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峻杉　张敏

摘    要 “敬畏”与“文明”紧密相连。现代社会中“敬”与“畏”存在着一定的断裂现象，其根源可能在于人类社会中不断扩张的理性系统和构造逐渐消解了心灵敬畏感。将“敬”和“畏”连接在一起的是“信”，“信”本质上具有某种一贯性和连续性。与现代语境中“文明”一词指向人类外部构造的意涵不同，中国先秦思想中的“文明”则是更微妙的、指向个体深层状态的表达。挖掘传统文化中“敬畏”与“文明”的内涵，对于当代教育如何彰显个体生命意义、唤醒生命自觉、使人免于被机器和技术所裹挟具有重要启发。应重视这些永恒主题的有效教学，尤其要使教师的心灵能够得到文化的滋养。

关 键 词 敬畏;文明;公共安全;文化支持系统;传统文化;教育哲学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20）04-00-04

一、“敬畏”与“文明”的关联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于掌握自身命运愈发充满信心，那些让古代先民们时刻畏惧的自然灾害，今天已经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有效预防和应对。我们信任科技，相信由现代社会组织起来的人类整体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摘下“眼镜”来观照真实的世界，那么大大小小的危机何曾片刻离开过？这样说，并不是要渲染一个危险的世界，而是表明我们需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需要接受与危机共存的局面，而且不断迎接挑战，与时俱进。

“敬畏”与“文明”似乎分属于不同的人类历史阶段。“敬畏”往往透露出一种古老的气息，让人联想到信仰、宗教等与超自然力量相关的东西，而近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则表达着人类以理性冲破蒙昧、以科技创造摆脱自然束缚的巨大成就，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豪感。“文明”时代是人类自给自足的时代，对环境的依赖大大减少，社会力量被推崇和膜拜。在“文明”的时代，似乎不需要什么“敬畏”，后者会显得那么保守、朴素甚至有一点不开化。这使得人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去做几乎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这样可能带来的一些复杂而隐秘的危险后果。

但是，“敬畏”与“文明”真是此消彼长的吗？或者说人类越“文明”就越不再需要“敬畏”？未如此简单，尤其是每逢人类遇到灾害或危机时，这种反思之音就会再一次在耳边回响。

二、现代社会中“敬”“畏”的断裂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不是没有“敬畏”，只不过是常常把“敬”和“畏”分开来了。现代人向往的是“真理”“正义”“法”“权利”“义务”“自由”等，这些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石。现代人厌恶的方面往往也与人类社会的产物密切相关，例如“不正义”“不自由”等等，但是真正让人“畏”的可能主要还是与个人相关的近在眼前的危险与困境。危险能触发人的恐惧本能，所以有一些“畏”是不需要学习的，个体的经验足以提供。但是令人恐惧的结果往往并不是一步到位就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伴随着从无到有、从微到显、从弱到强的顺序与过程，在最后的结果展现出来之前，我们往往会对那些微小的迹象与警示抱以轻慢或侥幸之心，直至情况恶化甚至展现出巨大破坏性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被动地给予重视，乃至恐慌性地应对。现代社会的网状结构，已经使得整体上的危机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严重的局部危机可能会扩散到全局，使得更多的人被动地卷入。现代社会在为人们生活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某些方面相较于过去显得更为脆弱。这便导致“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体对策已经不足以确保集体网络中的公共安全，人们必须对于安全与危险有更多的思维共识与群体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中的“敬”与“畏”之间存在断裂。只畏惧于结果的态度和趋利避害的能力，并不能展現出人类高于动物的灵智，而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将“畏”与“敬”这两种心态联系在一起。人类能观察和理解因果的链条，探寻其中的规律，尽管这种链条并非总是那么显化而可触及。人类可以观察“起因”，跟踪其“发展”，见证其“结果”，所以人类“敬”的是这种规律和力量，追求的是打破恶性因果链条而寻觅新出路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敬”与“畏”是一体的，就如同“因”与“果”不可分割。而“起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有时并不明显，也并非完全可以被理性所揭示，于是很多因果的链条必然是不充分显化的。

现代社会中“敬”与“畏”存在断裂的原因根源，可能在于人类社会中不断扩张的理性系统和构造逐渐消解了神秘所代表或承载的心灵敬畏感和无限可能性，却又不足以完全地把握和解释现实世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以更客观的态度观照现实，但是理性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僭越却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而意义、灵魂这样的隐性空间一旦被理性所强调的确定性和秩序感所侵占，那么很多“非理性”反倒更容易失去制约，被压抑和潜藏于心灵的深层暴力于是就会伺机爆发。[1]

三、先秦思想中的“敬畏”

传统社会由于还未形成理性的膨胀与独霸，尚可给“心灵”甚至“灵魂”留出空间，其文化还可以在各种纷杂的事物中勾连起很多无形或微妙的关联。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并不值得推崇的“迷信”元素，是需要被过滤和升华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某些形而上的哲学观念仍然值得我们回味与珍视。

《老子》中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这里提出了“尊道贵德”的中国文化终极信仰，其中“道”代表对整体、本源、终极等因素的思考，“德”代表了从“道”到“人”和万物之间的一种桥梁作用，对万物起着孕育滋养功能，甚至可以代表万物的本质。这句话最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关于人类与本原和终极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或思考，更在于启迪人类需要从纷杂的事物中跳脱出来，以自由的心灵望向星空，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这种状态和思考的取向已经是现代社会极为欠缺的了。

在这种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之上，《老子》中还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一句流传至今，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对法律神圣性和善恶有报的民间信仰的理念原型。“民之不畏畏，则大畏将至矣。”如果人们不畏惧那些值得畏惧的事物，那么真正让人畏惧的事情恐怕就要到来了。这其中就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中庸》中也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其中描绘的是一种意识和思维状态，就是时时将自己的视野留一线注意力在与“道”的关联上，即能够即时观照自身与心中神圣意义之源的关联，不要让其变得暗淡，不要浑浑噩噩、自欺欺人。

将“敬”和“畏”连接在一起的其实是“信”，“信”的本质就是某种一贯性和连续性。[2]在理性和知识占据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更喜欢以实证的途径来建立“信”，但是这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人的直觉之中也存在对本质、本原、形而上的意义世界的把握途径，虽然这条路径不容易被言说清楚，被实证检验，但是如果我们因此放弃这种感性的、直觉的探查路径，不能使其与理性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们观念系统的稳定结构，那么我们的“信”可能会是残缺不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说的“敬”与“畏”的断裂就容易发生。《周易》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说“出生，入死”。“敬”和“畏”也许也可以被视为彼此相依的一对，有所“敬”才能有所“畏”，无“畏”也必然无“敬”。

虽然我们今天不像古代以“道”“天”等类似概念表述终极信仰，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并不是唯一的，但这些概念及其思想所系带的保持敏锐的开放观察、将内在意义世界与外在宏观世界紧密关联的心境状态与思维方式，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价值。

四、先秦思想中的“文明”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文明”主要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制度，是一个指向外部构造的词汇。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则有更微妙的、指向个体深层状态的观念和思想。在我们当前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很发达，但是个体生命意义更需要彰显、生命自觉更需要唤醒的时代，探究和激活中国文化中“文明”的意涵，使人免于被机器替代、被技术裹挟、被欲望所淹没，是非常重要的。

《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这里的“文明”被视作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出处，但其意涵却众说纷纭，需要与《周易·明夷》中的“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联系起来理解。可以肯定的是，“文—明”是一种人的内在状态，其中“文”是一种贯通隐显、带有指示作用的信息，例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可以理解为，如果内在生命达到敏锐洞察、光明敞亮的状态，那么应对外在的挑战也将从容不迫，周文王就是以这种境界和状态度过大难的。

《黄帝四经·四度》中有：“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诛禁时当谓之武。静则安，正则治，文则明，武则强。”这给出了一个我们今天不太熟悉的“文”的定义，那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够做到以更大的天地系统的规律为依据，把握其方向和时机，这就是“文”。同时，这里还说到了“文”这种状态能带来明白畅达，所谓“文则明”。《黄帝四经·道法》中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这里没有说“文”与“明”之间的关系，但是却说了“公”与“明”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拥有公正的心、为人民服务的心，才能达到内在生命世界的敞亮与光明，才能是有智慧的，能够建功立业，成为值得效法的榜样。

《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里把人的一种能够感通终极的道德直觉称之为“诚”，其与人的本性相关，或者说是本性的反映，可以帮助人把握天道、洞察安危。这里说的“明”则是指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性之知，可以通过格物致知来达到对道德的诚信和自我本性的觉醒，也就是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里的“明明”有很多种解释，一种重要的解释就是既有理智之明也有德性气质的光明朗照之象，而且这里的“明”与“德”是紧密相关的。

以上简述可以显现中国文化中“文—明”的一些原初意涵和取向。首先，这是形容个体德性和生命状态的，是指向生命内部的，这明显区别于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指向人类创造的广义概念。其次，区别于今天所使用的“文明礼貌”的意涵，先秦“文明”的原初意涵具有本性觉醒这样的深度指向，而不是当代这样指向具体行为的细枝末节。站在原初“文明”意涵的视角上审视现在普遍使用的“文明礼貌”的用法，颇感大词小用，有失神韵。

五、重视永恒主题的有效教学

社会在发展，教育中的主题和内容也在不断更新，而且往往那些与时代特征结合得更紧密的主题更容易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现在的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而像“敬畏”“文明”这样与人类发展始终相关的永恒主题却往往“因为熟悉而陌生”。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能够停留片刻去返观自我和人性是不容易的，这其中可能也暗含着个体对于安顿心灵与灵魂的无能为力感。

有人認为，现代性所造成的理性扩张和对深层人性的主宰已不可逆转，人类无法走出自己所亲手建构的“精神牢笼”。也有人认为，人类可以也必将重新寻觅到通往心灵的道路，凭借着对闪烁着精微灵光的、虽不显现但又无处不在的“道”的追寻和感悟，从而走出一个和谐、跃迁的发展新图景。正如《老子》所说：“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

今天的“敬畏”教育，当然不可能是蒙昧的和迷信的，而需要我们重树心中的信仰，需要以教育哲学的视角仔细审视。李泽厚曾说，古代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存着一个转型，他把古代的道德观称之为“宗教性道德”，建基于个体的内心信仰、修养和情感;他把现代的道德观称之为“社会性道德”，建基于契约、制度、权利、自由等社会观念和制度要素之上。[3]他认为当代社会需要重视这两种道德观的互相支持，即传统的宗教性道德为现代的社会性道德提供灵魂性的滋养和引导，而社会性道德为宗教性道德提供框架性的支撑与展开，对于现代生活来说，两者甚至是缺一不可。

作为教育中的永恒主题，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对其处理得很好。“敬畏”与“文明”并不能像教知识那样去传递，而只能通过像教文化那样去启迪与唤醒。[4]实际上，“文化”的教学，比单纯的知识教学更为困难。首先，这绝不意味着只是把相关内容注入到教材中，提炼出一些主题、完成一些训练和测试就可以了。课程与教材中这方面的相关主题的设置固然非常重要，但这对相关文本的编排和整体设计思想要求很高，需要其能承载启迪心灵之“思”的激发力和涵养性。其次，这种主题需要教师心灵的启动，唯有“以心传心”“以灵启灵”才可能达成这样主题的有效教学。这意味着教师本身要有很好的平静、光明、敞亮的状态，被“滋养”得很好，继而去滋养儿童的心灵，而这种教学在教师疲于奔命的状态下很难实现。从这个方面来说，这种永恒人文主题的有效教学，还需要教育系统内部提供强大支持性的人文环境，以有效的文化支持系统来为教师提供足够的能量补充。这种能够滋养心灵的能量只能来自于真情实感和人文关怀。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当社会普遍面临着功利化的诱惑与裹挟时，那种慢悠悠的、从容不迫的、滋润心田的教育节奏和教学气氛往往显得格格不入。这是整个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集体症候在教育中的投射，每个国家都需要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直面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教育来说，从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促进对当下教育的深刻反思，激发其涵养人性的能力，以保障人类社会高速发展而不损害自身，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的。

参考文献：

[1]姜宇辉.这个时代何以再度唤醒"灵魂"——重思迷魅、祛魅与再魅的理论谱系[J].哲学动态，2019（12）：67-76.

[2]刘峻杉.老子的信德观及其德育价值[J].教育科学研究，2014（11）：48-55.

[3]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26.

[4]刘峻杉，侯前伟.熔铸"知识公器"和闪耀"文化灵光"——德育理论研究的两种功能视角[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1）：33-40.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