时是刻薄的朔雪。火车站离家不远，我独自拎着一只箱子，撑了一把伞冲雪兼程，往家赶去。镇上有长辈见有一个人从远处走近来，抬起脸，说：“你回来了？！”我笑着小声地叫了声叔伯，因为不大确定。还有更老些的人，拄着拐，叉了眼认真看了看我，便问：“啊，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是——百里家的孩子么？”说完就沿墙根徒步转圈去了，如同一只钟的时针。我笑着回答说是的，并告诉他我几天前就回家来了。我是先前在单位加了许多天班，预存在那里，拿到年底来用，便比这镇上外出的人早许多时候回来。

在许多天里，那雪未能消尽，很齐滑的边，是夏天里滴在地上的一摊雪糕。鱼脊骨似的屋顶袒露出来，比先前还要乌瘦，还要冷落发涩，使我感到寂寞。可是那申城我是不能再多留一天，因为早就空虚了大半在那里。

他们都知道我回来，外祖父第二天一大早就送来许多肥鲜，其中有一只菜花色黄鳝。那黄鳝长而阔，很是稀罕。我把它溜进桶里，它便一直委顺在桶底，颜色比先前黑。有人进我家抬脚把那桶踢踢，说：“好一条长鱼！”因我自己的无所谓，连觉得我母亲也不似从前严厉地避各种讳。不必说年初一不能用刀切食物，不允说“杀”“死”;就从今天起也要禁止叹气为难。我说：“杀是好杀，鱼羹面你不会做。又不能让它先死，鲜味走掉了。”我母亲看了我一眼，也附和着笑说：“剁剁装不满一盘子，不作兴的。”大家似乎就这么一说。此外，她有许多别的事情去忙，黄鳝就这样留了几天。

我不过开口说吉祥话，吃东西。“钟简，你家那长鱼是母的？”大家笑了起来，我也笑，“一定是公的，那健硕的肉——”他们又笑了起来。我在牌桌上听牌心里忽然惦记起那长鱼团着黑气，大概是已经死了。我趁着曙色要回家看看。路灯已经熄了许久，虽然是新年正旦，照样有几缕阴凉的鸡啼，是极静的夜，令人怔怔的。有个人形影单调地立在那里，我一听那声音就知道是他了，说：“你怎么起这么早？我昨天还看见你在那看牌的，抱着只茶杯站在墙角，只略站了站就看不到你人了。”我昨天初见广璋先是吃了一惊，惊觉之后也没什么话说，想着他应该变了许多，就是样貌也比先前胖了些。

“嗳，我刚去医院替老太太拿完药回来。”他沉默了会，就匆匆往家赶，我们住得实在是近，一路上叙了几句话。我眼底下一直还是刚才梦寐的模糊。鞭炮一声声捣向天空，今天是个财神日。他家院门大敞着，门头上新贴的五张鱼尾风声条条。也许是我打了一夜的牌，胸口像汪着一口凉风。地上有许多瓜子壳，糖果花绿纸，老太太从里面出来一面说自己一天到晚也不知忙些什么，来不及扫。一面问我年纪，有没有成家。广璋去房间替他母亲把几种药按照药方一一配好，用方块白纸包起来。我不便进去，只在那客厅里坐着。

他出来舔了舔手指，把桌上日历翻过去一页，那日历还是新的，空白处已经画满许多幼稚的图形，重叠的圆圈，夸张简易的人脸。

“你今年有多大了，成家了没有？”他母亲进来再问。广璋神气有点窘，仿佛这就是一种解释。他大概也不愿告诉我她已经老糊涂了。她拿起桌上的抹布似要擦桌子，疑疑惑惑左顾右盼。她终于要往脸上送了，他一把扯下来，端正了她的脸，去拿张面纸替她把嘴擦了擦。

“你现在还在申城？还做着先前的工作？”他笑问，“你那个地方乘公交车七一六路再转乘十五路，十五路还要坐十站才到市中心。”只要一回忆，他也恍惚觉得申城没有大变，站在公交站台，板起脸来，等公交车。

“哈哈，你请了一个保姆，几年前买的房子今年要拆迁，你现在是好了。”他看了我一眼笑说。

我还不知道我人虽长时间地在申城，然而我变阔的事，这里已经知道得很仔细。

“哪有这样的事，神乎其神！”我谦逊地咕哝一声。

吃完早饭，他闲不住，去抱来一大株菜籽秸秆，丁丁挂挂，那秸秆上结满了油菜籽。他笑着告诉我不知什么时候漏了一粒种子在水泥地的空隙里，就长成这样一大株。他除下眼镜，眼睛鼓出来，有些神经质——年轻人的瘦样。他贴近了脸去，一颗颗仔细用手搓来搓去，那菜籽粒便滚滚落进笆斗里。

他先前并不像这样在家中，他与我一起毕业于申城不同的大学，毕业后当然是就近留在申城。但也好像还没毕业似的，充满学生气。

他在申城一个人租住。房子前面一栋楼里的窗臺上，站着砧板，酱油瓶子，盐袋，万家灯火。他坐在桌前看书，穿着白衬衫。对过有个年轻女人在后窗户中注意到了他，有次碰见了，笑着问：“你是不是老师？”他回答说不是，这本来也没什么。他回忆起来才知道里头的真相。她应该留意他许久了，当然也是在那里租住的房子，因为他后来再也没碰见过她。“我那时真是……”他面前仿佛站着一个甜艳的美人迫使他害羞。

“我现在想起我在申城刚毕业那些时候，也不觉得有痛苦。”他吸着烟，烟丝静逐。他的老母亲拿着一把“铁扫帚”——像鸡的硬喙刮着地，把那瓜子壳往门内扫，怕把财气扫出去。地上的尘埃随势往客厅里涌，在太阳光里翻飞，微微有些呛人，是个太平年岁。

他在申城忍受得了寂寞这件事并不为许多人敏感地知道。

他后来在一家小单位做事，单位地处偏僻，一般年轻人不愿意去。广璋每天徒步爬一段高坡才到单位，夏天是顶着一轮严酷的太阳爬上去。尽管给安排了宿舍，又要从头学习新知识。他是愿意的。宿舍隔壁的一间房一直空在那里，房间四面墙刷得雪白。一张床的床板上铺着张正而不足的凉席，床的一边布了两只柜子，一只台灯罩子下空荡荡的。从外面只射进来一点缥缈的光影，申城向来是没有月亮的，也不知是什么光。还有一两支歌的无限循环，然而广场上的人并不发疯。他天天听那些歌，但如今一首也没记住。

他星期天有时间煨了一大钢锅子红枣汤，补的，没有勺子，把一锅红枣端在水泥地上，蹲在地上，用筷子从锅里一颗一颗捡进碗里。那洗好的床单晾在外面架子上，外面刮着风，他在楼上倒已经忧心它是否已经倒下去了。他从窗户看见果然被吹倒了，跑下去再扶起来。他不敢做太多别的事情分心，隔段时间他就去窗户那边看看，浪费了这许多心思，过后又懊悔起来。他给自己造成了这繁剧的印象。他上楼下楼跑的次数太多，一颗年轻的心跳得太厉害，他也能够抑制住，坐在桌前仔细默看着机械原理图，华丽森严，像以前背中学课本上的古诗一样连抄几遍。“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不大懂其中的意思，但也直觉地是个幽丽的世界，专门买本结实的本子来，般配上一笔一笔的端楷辑录。有无限幻想。

“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我是异乡人，自然要比当地人多做些，这总不是坏事。我并不计较，我是愿意的。”当地人以为他家是有什么大的难处，一个人背井离乡在这申城求生，所以轻蔑。连续三年薪水还是原地踏步。“经过我手的那些仪器，在地上掼掼，有一点声音，我负全责。”他站起来惊疑地看着我，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我招手示意让他坐下来。

他坐在车间里对着豆绿色的仪器，绿色的光泽中印出他自己的脸。那细细的螺丝钉很可爱，用螺丝刀一个个拧进去，唔，拧不动了。拧完后还用刀柄敲打几下，听那声音，他可以想到这些仪器扎实程度。全是他自己一手造出来的。年纪轻轻，他就喝起了浓茶。他把那杯里的水一饮而讫，像喝酒。

他们这单位是二位老板合股，大老板拿着只玩具似的宜兴紫砂小茶壶去厨房倒水，为了便于监视，在用复合板做隔断的每面墙上挖开一扇大大的窗户。他两只眼珠子瞟来瞟去，如果被一个女人看见了，是要使她很不舒服。广璋看到他了，他端着茶壶，不进来也不是，顺势进来也像是走错了地方似的。“反正现在都这样，哼，你在这里辛苦弄一个赚钱的，外面马上就一窝蜂。”脸上沉重的肉讽讪起来，只会阴沉沉的。不知道他是心疼这仪器，还是懊悔这辛苦。他一双腿站得笔直，西装裤子被站成了浅括号，放下茶壶，把那仪器往后一倾，仔细端详着，仿佛又有点信心。做生意的人投机的神气。“现在也不能太……”他眯起眼睛，细细地看后面。广璋并不搭理，他宁愿把门都开开。“你要监视就监视罢”，他的侧脸正对着门，静静的，令人吃惊，不能想象这静的力量像申城的午夜。他瞟着他，眼睛看成了乌黑的两圈，乌贼似的东西。发现他并没有偷懒，也就喝了两口茶走了。

生产出来的仪器被一台台退了回来，退到了他的手上。当然是因为别的一些低级的错误。因为用的材料又很劣质，所以很不结实。有一次仪器的外壳破裂开来，把客户吓都吓死了，以为要爆炸。那二老板倒是斯文达理，戴着圆溜溜的眼镜，胸口在椅子上一凹，整个身子探下去，一天到晚在某宝上“搜尽箧”，为了省钱。年底有人来要账，把前门都堵住了，他從后门偷偷溜走了。

他们也有年会。姑娘们（那是他们用极少的钱雇来的）在办公室叠小红灯笼，早就布置了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无事可做，仪器早就卖不出去了。她们拜托他这个瘦高个子挂在天花板上，笑语欢声。一面墙张贴了一张“吉祥如意”的红纸，绿色剪空鱼鳞锡箔纸围一圈，象征舞台。年会没有去酒店，五六张圆桌就放在他们单位的食堂里。酒菜摆满了桌子，厨子做的量很足，意思是虽然没有去酒店，但相较之下胜在实惠。这在他们朋友圈内传成了笑柄。几个姑娘拿着话筒清唱了几支熟歌，他们光顾着看，一个个喜孜孜的，饭菜都冷掉了，油汪汪的，其中一只整鸡没有人动筷子，整个背耸在那里，冷掉之后，更像是没烧熟就往那盘里一装，清冷冷的。多是大荤，吃不完往桶里一倒。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他跟自己辩白。他心里虽然坚硬地这样想，却渐渐痛楚起来。

他住的地方临街。他吃完饭一个人走在街上，避着许多人，沿最里面往回走。街上赤日红尘，轰轰的像太阳照在累累块块的黄色粪便上。

第二天早上他去单位，其实自今天开始就放年假了。他匆匆赶过来处理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一看到桌子上未处理的退货的文件，永远在那，一叠子。他只把仪器盘弄了半天。先把里面所有的零件擦干净，一件件卸下来，装上去。擦完了，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又通上电再让它自顾自地运转，在这整个宇宙中。他心意懒散地混了半天，到底还是离开。他后来无法，只把仪器外观设计得花里胡哨的，在毫无用处的地方，镂金错彩，用一切词来形容都是不恰当的。好比悠闲的古中国的清装“三镶十八滚”，就单只为了卖相好。“只有你自己”，叆叇的痛楚里只有这一个清晰的点，风中残烛。他有时候也向别人抱怨。

他们也安慰他说：“这些人真是……理他们呢。”

“我前几天去拿工具，独巧把子断了，就冤枉你说是你弄坏的，我的妈呀。像这样子，谁还敢去碰。”他把右手背打在左手手掌心，“昨天跟他们打牌，说好帮我撑一会，让我多赚点，到最后原来是一个小顺子，气死人。”

“打牌就是这样，凭的全是运气。”广璋的脸上挂着笑，也这样说了。

“怎么不是运气？坐在南边是赢钱，嗳，换到东边，马上就输。”他一只脚蹬在桌子的抽屉上，来回开关。

“风水这东西……”

“还是要信的。我老家以前有间破屋子，里头有条大蛇，被人打死了，后来那人也无缘无故暴死。”

“我妈去年替我找瞎子算过了，西边有我运势。今年不宜结婚。”他隐约觉得上回输了钱与这对了起来，便往西边站了站。他还在那里看仪器的结构，在这样的对话里也想振作起来，那仿佛还有些英雄式的牺牲。

“现在单位在外面名声都做臭了。”他对着窗户，一双眼睛随来随去。“光凭你一个人？！”他劝广璋，也许是在嫉妒。因为现在他做到制造主管的地位，一个外乡人。他生就的一副俗脸，又是窝眉秀，他真要是把持不住，一个人在申城会立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他自己把这层意思又告诉他母亲。他母亲那时还很明白。他觉得不够，提高了音阶补充：“我要做就做最好的，连国外人都要赞叹！”他母亲只是笑，他不确定她听懂了没有，他只好把话锋一转：“这当然会赚许多钱。”“嗳，我当然巴望你发财，光是你一个人是没有用的。”他母亲笑说，对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十分有把握，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发不了财。

他现在在市里就拿着两千元的薪水，应了他母亲的话了。“我初来时，他们答应给我四千元，我还能从事我先前那自以为理想的事。后来企业也缺钱缺得厉害了，欠了许多债。”“那也不是我一个人。”他顿了顿，笑着补充道。“要是继续在申城混，拿的钱比这还要多些哩。混一天，了一日。”他渐渐变得面无表情，他低头把菜籽来回在两只手里过着，吹去碎屑。他也是舍不得那已得的两千元，但在这里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

“你应该出去找个新的事情，凭你的资历，无论做什么，就是不要在这里。好比我那桶底的长鱼，总是一个圈，动未动也看不出来。况且现在不光申城物价涨得厉害，就连这镇上也是如此。现在最要紧是先保身。”我奉劝他几句。他把脸微微侧了侧，仿佛也表示同意，沉默地看着屋外，有烟涛微茫之感。连这方丈的院内仿佛站着十几亿人口，使人看不清面庞，一串串的，匆匆的，像海面。院门只开半扇，半边门洞里含条窄路，看不多远就有朦胧的火药烟，也像海。他低头把茶杯里的茶叶吹开去些，蹙着眉头喝茶。

他母亲吃了药坐在院子里“弓形”藤椅上，手指里扣着只小银杯，整个人穿得棉敦敦的，里面是熟透了的五脏六腑。一样是个好天。她刚抿完一杯红酒，每天一小杯，活络经脉，外加两只肉丸。

“我认得你，你是百里家的孩子，你出生时只有这一点大。”她铺排在椅子上，用手比出我出生时的分寸。

“太阳在这边哩”，她用手把太阳一指，眼珠间或地向上鼓动，“你出生时只有这一点大，一霎眼，你这么大了。你现在好了，我知道，你在申城买了几栋别墅，请了许多个保姆。”我原本断然说没有，但老年人似乎什么都不大相信，我就跟她解释起来。我告诉她我起先是预备买一套房子，那房东告诉我半年后这里就拆掉。这房子实在是旧的与煤油灯壳一样。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大约是诓我。我不久在别处贷款买了一套，过后却还一直鬼鬼祟祟留意那里，果然有一天拆掉了。我便在申城告诉他告诉你，而我母亲也在播散过程中越说越气愤，不利索，而自骗自。

“太阳在这边，我是看见你出生的。”老太太重复着。

满院的阳光的确让人睁不开眼，我往家走去，先放了几只炮仗，“嗵啪——啪”几声巨响疏疏落落的。精力不济，我又补了一觉。睡醒时，太阳还是很好，这无聊的好天气。不多时，我就看见广璋站在路口，手里牵着他自己的孩子，小孩子灼灼地望望东，望望西，望着这个新奇的大世界。大概是望她自己的母亲回来。广璋却先看见了我，便笑着向我走过来。小孩子手里抓着一只简易的小火车，蹲下来在地上用手按着滑来滑去，滑远了，跑老远又拿来，再滑，一趟趟地喘着气。一副可怜的幼稚相。“她似乎对这些很有兴趣。”广璋笑着说。“告诉我，你将来做什么？开火车？做乘务员？”我问。她认真地想了想，“当然造火车喽！”他也相信她的话，显得十分愉悦，仔细地对她讲火车的基本原理，也不管她是否听明白。他也觉得自己这行为可笑，站了起来。小孩子本也没有耐心，玩了一会，把玩具火车往我家一丢，便自己去找她母親去了。

我请他吃申城的鱼羹面。我因为当年毕业一时找不到我愿意，且是有希望的事去做，便彻底沦为饭店的切菜工。因为我知道谁也看不出来我是能做一辈子的切菜工，这样想反而理直气壮起来。有次客户吃到的鸡爪有指甲，客户用手从嘴里拈出来。老板娘脸黄泱泱的，皮包骨，一只小悍嘴像铁打的，逐字逐句说我还是大学生，乞望得到原谅。我也仗着年轻可以顽皮，说幽默的话，时间长了，连这些也渐渐变得沉迟。后来我并没有做有希望且有光明的事，是真的所谓无挂碍地混下去了，而没有一点痛楚。

“我倒是想不到你当时这样。”我听后，接着笑说：“他们全把热水瓶丢给我，那时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就热水瓶排排站。”我们先前都在一个城市，但总有个错觉，申城实在太大，只要一出门就觉得奇大无比。所以谁先离开竟也不知道。

“我前几天在街上还看见其中的一个过去的高中老同学，与我先前在麻将场子里见你一样，没有话说。但也奇怪，我们在微信里面也互相点赞，评论一些事情。”

“至少我学会了怎样做鱼羹面。”我快意地说，“在这里，大概还没有谁知道可以怎么单吃一条长鱼。将来我或许可以开一家鱼羹面馆，红遍一条街。”他笑了起来，转身回去拿了瓶酒。

天空有片厚厚的浮云被风吹过来，裹住太阳，如碳炽，却是烧完了的，外面一黯，南方的深秋隆冬就是这样，没有太阳，就好像已经晚了似的，似乎又有大雪要下了。

两人吃完把两只空碗往里一推，都吃饱了。我们只喝酒。我随又热了几样菜。母亲正好回来，“回来做晚饭喽——”嘴里嘶嘶吸着冷气，“这天倒又冷起来了！”“咦，那长鱼呢？”她看了眼桶，接着看见广璋坐在桌前，笑说“你来啦，就在这吃晚饭。”便又去新添一样青椒炒肉丝。她早早地吃完就又去看我父亲打牌。

“你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处呢？这里除了打牌就是老人。”我望着他，自以为好意。他只顾喝“君子酒”，在酒不在菜地，大概已经吃得很饱了，呆呆地望着窗外，外面果然先刮起了胡风，呜呜的，先有几粒冰珠落在地上，大概要有一场弥天黑雪。

他看见要下雪了，就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妻，没人接，大约是太忙了。“素珍去给人端盘子还没回来？”我问，我是听我母亲说他的妻很能干，放了年假还舍不得这两百元一天的活计。农历新年做喜事的实在是太多，她要跟厨子走，颇有“健妇把门”的力量。他“嗳”了声，“还没有，早望她回来了，我家小孩子也去的，在家也只有她的老奶奶伴她，她也寂寞。这里都没有同龄的孩子。”说完，他往厨房的窗外望望又看看路口。

他隔壁的房间后来住进来一个女实习生，其它宿舍都住满了。她一来，他的那间客厅立刻就成了一个摆设。

她什么都不会，反过来请教他。他态度无可无不可的，总之不愿讲得太细，她一定没有什么耐心听下去的，年轻人做什么事都三分钟热度。虽然他自己比她大不了两三岁。他把一堆材料放在她手上，让她自己去看。过了些时候，他去问她浅显些的，她果然什么也答不上来。她一半也是赌气，有种自卫。她一手扶着桌角，全身的重量支在这一角上，摆出轻巧的姿势，笑着说：“我记得你之前说过的，我忘了。”俏皮地用另外一只手捏着书角随手一翻找答案，当着他的面作弊。“只有我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于骄傲的神气中有一种终于承认寂寞的悲哀。他固执也试图让她懂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通过别的告诉她，他的渊博的机械知识，认真的理解。

“机械是一切理工科的伟大实践。化学你学过罢，物理的三大定律你肯定也学过的。”她告诉他学过，她只记得书上画过一张实验的小图，那是便于女人们了解。但女人总把科学当个不切实际的游戏来看。“小实验，那只球在凹槽里滚过来滚过去，”她不屑地说，“那是三大定律！”

他笑着告诉她不懂可以来问，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其实有个人手把手教她，是她的运气。他自己可全是硬学来的。她却不过情面，来过那么一两次，她把书掀开来阖在胸前，叫了他声“老师”，站在门口待进不进，等他叫她进来。她不懂装懂地听下去，时不时地望他一眼，表示认真，或疑惑或明朗。白天在众人眼下，她倒是拘谨得这样厉害，下班后，他与她还是要单独地见面。

他看见有这么一条亮线在她房间的门底徜徉，想起来隔壁原来沉沉地住着一个女人。他们之间如同那个客厅，空畅的，稍微有些风一刮就又涨满。他一个人蹲在洗漱间洗袜子，且先把门关上。他洗完袜子，端着一盆袜子出来的时候，倒正好被她看见了。她一定觉得他像个女人。她穿着夏季连体垂坠的睡衣，蓬蓬洒洒，嶙峋的膝盖骨高高地耸立着。挖成的铜钱领口处正露着一片淡白的胸脯，而起伏一双稚嫩的乳。她迎面向他走过来，一切都往后飘，他实在不能够不看清楚她整个人。冲他笑，其实是她刚从里面打完电话笑着走出来，别又给他误会了去。“嗳”，他一点头，嘴里嗫嚅了声。她把头一探，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倒是大方得很。她人出来也不把门随手带上，木头制的“屋肚肠”被灯光照得黄澄澄的，很有冬烘之气。

客厅里哪儿哪儿都有她的东西，像个女主人，他倒是成了一个暂住的。他打开他的图纸，发现里面夹有一段硬指甲，当然是她一面看，一面剪指甲，夸烈的鲜红太触目，在手绘的灰暗的精密图纸上，有种英雄美人的感慨。

她后来找到了合适的房子要搬出去，也不知什么原因，还要另外花那个钱。他总疑心她是有了人才搬出去的。况且现在这个年纪没有人是不大可能的。跟他是两样。她对他的认真视若无睹;他对她一下子充满了绝望。房间再次空下来后，其实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有那灯罩下多了只灯泡。

他办公室靠外面的一面墙是一排落地窗户，可以从窗户往外看到远处许条多黑色的、绿的腻答答的河。申城就这点好处，那河漂漂泊泊到处流，却总有一张“水情复杂，禁止游泳”的告示，使人惆怅。

她现在经常到他这边来，藉着请教他问题。她整天坐在那里，人都坐傻了。公司现在为了自救，仪器隔一年换个名字，把E字母换成F，喷粉红色的漆，骗新客户。但他决不能相信他在这里已经是做到了现在，不早有一天就这样了吗？但他记不得哪一天是这样地开始的。也许只顾到赚钱心里倒也能好受些，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打败那痛楚。

“你这个小孔倒是做得很好看”，她伸出一只手指去抠，那小孔正好可以放进去她的一只手指。

“这是开关键。”他告诉她，她当然是知道的。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住？”他问，问得很快。

“我还是一个人。不过是有一个女孩子答应一起合租的，后来她爸爸心脏病犯了，她只好又回家去了。我又落了单。”她这么说分明觉得之前与他合租的时候也沒有觉得是两个人，把他当个男生看待。她双手托着自己下巴，随便拿起一个物件凑到跟前看，把双眼看成了斗鸡眼。他把她手上的东西拿过来，她又拿起另外一个，她发现这小东西可以作挂文件夹的钩子，她就跟他要了一个。

他终于低声说请她去吃顿饭。她却听见了，女人对于吃饭这样的事总是很敏感。“不过还是要回请你的，下次有机会。”她站起来笑说，不让他误会。

他扭捏了半天，还是觉得不行，匆忙赶回去换了件衬衫。衬衫领子洗得有些发皱，有几分落魄的潇洒。当他赶到时发现她身上穿的还是白天穿的那一件，心下便有了几分失落。也许是因为两人单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回忆的地方的缘故，在她尤是如此。

她说过她要回请他的，他一直记得这件事，又不能打电话提醒她，远兜远转更是不行，让人觉得还当他自己忘不了那顿饭。

她二十八岁那年，获了公司的一个奖，老板颁奖时笑说她要快点结婚。他听了有些刺耳。不过几天，他就听说她要结婚了。

“也是有一天我忽然替母亲想到了她自己的死亡。我愿她身体健康，乞望她暖和地度过下雪天，多吃几百只肉丸。她年轻时候过了太多的苦日子，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我也替她想到了她实在应当在这时代里多活许多年，算作补偿。”他说。

我又劝他几句“保身”，好好过下去之类的话，在这里“独善”是没有用处的。他绯红了脸，望着我说高声说：“现在做什么都要问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可是只问‘有什么用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他收到了信息，告诉我他的妻女回来了，便立刻放下酒杯要回去。他刚打开厨房的门，就有一阵尖风薄雪飘来，也不等雪停住就往家走。

我因为过几天要离开，结束年假，又要去申城，但也无事可做，就潦草地收拾完碗筷，仍旧去打牌去。

【作者简介】秦汝璧，1991年生，江苏高邮人。2016年开始在 《钟山》 等杂志发表作品。现居南京。

[编后记]   本期“步履”栏目推荐的作者是秦汝璧。看过她的几篇小说，故事都不复杂，但有一种朴素的好。读《思南》这篇小说的时候，犹如走在一条午后的巷子，巷子比我外婆的年纪还要大，阳光柔柔地落在身上，墙角有一辆蒙了灰的自行车，还有一盆绿植开得旺盛。耳边传来谁家炒菜的声音、谁家训孩子的声音，偶尔还有一阵爽朗的笑声。闻着微风中红烧鱼的香味，漫步在静谧的时光里，感受回忆的流动，大概就是这篇小说带给我的感受。不疾不徐，像一锅小火慢炖的汤，发出轻微、有节奏的泡泡声，让人宁静又接地气。

（顾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