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

一

那应该在1972年。

父亲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他喜欢无线电，喜欢围棋，喜欢摄影，喜欢打篮球，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喜欢画画，也喜欢自己的本职做医生。先先后后还有很多种喜欢，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爱好广泛的人常常被人夸奖赞赏为多才多艺，拿来做楷模说你看人家某某会这样会那样。在医院我就常常听到不少人拿我父亲做榜样夸赞。每听到我都很得意，以父亲为荣。

很多年后，我长大了，也有了不少人生经历经验了，才反过来想，父亲有那么多的爱好，其实也许并不见得是好事，如果他几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只爱好一件事，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成就，更多的荣耀。现在父亲这一辈子当医生也只当上了一个副主任级别的医生，搞摄影也仅仅是一个省级的摄影家协会会员等等。都没有做到最好，顶尖，顶级。如果他一生只专注于一种爱好，以他的才能才情肯定可以做到顶尖、顶级，会为自己取得更多更大的荣誉、荣耀。

我心里不免感到遗憾，暗暗为父亲生出惋惜和失落。

我的母亲却不这样看，我的母亲说父亲这一生，这样过得很洒脱，很充实，不是很好吗？

父亲开始鼓捣组装收音机的时候，母亲和我都不相信他能够鼓捣成功。每天一下班回到家，父亲就立即埋头到他的书桌上，插上电烙铁。他的书桌上长期摊放着电容、电阻、线圈等等这些无线电元器件。父亲的个性是只要热爱上一件东西在鼓捣一件东西，别的一切就会不管不顾，没日没夜，饭也不吃，觉也不睡。

刚开始母亲会以赞赏的心情看着父亲入迷，但是一旦父亲真正入了迷，又常常惹得母亲生气、气恼：你还吃不吃饭呐！你还睡不睡觉呐！真是成了仙了啊！

父亲一边埋头鼓捣他的东西一边答，等下，就好。

他这“等下，就好”，永远要等下去，永远不会就好，惹得母亲更生气，更不能忍耐了。母亲就对我说：儿子，以后你长大了，千万别学你父亲，别像你父亲这样。

我就应着是是。

可是当父亲为某种爱好取得了点成绩，得到了点荣誉。母亲又会说，儿啊，什么时候你也能像你父亲这样，就好啦。

让我没了主意，不知道应该像父亲这样还是不应该像父亲这样。

父亲组装的收音机，在鼓捣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后，有一个晚上终于鼓捣成功了，父亲也感到很意外，当他的收音机突然唱响起嘹亮的歌声时，他回过头来，望着我和母亲憨憨地木木地傻笑。

我们也回报以惊喜的笑。

然后母亲在嘹亮的歌声中小声对我说：你看你爸爸这个傻样，是不是弄无线弄多了，脑子坏掉了？

母亲是用她的家乡话上海腔说的，当说到“脑子坏掉了”听起来是“脑子坏塌了”，我更加笑起来。

二

1981年春回大地的时候，春风春雨不仅吹拂着大地，让原先一片荒芜的大地染上了绿色开出了花朵，也让人世间春意盎然，喜气洋洋，到处洋溢着春的活力。

在这一年父亲平反了，恢复了工作，由山村重新回到了医院。

我们一家像全中国的所有家庭一样，始终笼罩在一种喜气洋洋无比欢欣的氛围里。

这时我们家庭突然冒出了一个堂哥。

堂哥二十岁出头的样子，长得很英俊、干练。

他来到我们家有点怯生生的，但不知为什么，他那漂亮的外表让我忽然不禁联想起我读过的莫泊桑的那本叫《俊友》的小说来，他向我父亲和母亲叫着“叔，叔娘”，然后就怯怯地不说话了。

我父亲和母亲听他叫着，“嗯唔”应了一下，也不说话了。

气氛就有点干干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平常我父亲母亲绝对不是这么待客的。

堂哥是什么时候离去的，怎样离去的，现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我以为堂哥遭受这样的冷淡可能再也不会来了。

不过很快我发现我的想法错了，不几天堂哥又登门了，这次来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些吃的土产。父母虽然把东西收下了，仍然是冷冷地接待他。可是他好像并不计较，依然不久就登一次门，每次都不会空手而来。

我悄悄打听到，我这位从来也没在我们家出现过的堂哥原来考入了我们这里的人民银行工作，在这座城里可能他也只有我们一家亲戚吧，他自然要上门认亲了吧。我很喜欢堂哥，居然能在人民银行工作，对他很有好感。

有一天他又来了，这次他带来的礼物是一本专门送给我的《新华辞典》，以他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居然送一部辞典给我，算得上昂贵了。

我看到了，又惶恐，又欢喜，我已经读高一了，这本辞典对于这时的我真算得上雪中送炭啊，但是我又不敢伸手接，用眼看着父亲和母亲，等待他们的示意。我又十分地想要，又猜父母亲肯定是不准许我要了，心里一下感到无比失落。

正在我受着煎熬时，没料到父母见我拿眼望着他们等待着他们的态度，居然点了点头，同意我收下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伸出双手把书接下了。

父亲、母亲以及堂哥表情始终是淡淡的，父母的表情还始终有点漠然。

又有一天堂哥到来的时候，给我送来了一部看上去蛮高档的收音机，三个波段都有，长波，中波，短波。

我看到这部收音机就像前次看到辞典一样激动万分，我渴望有一台收音机已经好久了，自从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父亲自己组装的那台只能收几个频道的收音机后，当那台收音机后来成为父亲现行反革命罪证被没收了，我就再也没有拥有过收音机。就像多年后听到程琳唱的那首歌那样：故乡的冬天呀多么寒冷寂寞，若能听到广播该多好。我是多么盼望有一部收音机呀。

父母还像前次堂哥送我辞典一样同意我收下，让我无比兴奋。

那时候我和父母并不住在同一套房，由于单位有大量平反返城的人员要安排，一时人满为患，房子安排不过来，我们分得了两间各自独立的临时单间住房，一间父母住，一间我住。房子虽是临建房，非常简陋，不成样子，但不跟父母同住，有个自己自由自在的天地，我却万分欢喜。哪个小孩大概都梦寐以求有这样一间自己的房间吧。

到了夜晚躺在床上，我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那时候听得最多的是所谓“外台”。

把声音尽量扭得小小的低低的，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听。

我喜欢听“外台”里播放的歌曲，喜欢听“外台”里主播人讲的话，以及讲话的声音、语气、气息。那种声音非常甜美，让我痴迷。那时我常想常觉得遗憾：我们的广播员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么好听的声音广播呢？几十年后的现在，我们的广播员也是这么播了，谁能想得到啊。世界一体化，地球村了，大家都一样了，不过是不是也不见得一定就好呢，就无比美妙呢。

每播完一节新闻就是放歌曲放音乐，在放歌曲和音乐前主持人会讲一段话，一般就是几句。或者非常的生动，或者非常地有哲理，我最喜欢听。比如我现在还记得的，有一次主持人这样说道：“情人的眼泪一滴滴都是爱。”那时我听到了深深地被震撼，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怎会不被这样美好这样美妙的词语深深打动，深至灵魂底处要永远一世也不能也不会忘了呢。

三

郑小弟同我一样是我们医院的子弟，他同我不一样的是他们家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一直在医院生活。所以我们从乡下回到医院后，他在我们面前好像有一种优越感。也许他认为我们是乡下人，他是城里人吧，常常不拿正眼看我们。

因此我平常就不太跟郑小弟玩。郑小弟的哥哥郑小军大概大我们两三岁，已经高中毕业了，还没有工作。但是，好像无忧无虑的样子。

80年代许多东西一波一波地兴起、兴盛，吉它就是这样在那时成了青年人的最爱。许多青年抱着一把吉它，就像怀抱了整个世界，完全沉迷了，乒乒乓乓地又弹又唱，自弹自唱。我很喜欢一个青年拿着一把吉它这么自弹自唱，这么沉迷的模样。特别是在要夜而还没夜，有彤霞满天的傍晚。晚霞映照着一个人怀抱一把吉它，显得多酷啊。

郑小军高中毕业了，无所事事，他每天就抱着一把吉它坐在自家的门口又弹又唱。因此他每次弹唱的时候都深深吸引了我，我总会情不自禁一步一步走近他，站在他身旁，听他弹唱。他一边弹一边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我愿她拿着长长的皮鞭，轻轻打在我的身上……”他见我到来，并不像郑小弟那样对我十分不友好，而是对我很生动地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示意我坐下来。慢慢地越来越多像我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入迷地围着听他弹唱。但是这其中总是不会有郑小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一天他又正这么弹唱的时候，突然从郑小弟的房间里非常大声地传出了响亮的收音机里的广播声，我们听到了，全都吃了一惊，只除了郑小军。只见郑小军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仍然自弹自唱，好像世界就是天塌地陷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也会无动于衷他也不会停止他的弹唱。我们却轰地全跑进郑小弟的房间去了。

郑小弟见我们围观过来，十分得意，他得意洋洋地把收音机的音量又特别地再扭得更大起来，把音量扭到了顶大得不能再大了，看他那个神气，恨不能满世界的人都能听到。

这是一台郑小弟刚得到的上海牌收音机，大约有三十公分高五十公分长。一台很大的收音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收音机，而且音质好得不得了，和那台我放在床头每晚聆听的收音机比起来，我的收音机就不值一提，相形太见拙了。

我们一边听一边欣赏着这台硕大的收音机，一边议论这台收音机在哪里才能买到。大家都一致认为在我们县城，这么高档的收音机，肯定没有卖，一定得跑到大城市里才可以买到。

有人就忍不住询问郑小弟，收音机在哪里买的呀？

大家期盼地伸头倾听郑小弟怎么答。

可郑小弟却卖关子，不予回答。甚至是根本不理我们。

大家虽然讨了个没趣，但是没有一个打算计较，又津津有味地听起广播。

那时，不知别人有没有为郑小弟担忧，我却有一点担忧，郑小弟这么明目张胆公然收听播放“敌台”，会不会有什么麻烦，会不会惹火上身，会不会有一天被公安抓起来？我担心得要死。可是看郑小弟那副悠然自得，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我也就没有话说了。

从此以后，每天下午放了晚学，郑小弟就在家里打开收音机，我们也每天前往围观收听，无遮无拦议论着世界大事。

郑小军的吉它再也没人听了。他是不是还在自弹自唱没人留意了，他被郑小弟的收音机完全掩没了。

郑小弟这么大声播放了好多天，从来也没有招来什么麻烦，不仅公安没出现，连医院的院长都懒得干涉。我为他担着提着的心才淡下来才慢慢放下。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对郑小弟的这件事居然没人理没人管有所醒悟，有所理会，才知道，那时我们的社会已经悄然地或者也又明显地变了，变得更开明，更开放了。

四

我小娘在马鞍山金笔厂工作，在1990年也许是因为在中国，做金笔的工厂建得太多了，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供太过大于求了，马鞍山金笔厂的金笔越来越不好卖了，几乎销不动了。

厂长和工人们都为此而忧心忡忡，焦虑不已，感到前途茫茫。

这时，不知是谁给厂里提供了一种收音机的样品。这是一款香港产的收音机，它的独特之处是特别小巧，特别袖珍，小到就做成一只耳机，如同耳机一样的收音机。

厂长见了，觉得这种产品很好，很有特色，决定仿造生产。

他们很快就生产出来了，很快投放了市场。市场反应居然非常好，人们争相购买，让金笔厂起死回生。

我的小娘就送了这样一只收音机给我。

我当时在马鞍山的硫酸厂做产业工人。

我家那时在当涂县城，离厂里有50里远的路程。

家在当涂的硫酸厂工人应该有超过100人之多，人们每上班下班，不是坐厂车，就是乘铁路上的通勤车。我开始也像他们一样。后来我就不愿意了，我觉得这样按部就班上下班没意思，太受束缚，太不自由了。

就约了10多个同我一样的年轻工友，建议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些工友听了我的建议可能想象到一大帮人骑自行车上下班，看上去多拉风啊，兴奋得一致同意了。

我们第一次这样上下班果然车轮滚滚、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特别是出城以后，我们这样一个在公路上行驶的自行车队常常引来路人好奇的侧目，汽车从我们身后驶来，有时我们还故意地不让道，令后面的汽车干着急没奈何。我们快乐地哈哈大笑。年轻就是这样，无知，肆意，粗野，自大，蛮横。

可是这样的车队没能坚持多久，特别是遇到刮风下雨，工友们一个一个就开溜又去坐通勤车了。

最后就剩了我一人！

一个人就一个人吧，我很快发觉一个人和一个车队，各有各的好处。

置身于集体会感到抱团的力量，会互相得到温暖，会不孤单。但是一个孤独的人，孤独地骑行在路途，必然地体味了个体生命在自身上的存在和流动，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存在感，更多感受到自然，感受到苍茫大地，感受冥冥的人生。它们无声，或有声，它们沉默或缄默。

我一个人这么骑着车，有时因孤独行程的漫长而陷于下意识的思考和冥想，有时却放开所有的想法一无所想一无所思地放声歌唱。当我一边骑行着车，一边大声歌唱时，我感到无比快乐。偶尔也引来路人对我好奇地张望，我看到人们对我的张望，我感到更加的快乐。

当小娘送了我收音机后，我把这只像耳机一样的收音机塞在我的耳朵里，我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一边进行我孤独的骑行。

在收音机里我听得最多的是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不知道为什么，广播里会经常地反复地播放气象报告。当我第一次听到广播里气象报告说某某点某某时风力7级，说的正是我们这里，我有些吃惊。

在此之前我在马鞍山从来没听过气象报告，我第一次听到风力居然达到7级。

在我想象中风力7级应该是一场怎样的大风啊，在我们这样内陆的地方怎么也会有7级这么大的风呢？那时我以为只有海上才会有大风呢。

我特别紧张，加紧骑行，希望赶在让我担心和害怕的大风到来之前安全返回厂里。

可是直到回到了厂里，直到预报的风时早过了，我也没有看到没有感受到我想象中的那种7级风的到来。

后来我就听多不怪了，在那段时期，6、7级的风好像每天都有播报，我完全不以为意了。

有一天我特意翻看了一下气象书，想知道7级的风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当我看到书里写道7级风迎风走不便，我合上书大笑，笑自己因为无知因为想当然，曾经被7级风的预告吓得赶紧要跑回厂。

在1991年新年元旦的下午，我依然骑着车，朝厂里走去，在路上，我依然戴上我耳机一样的收音机听广播，突然听到了一段让我无比喜欢的进行曲，进行曲合着现场观众的掌声，震撼人心地演奏着，听得我激动万分。

我从来没有为一首乐曲这么激动过。

我的心和着音乐的节奏呯呯跳动着，我脚下踩车的脚步也和着音乐一步一动地骑行着。

我第一次发现音乐原来有着这么震撼人心的魔力。

但是刚开始我没留意听，不知道曲名，回到厂里，我一直用心寻找，倾听，寻啊寻啊，最后还是在路途的广播里再次听到了这首音乐，这次我记住了，它叫《拉德斯基进行曲》！是在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里演奏的。

就是由于有了小娘送的收音机，使我听到了《拉德斯基进行曲》这样的天籁之音，也因为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从此我又开始喜欢上了倾听每年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

生活就是这样，由于一种东西，就会次第向你打开更多东西。由于一种美好，就会让你得到更多美好。

五

1994年对我也许既是一个幸运的年份，也是一个不幸的年份。

在这年我在永福县城开了一家彩扩部，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早上一开门，直到晚上要打烊，我们接待的顾客也接待不完。

人们络绎不绝排着队地来我们店里洗相，照相。

我真有点不明白了，永福看上去是那么小的一个县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消费者！

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没开门，还关着的门口就已经有许多顾客在门前等着了，见我到来满脸的喜色。

这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啊。

我为我选择来永福开彩扩部而感到幸运，觉得自己选对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不知永福人还记得1994年我们的彩扩部吗？当时在永福因为生意太好了，几乎成了永福人口口相传的一个传奇。有时我有事外出走在永福的大街上，都会被永福人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家彩扩部的老板呐，好年轻啊。那时我确实年轻，在永福人眼里却已经是一个大老板了，能不被关注吗？

我每天总是忙得饭都顾不上吃，或者吃了上顿就来不及吃下顿了，饱一餐饥一餐。

这样的生活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也已经感觉到了。不过那时年轻，身强力壮，我觉得应该不成问题，不会出问题。最主要的是，那时我对生活的理解太肤浅，太缺乏理性了。我几乎把每一天都当作一生来过，不懂得人生其实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过程。

终于，我生病了，胃痛。刚开始，不，从始至终我都不是很在意，满不在乎。

我当过兵，从过军，受过军队一整套理念的灌输教育，也接受了这种灌输教育。军队里的理念有一条就是吃苦和顽强。

我生病了，这点病算什么，捂着肚子抱病继续工作，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不管是接受什么教育，如果理解歪了，如果运用错了，有时真的很危险。

我的病被我一直拖着，太忙了，我觉得我来不及去看病，我也不需要去看病，我要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它要让我不能工作，我偏要更努力发奋，更顽强地日以继夜地工作。我认为只要我自己顽强地倔强地与之对抗，疾病就会溃败离我远去。

很多年后我才悟到，人和自然以背逆的方式抗争往往是徒劳的，更多时候其实是不应该的没必要的，得不偿失，注定要受到自然更严厉的惩罚。人的生老病死，这种自然现象，这种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结果，我们只能只应该顺应，而不应该想去扭曲，想去把它强扳过来。

因了我对疾病的无理性的抗争，胃病由最初的胃炎，很快恶化成胃出血。当我看到自己大便时拉出的柏油状物，还不知道这就是胃出血了，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已经处在非常凶险的境地，依然顶着疾病坚持工作，结果胃由小出血变大出血，终于昏倒不省人事，紧急被送进医院抢救。医生都说有点晚了，看我的造化了。

输血，止血。

我的造化似乎还行，血奇迹般地止住了，生命挽救了回来。

当我醒过来，我悄悄地流着泪，让泪一颗一颗无声地划过脸庞，我感到痛惜。

而我居然不是痛惜我的生命，却是痛惜我刚刚展开并且兴盛的事业。

我知道我这一倒下，我的彩扩部也就要倒下，不得不关张了。

这使我异常地痛惜，这使我简直不能够接受，使我泪流满面。

这时已经是1994年的年末。当1995年来到，当中国人最注重的节日春节来临的时候，医院外噼噼拍拍地炸响着鞭炮声，显得有点热烈而喧闹，更映衬出了医院的冷寂。医院的医生让所有勉强能出院的病人都出了院，回家欢度春节，整个科室几乎就只剩了我一个病人。

躺在冷寂的医院的病床上，我陷入了无比的孤独和寂寞之中，这让我害怕。我从来没有感到孤独和寂寞原来竟会这么可怕。过去我一直欢迎和愿意选择孤独和寂寞，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常常躲开所有的人，离群而居。孤独和寂寞对我是一种美妙的拥有，我享受着，我孤独和寂寞着。现在，躺在病床上，我突然发现孤独和寂寞原来那么可怕，它咀嚼着我空虚的灵魂，让我不仅只是感到疼痛。

夜已经很深了，感受到的这种孤寂令我不能入睡，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又滑出了我的眼帘。

这时门被悄悄地打开，好像是护士例行检查来了。

一位女护士，戴着白帽子，白口罩，轻盈地走了进来。我只能看清她的眼睛。这双眼睛大大的，极其清澈，像一汪泉水。

这些天来，这双泉水一样的眼睛我已经很熟悉了。

我非常地喜欢看这双眼睛，它美丽，温柔，体贴，充满关爱。

护士量着我的血压、体温，然后轻轻地帮我盖了盖被子。

我以为这些仪式结束，护士就会转身走了。

她果然就准备走了。但是这次她在走之前，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弯下腰来把它放在了我的枕边。她说，我给你带来了一台收音机，你没事的时候就听听吧。

我没有回话，只点了点头。

她走了以后，我慢慢把收音机的按扭打开，我空寂的病房里顿时柔柔地响起了来自收音机里的声音，我感觉这些声音天使一样在我的病房里美妙地飞舞、盘旋，扩散、弥漫，渐渐充盈了病房，温暖了病房，让病房溢满了各种笑脸，我感觉到了它们终于慢慢地把我的孤寂、空虚，也许还有恐慌，一点一点地驱赶走了。我感到我再一次泪流满面，这些泪水甜甜地从我的嘴唇滑过。

我把收音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好久好久也不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