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妮 项丽亚

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在越南经营的257家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分层线性回归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压力的三个维度对人力资源本地化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截然不同。其中，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对人力资源本地化和企业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制压力却对它们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源本地化不仅正向促进企业绩效，而且在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服务型领导在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战略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企业需高度重视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东道国制度压力；制定与实施合理的人力资源本地化战略以应对制度压力；企业管理者应积极转变管理风格。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复杂局面，与沿线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3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稳定增长态势，累计投资额达986.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流量的11.3%。①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制度环境相对欠缺、政治风险相对较高。［1］跨国情境下的制度差异在给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外来者劣势与新生者劣势［2］。对于如何克服双重劣势，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强调OFDI企业在东道国的“入乡随俗”［3］，认为“本地化”能获取对其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