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芳

〔摘要〕 语境在话语表达和意义理解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和交际情境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传统典籍在英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目的语读者语境信息缺失的问题，以及相关语境信息重构的需要。文章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三方面探讨了典籍英译中的语境重构策略，以期为如何有效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论题提供启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典籍英译;语境重构;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2-0011-08

引 言

典籍翻译是我国文化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发了译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在翻译实践层面，随着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开展，以及传统文化的重译等，中译外数量超过外译中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典籍外译的数量和语种均有所增加;在翻译研究层面，在“中国知网”上以“典籍翻译”为篇名、以2011年至2018年为发表区间进行文献检索，可以发现相关文献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5%。典籍翻译研究的日益繁荣，不仅表现在文献数量的增长上，也体现在研究主题的多元化上，如涵盖了文化软实力、少数民族典籍、中医典籍、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归化与异化、接受美学和生态翻译学等多个方面。随着典籍翻译研究往纵深化、专业化方向推进，一系列有关于翻译主体、内容、方式、过程与效果的重要译学论题应运而生。例如，宏觀层面的论题体现了研究者对典籍翻译现象的认识与反思，涵括了顺译与逆译的矛盾、“碎片化阅读”与“厚重翻译”的矛盾、典籍翻译实践与典籍翻译研究的矛盾等 [1][2][3];微观层面的论题则更多落实到典籍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包括了归化与异化的矛盾、“超然”与“嵌入”的矛盾、合理解释与过度诠释的矛盾、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矛盾等 [4][5][6]。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典籍外译是对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尤指古代文献）这类特殊文本的翻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说，典籍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跨时代性、跨地域性、跨意识性和跨文化性，而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考量因素便是语境，当前的翻译研究也“注重研究接受情境及其运作方式” [7]。目前，学界有关于语境与翻译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相对而言，专门针对语境与典籍翻译的研究仍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典籍翻译中的语境信息缺失问题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文本，对典籍英译中相应的语境信息重构对策予以探讨。

一、 语境与典籍翻译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第2版）》对“Context”（语境）一词的解释如下：解释一为“the parts of something written or spoken that immediately precede and follow a word or passage and clarify its meaning”，这一定义描述的是语篇或话语所在的内部语言环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前言后语或者是上下文;解释二为“the circumstances that form the setting for an event， statement， or idea， and in terms of which it can be fully understood and assessed”[8]（470）。此定义描述的是能使语篇或话语能够获得充分理解的外部语境，具体包括事件、陈述或大致信息的环境或背景。

在语言学领域，韦格纳（Wegener），首先提出了“语境”概念，认为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语境中才能确定，同时语境包括“说话时的客观情景、受话者能直接联想到的各种因素、交际双方对各自身份的意识程度”三个方面 [9]（3）。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文中，基于人类学实地调研的方法，将语境区分成了两种：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他指出“情景语境”是“语言表达所赖以依存的总体环境”;而“文化语境”指的是“某一人类群体的文化、生活与习俗” [10]（306）。在此基础上，英国伦敦学派的弗斯（J. R. Firth）与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学者将语境研究进一步推进，使“语境”这一概念成为语言学科的核心概念之一[11][12]。

语境在话语表达和意义理解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境信息能否有效传达、如何有效传达也是翻译实践与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更是将翻译定义为“源文本去语境化，在接受情境中重构语境的过程” [7]（146），即翻译本身就可视为语境重构的一种实践;他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本土化的实践……翻译不是对原文的复制，而是对原文的变形，这种变形是译者阐释的结果，反映的是接受者的理解水平与阅读兴趣” [13]（193）。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话语意义的有效表达和正确理解都与语境因素密不可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成为当今我国翻译工作者的一大历史使命。然而，由于受历史文化、社会习俗、交际情境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传统典籍在英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语境信息缺失与语境信息重构的矛盾，这也构成了我国翻译工作者进行典籍对外译介工作的一大挑战。

学界有关语境与翻译的研究涉及文化、情景、认知和语用等方面 [14 [15][16][17]。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语境的三维划分方式的认可度较高，即将语境划分为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中，文化语境可视为一个民族的约定俗成和潜移默化，包括这一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规范与习俗、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情景语境一般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分支。而语篇语境则侧重于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交际中的前言后语，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语言学语境。下文中，笔者以辜鸿铭英译《论语》（ 后简称辜译《论语》）为文本案例，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三个维度对典籍英译中的语境重构策略予以探讨，以期为解决典籍翻译中的实际困难提供方法论借鉴，加深我们对典籍翻译中语境重构现象的认识，并为我国传统典籍英译的实践与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

二、 辜译《论语》语境重构策略

《论语》是“四书五经”之一，集中体现了孔子教育、伦理思想以及政治主张。英译《论语》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 从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理雅格（James Legge）、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等汉学家、传教士，到辜鸿铭、林语堂、许渊冲等海内外华人纷纷对《论语》进行了翻译，迄今已有英语全译本和节译本超过60种，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针对“《论语》英译”研究，有学者利用相似矩阵系数分析了与之紧密相连的高频关键词，相似度由近及远依次为典籍英译（ 0.475） 、辜鸿铭（ 0.350） 、文化分析主体（0.337） 、翻译策略（ 0.268）等 [18]（71）. 这组数据一方面反映了《论语》英译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说明辜鸿铭作为《论语》众多英译者之一，得到了国内研究者最为广泛的关注，有其独到之处，背后的原因耐人寻思，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本文个案选取的出发点。

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被誉为“清末怪杰”，以传扬东方文化和精神为己任。在翻译领域，他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翻译了《大学》、《中庸》和《论语》。辜氏也是最早向西方译介《论语》的中国人，其译作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后来的译者如翟理思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以及蘇慧廉在翻译《论语》时均参考了辜氏的翻译。林语堂也评价过辜译《论语》具有创造性，并借用了西方名人翻译，但未曾言明“创造性”如何体现？为何要借用西方名人妙语？下文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三方面探讨其译文翻译策略，一方面窥探辜氏翻译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从个案认识典籍英译语境重构问题。

（一） 文化语境的重构

文化语境指的是语篇表达意义所在的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具体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习俗、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将中国的典籍翻译到西方世界，除了要攻克语言关外，首先面临的就是文化层面的差异问题。东西方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绎，各自形成了自身庞大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浸淫在其中的民族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化无意识，在面对异域文化时会受到或大或小的文化冲击，这正是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译者要将一种文化译入另一种文化，在其中扮演居间者的角色，既要通晓两种不同的文化，也要有建立缓冲地带的意识，适度减少译入语读者的文化心理落差，使其相对更易更快地接受源语文化信息。辜译《论语》，在文化语境重构策略上，首先是对事实性文化语境信息的补充，例如：

例1：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辜译：A blind musicteacher having called on Confucius， when they came to the steps of the house， Confucius said to him， “Here are the steps.” When they came to the mat where they were to sit， Confucius again said to him， “Here is the mat.” Finally， when they had sat down， Confucius said to him， “Soandso is here. Soandso is here.”

Afterwards，when the blind musicteacher had left， a disciple said to Confucius， “Is that the way to behave to a music teacher？” “Yes，” replied Confucius， “that is certainly the way to behave to blind people.” *

*All great musicians in ancient China were blind men. （辜鸿铭译，2013. 下同）[19]

例1大意说的是，有一位名冕的乐师前来见孔子，孔子亲自帮其指明台阶、坐席以及席间客人的身份和位置，并告诉弟子子张这就是帮助乐师应有的方式。如果只是将原文的字面意思径直译出，英语世界的读者必定难以理解，并会提出疑问：如果孔子要体现对乐师的尊敬，告知席间客人的身份尚可理解，何必还要告知乐师台阶的位置、各人坐席的方位呢？这里实际上隐含了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语境信息，即当时的乐师大都为盲人，这类信息在源语语境中默认存在，属于背景信息，只要加以明示，目的语读者便能理解。因为知悉这一条文化语境信息，同时怀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和换位意识，辜鸿铭设身处地地站在西方英语世界读者的角度，在自己的译文中添加了原文中没有直接言明的隐含信息“blind”，简单添加一词，就将“乐师多为盲人”这一背景信息前景化，并配以专门的注解（见划线部分）告知读者其中隐含的文化语境信息，填补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存在的事实性跨文化语境信息差，从而实现了文化语境的重构。

除了对事实性跨文化语境信息进行补充介绍外，在遇到空缺性跨文化语境信息时，译者也需要适时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这里论及的空缺性跨文化语境信息，指的是源语文化中存在而目的语文化中空缺的文化语境信息，辜译常见的语境重构策略是信息补充或替代。例如，《论语》中人名信息的处理，辜译就采取了如下策略：在提及古代帝王先贤时，往往会补充人物的身份信息、时代信息;亦或是与西方名人进行比拟，构建人物直观形象。

例如，在《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对晏平仲（即晏婴）身份的译介时，为了突出其“善与人交”，拥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因其人格魅力受到敬重，辜鸿铭以人物身份“another famous statesman”替代名字，并添加注释（the Sir William Temple of the time），将其比拟为英国17世纪杰出的外交家威廉·坦普尔爵士，具有直观可比性。身份替代名字在辜译中屡见不鲜，尤其是翻译孔子的弟子名字时，大都隐去其真实姓名，但颜回例外。因颜回是孔子非常钟爱的弟子，且在《论语》中多次出现，表达过重要的思想观点，所以辜鸿铭对其做了特别处理，多将其译为“his disciple， the favorite Yen Hui”。

有时候可能无法通过简单的信息增添来重构空缺性文化语境，“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添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对于他们或许会有所帮助” [20]（346）。具体例证如《论语·八佾第三》中， “哀公问社于宰我”对话情景的翻译。鲁哀公向宰我询问有关“祭社”的问题，“社”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土地神，宰我在他的回答中列举了夏、殷、周三个朝代在祭祀土地神神主时分别种植松、柏、栗作为象征物的历史案例。祭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族习俗，在夏、殷、周三个朝代，统治者通过选用不同的树种来祭社，以达到展示权力、间接向民众传达统治意志的目的，如在对话中宰我认为夏后氏以松树、殷人以柏树、周人以栗树均象征让百姓战栗的寓意。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祭社这种习俗并不存在，这便产生了空缺性跨文化语境信息差。那么译者如何在目的语中重构语境，将“统治者向民众展示权力的象征”这种信息有效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呢？辜鸿铭先将文化空缺性信息基本以直译的方式译出：

松：the pine tree，

柏：the cypress

栗：the Li （chestnut） tree

而后在注解中通过目的语文化参照，以目的语文化中的事实性信息来比拟源语文化的事实性信息，即将夏、殷、周统治者采用不同树种作为政权象征物的做法比拟为英国都铎王朝的玫瑰徽记（the “Rose” for England）和法国波旁王朝的权力象征物百合（“Fleur de lys” for the House of Bourbon in France）。这样一来，译者便通过比附文化意象重构了语境，以弥合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语境空缺信息，使西方读者能相对简单有效地理解经转换的文化语境信息。

（二） 情景语境的重构

相对于文化语境来说，情景语境是更为直接和近景的语境，主要涉及主观因素（即交际参与者）和客观因素（即时空环境）两个方面。主观因素指的是交际活动的参与主体，包括其身份、职业、思想、教养和心态等方面;客观因素指的是交际活动的时间、空间、环境等因素。主客观因素的重构是译文读者理解《论语》作为对话语录，通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而传达儒家思想的关键。

一是主观因素。在交际参与者方面，人物的角色身份是关键情景语境信息之一。《论语》中涉及的人物角色包括孔子、孔子弟子、孔子时期和以前朝代各方面的人物角色，但由于年代相隔久远，加上人物角色背景及其相互关系复杂，如果仅仅依靠文本中的信息，而不对相关情景语境进行一定描述，往往难以向读者描述清楚人物角色的具体信息。因此译者的工作除了翻译文本的字面意思，通常还需要借助相关史料、文献资料和文本自身的上下文语境等，以重构关于人物交际的情景语境，从而减轻目的语读者阅读时的理解负担。例如，以下人物角色的设定，根据不同情景语境的需要，辜译采取了差异化的翻译策略。

例2：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第五》）

辜译：Confucius remarked， “ Plausible speech， fine manners and studied earnestness are things of which a friend of mine was ashamed; I am also ashamed of such things... ”

例3：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第六》）

辜译：On one occasion when Confucius allowed himself to be presented to a princess of a State who was notorious for the irregularities of her life， his disciple， the intrepid Chung Yu， was vexed.

例2中将左丘明译为“a friend of mine”，即孔子的一位朋友，这是源语中所没有的信息。辜鸿铭基于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代志同道合的挚友这一事实信息，通过添加人物角色关系的语境信息直接标示了左丘明与孔子两者的身份关系，表明两人对“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持相同的态度，即点到为止，并未再增加对左丘明的其它介绍。而在例3中对南子的身份译介则不同，原文说的是子路不满孔子要前去见南子。孔子对此发誓：“假若我做了任何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让上天谴责我吧！”辜在译文中一方面指出南子贵为公主的身份，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其因私生活混乱而臭名昭著的事实，简明扼要地在译文中概述了该人物角色的身份和性格特点，并与后文中“子路不说”的反应以及孔子的誓言内容构成前后衔接的情节关系，让读者通过译者重构情景语境的叙述明白了其中弟子不悦和孔子盟誓的缘由。

又如，主观语境构建，除了人物角色的设定，另一大阅读障碍便是理清人物关系网。《论语》中人名众多，内容凝练，很多人物关系都是潛在信息，对于不熟悉中文文化语境的译文读者来说，很难把握住人物之间的联系，以建立主观情景语境，从而会影响译文阅读体验感。事件评论是《论语》中人物交际常见内容，这样的片段涉及人物较多，不仅有交际双方，还会有事件人物出现。例如，《论语﹒宪问第十四》中孔子与弟子围绕“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的事件进行了评论。子路，子贡先后就此事“未仁”“非仁”的看法向孔子提问，孔子就此言说了自己的看法。整个事件大意是：公子纠被杀了，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不仅没有死，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担任了宰相，这样的行为在子路和子贡看来是对主不忠。但孔子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霸诸侯，平天下，不依靠武力，而依靠仁德的力量，使民获利，值得称赞。该历史事件评论交际的双方是孔子与其弟子子路与子贡，事件人物有齐桓公、召忽和管仲。译文对原文出现的人名翻译，对应如下：

（三） 语篇语境的重构

如前所述，语篇语境侧重于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交际中的前言后语，语篇语境的重构直接影响语篇的连贯、行文的流畅。在语篇的宏观層次上，《论语》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语篇，是语录体（语录体散文），绝大多数章节体现为话语。有学者将《论语》二十篇语录细分为引述、对话、描述以及少量的叙述 [21]（26）。于是，一人引述，双人或多人对话，描述或者叙述他人话语思想既丰富了孔子儒家学说，也凸显了《论语》语录语篇结构特征。针对这一显著特征，辜氏采取了宏观的操纵策略，要么化繁为简，将众多的话语参与人进行简化，如前文文化语境译例所述，在人名（尤其是孔子的弟子）翻译时，大都隐去其真实姓名，而以身份代替;要么将被引述人分类概述：

如（《论语·微子第十八》）中列举众多乐师的姓名及其流亡的地点：“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辜鸿铭并没有照搬原文，而是将细节予以归纳和提炼，通过直接介绍句段旨意的方式， “This section merely gives the names of the famous musicians and great artists of the time” 概括大意，指出其共有的身份：流亡知名乐师;进而，透过现象看本质，解释其共同的时代遭遇 “who falling on a time of decay of art and failure of art patronage”，以及流亡命运“had to wander scattered about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反映了春秋中后期礼乐崩坏的残酷现实。译者通过对语篇宏观信息的操纵与把握，较为有效地传达了作者的行文意图，避免了大量人物、地点、事件信息的排比给目的语读者造成困扰。

在微观语篇语境方面，为了语篇的衔接，辜鸿铭运用较多的语境重构方法是指代、词汇添加、省略、替代等。例如，《论语·子张第十九》中的第四至十一节的段首语均为“子夏曰……”，辜鸿铭在第四节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而在接下来的段首中均译为“The same disciple remarked ...”来指代上文已经出现过的同一人。再如：

例7：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论语﹒宪问第十四》）

辜译：Someone on one occasion asked Confucius opinion of the character of a famous statesman （the Colbert of the time）. Confucius answered， “He was a generous man.” The enquirer asked of the character of another notorious statesman. “Why， that man！ That man！ Why speak of him at all？”

例7中先后提到了子产和子西两个人物。对于前者，辜鸿铭通过角色语境重构的方式交代了其身份，即“a famous statesman”，对于后者，译者则通过语篇语境重构（即添加代词another）和情景角色语境重构（即添加notorious）的方法重构了子西的人物语境，其中another一词的添加增强了译文内容的前后衔接性与上下连贯性。

三、 结 语

客观地说，辜鸿铭在语境重构方面的态度是严谨的，并非一味地过度添加个人主观信息，有时列举了其他译者的译文和不同理解，有时则因为语境信息不足而暂且不译。从现有研究看，尽管有部分学者对辜鸿铭英译《论语》贴有“过头”“极端归化倾向”等标签[22]，但其在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方面进行的重构尝试，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以及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如果深入考察辜鸿铭所处的时代，即西方工业文明处于繁盛期而当时的中国处于列强欺凌的衰败期，在此大背景下，要让西方读者了解和接受中国的经典文化，采取一定的语境重构策略是必要的。对于今天的译者来说，要将中国典籍英译到世界各地，既要跨越纵向的历史性语境鸿沟，又要跨越横向的国际性语境鸿沟，还需要对语篇赖以依存的情景语境和内部语篇语境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故此，对前人经典的译介案例进行剖析，以文化、情景和语篇语境为框架和视角探讨恰当的语境重构策略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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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Contex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ech delivery and comprehension. Due to the contextual factors that exist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erms of history， culture， social customs and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translators always need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context deficiency and context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By taking Ku Hongmings Translation of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elaborates on the strategy of context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e， situation and cotext. It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the efficient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context reconstruction;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