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强，余定猛

（上海公安学院， 上海 200137）

当前，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突破，基于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快速交融、叠加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大步迈进以 “智慧经济”“智慧政务”“智慧司法”“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公安”等为支撑的智慧社会，传统的社会组织架构及运行方式正不断网络化、智慧化，传统的体系内及体系间的沟通互联正不断平台化、区块化，这些都深刻影响着社会基层治理的背景和效能，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变革机遇与风险挑战。基层公安机关应当审视当前社会基层治理中存在问题，广泛借鉴智慧社会环境下网络众包等商业管理问题解决模式，在开拓公民有序参与共建共治方面谋划积极有效的“智慧化”应对方案。

一、智慧社会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变革与策略

当前，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度融合的智慧社会形态正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以智能治理、智慧服务、智慧生活、智慧生态等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总体性、体系性的生态链。其基本形态是社会元素、社会组织、社会运行以及社会成员自身的智能化和被智能化，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飞跃发展与广泛应用，逐步形成“高度被感知的社会，高度互联互通的社会，高度数字化和被精准计算的社会，高度透明的社会，高度智能化的社会。”①汪玉凯．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2）．在中共十九大上，“智慧社会”被正式写入报告，与科技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一起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期望其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巧解民生各种难题、迎接万物互联智能时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动力。

智慧社会背景下平台经济、区块经济逐渐成为主导，社会生活和日常交往日渐智能化、场景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贸易和社会交往过程呈现出智能便捷、匿名流动、虚实同构、自由高效的全新方式。以“智慧城市”“智慧经济”“智慧政务”等为支撑的智慧社会背景，在推动生产力解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正逐步推动社会组织架构及运行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社会治理结构重组及治理重心的转移，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诸多变革机遇与风险挑战。“传统那种带有地域、身份和层级的基层社会结构，面临着去中心化、去地域化、去等级化的巨大解组。与此相应，出现了大量的、随机性的、破碎性的社会问题，从网店经营、居民流动、业主维权、社区参与、村居自治到突发社会事件，以往的社区管理体制都难以及时回应，基层的行政应对能力必然会受到巨大冲击。”②马长山．智慧社会的基层网格治理法治化[J]．清华法学，2019，（3）．这需要推动传统的科层制治理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性、参与式治理模式的变革，“改变目前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事无俱细、大包大揽的工作思路，排除当前管理思维的科层化、行政化、等级化倾向，使更贴近公民意愿和利益诉求的多元社会组织成为与政府平等的合作主体，必须推进扁平化、多样化、平等化成为城市管理共享的核心价值”③陶振．城市网格化治理：运行框架、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J]．青海社会科学，2015，（2）．。而随着互联互通技术的日益精进、信息资源的爆炸式增长、社会化媒体的广泛普及以及政府数据公开的规范开放，公众能够获得、管理的信息量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这进一步激发了公众了解政府管理的意愿，并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政府管理效能，渴望参与政府管理贡献自己的智慧。

当前“智慧城市”“智慧经济”“智慧政务”“智慧公安”等智慧社会建设战略，多数起步于拥有核心资源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技术支撑以及行政化、命令强制式的顶层推动，但在其深入推进中，基层治理中所需要提供的智慧服务范围越来越大，提供智慧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越来越高。各级党委和政府多头领导、层层加码，基层社区却任务重、指标多、人员少、资源少，使得基层治理机制在应对问题与挑战时出现超载运行的状况，普遍存在基层治理机制乏力、绩效不佳等情况。基层空间多重性和共振性导致社会风险增多，基层生活流动性和智慧化导致治理机制超负荷运行等问题日渐凸显，基层治理深入推进所需的人力支撑、技术支撑、资源支撑难以为继。为此，要真正实现从智慧城市、智慧政务等框架支撑向智慧社会的整体跃迁，需要“基于流动性的社会治理变革建构起在网络结构中开展合作行动的社会治理模式”④张康之．论流动性提出的社会治理变革要求[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需要“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与手段，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提高公众参与能力”①王亚玲．公众参与：智慧城市向智慧社会的跃迁路径[J]． 领导科学，2019，（1）．，依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形态，真正实现智慧社会背景下整体性、参与式的共建、共治、共享。

二、网络众包基本概念及其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

众包是指公司或机构将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大众的做法。自2006年美国记者杰夫·豪（Jeff Howe）在《连线》杂志上首次正式提出众包（Crowdsourcing）概念以来，商业领域就开始关注利用分散的外部社会理论来解决商业组织的内部问题，为组织提供产品和服务，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杰夫·豪关于众包的概念相对简单，他提出，众包是由非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内容，消费者兼为内容创造者。后来众包逐渐演变成一种开放式的在线问题解决模式与生产模式，它利用网络，将传统由特定企业和机构完成的任务，向自愿参与的所有企业和个人进行分工，其应用主要集中于用户创新、数据生产、知识创造等环节。众包模式的出现提供了一种组织劳动力的全新方式，是利用大众智慧解决复杂问题和科学挑战的新模式。

随着众包模式的迅速发展，众包跨越了商业领域而逐渐进入公共管理领域。近年来，从城市规划方案制定到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众包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展示出了巨大潜力，已成为发达国家应对民主危机、增强政治信任的重要手段。2009年启动的美国开放式政府计划，2010年欧洲各国实施的政府2.0行动都将众包机制作为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借助众包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例如2010年海地政府运用众包模式协调自然灾害的赈灾工作，2011年利比亚政府运用众包项目进行内战后的国家重建，2012年肯尼亚政府运用在线众包平台捍卫人权、抵抗暴力等。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政府也已开始尝试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众包机制，例如北京“万创中国”、湖南“互联网+社区养老”等平台，在运用众包机制提升放管服能力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国内研究方面，王谦等探讨了政府治理众包模式的基本内涵、构建方法及现实效用②王谦，代佳欣． 政府治理中网络众包模式的生成、构建及效用[J]．公共管理学报，2014，（4）．，齐艳芬等人则从快速崛起的社交媒体视角探索了政府开放式治理的路径③齐艳芬，孙钰，张家安． 社交媒体下政府开放式治理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论坛，2016，（10）．，常秀娇认为“众包创造的民众联合完成治理犯罪任务的模式，不仅能够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强化其主体意识，还能够发挥互联网技术的固有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智力、民间资源等治理犯罪问题，这也是刑事政策社会化潮流的要求。”④常秀娇．运用“众包”模式推进犯罪治理[N]． 检察日报，2017-05-03．

网络的迅猛发展更是为众包模式的不断发展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Web2.0技术的飞速发展降低了人际交换信息、组建群体与协作行动的成本，极大拓展了政府吸收社会力量与民间智慧改善公共管理的行为边界。由中国互联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1%。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的转变，更是推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逐渐脱离社交的单一属性，具有了综合“平台”的属性，“既是传播平台，也是经营平台，同时还是人们的工作、生活、社交平台”①彭兰． "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正是基于移动互联时代的巨大商机，以美团外卖、爱零工、百度数据、阿里众包等为代表的商业众包公司均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提供了广泛的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在当前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核心是乡镇或者街道等基层政府机构、村居委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绿化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群众公益性企事业单位，治理任务上传下达，目标任务或者是下察上报或者上下驱动，而社会治理的服务对象——广大的社区群众则是被动的受益者或者冷眼的旁观者，事不关己不参与、事不利己不配合。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推动可谓是费尽九牛之力却收效甚微、好评甚微、不解甚多、微词甚多。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深入发展，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包动机、社会公民的参包动机以及对智能社区构建的需求愈发强烈，众包模式已成为未来社会共治的主要趋势。众包模式可以让社会公共管理构建起信息网、数据网、资源网，通过少量权力的让渡，让公民参与进来，给予他们说话的平台，让他们共同协商，增加了其参与感、协同感、价值感。而治理主体也可以利用这一点以增强公民的参与热情，使更多的公民参与到社会共治的行列。公民可以将自己的愿景或是得到的信息上传至数据平台，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治理主体也可以在平台上发布问题信息，征集公民意见，找到最为合理的措施并委托具有相应资格能力的公民实施。在众包模式下的社会共治中，公民在有利益冲突的事件中通常以自身为中心，公民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自身的利益从而提高对社会共治的参与热情。同时，众包模式能将不同领域的人员整合在一起，以多个角度看待一个问题，从而得出最优解决方案。

三、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众包模式的构建及其局限

（一）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众包模式的构建

借鉴众包基本概念及网络众包的常见组织形式，我们可以将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众包模式定义为：借助移动互联技术和手机等网络智能终端，将由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部分待解决的、非线性的公共事务打包，并通过特定的网络平台（专网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小程序等），面向具有一定资质的不特定人员公开发布，由后者自愿接包并组织实施的在线问题解决模式。

该模式中，中介是基于移动互联技术打造的特定网络平台，该平台的一侧是对一定地域空间内对基层社会治理负有直接责任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在其领导下的网络众包指挥决策中心，另一侧是经过初步筛选、认证或者培训并具有解决一定社会治理问题能力的个人或者团队。前者的主要任务是社会治理信息的收集、核查、研判，并提出具有目标明确、步骤清晰、要求合规的导向性具体任务，然后通过平台实时发布，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对接包人员或者团队给予总评及考核奖励。后者的主要任务是借助移动智能终端，在生活、工作中实时采集社会治理情报信息，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发送给指挥中心，接受指挥中心在线派发的工作任务，及时开展处置工作、反馈任务完成情况，并将处置过程中发现的情况信息通过平台再次报送。模型基本构思具体详见图1。

图1 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众包模型

该模型的优点是无论是信息的采集、反馈、发包还是具体问题的解决，都有决策指挥中心的参与及引导，问题解决导向性强、针对性强，模型内部的信息流动都是可控的，政府机关也不用担心过于敏感或者相关涉密的情况信息披露面太广。特别是针对一些容易引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问题解决，政府作为绝对领导者可以确保事件处理的任务分解、定向发包、过程反馈等全程可控。但该模型同样具有不少缺点：（1）对资质的要求可能会限制接包群体，使得问题的发现缺少多元性、问题的解决不够开放性、民意的代表不够广泛性，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可利用民智的有效吸纳；（2）对资质的审核、认证，以及对具体任务的解析，可能会造成问题解决过程中受到以政府为主导的“专家意见”的干涉，使得问题的解决难以突破旧有思路；（3）容易造成网络众包的形式化，使得信息的发现、问题的解决难以走出既有的政务处理模式，难以摆脱行政化、命令式的任务解决方式，影响众包任务的解决实效。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在信息的采集及任务的发包方面做一些调整：一是赋予社区内全体群众或组织直接采集信息发送至指挥决策中心的权利，确保信息的采集更广泛、观察分析更多元；二是赋予社区内全体群众或组织借助平台直接发包的权利，同时也给予相应资质的团队或者个人针对平台上的问题实时解决的便利，进一步增加众包任务的完成时效性。但是针对群众发现上报或者直接在平台上发包的问题，即使是相关资质人员或团队直接接包实时解决，决策指挥中心的指挥决策都必须存在，并根据自己的研判视情提出指导意见，当然还必须予以相应的考核奖励，以确保问题解决端的工作积极性。拓展模型基本构思具体详见图2。

图2 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众包拓展模型

该拓展模型同样还有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在社区内全体群众或者组织是否可以参与接包方面，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为何不将模型1中的相应资质的团队或个人介绍给社区内所有的群众或组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赋权和赋责的平衡问题。我们对资质不够的团队或组织直接接包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积极性和实效性有时并不是正相关关系，一项任务的解决效率可能会受到接包方能力缺陷的负面影响。我们建议，可以根据一定区域空间内社会基层治理问题的任务繁简程度、所需能力情况的不同，在平台的可视化范围内赋予不同等级人员不同的接包权限。例如，在文明城区的创建中，一辆共享单车未停放入指定的划线范围内，则该任务可以让社区内全体群众或组织实时接包，但是如果是某段道路盲道受到破坏这样稍许专业的问题，还是应该根据能力限制接包方的权限，以免因为不适当的维修对相关路段造成更大的破坏。

我们不妨对“相应资质”和“全体群众或组织”的发包资格作出更为详尽的模式构想：在这个众包平台上，提出问题的和解决问题的在实质上构成了一个线上“圈子”，圈子里所有的存在都应该予以标签化。一方面，就信息采集、发包的个体或者组织而言，其曾经采集反馈的信息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曾经发包的任务是规范的还是无序的，都可以标注在其身份信息内。这样，如果一个个体持续在平台内发布负面的、消极的、无序的众包任务，其标签将会阻碍其获得更多有资质的人关注以及帮其实时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反之则会成为圈子内部的拥趸，进而获得更多的激励和众包资源。另一方面，每一个有资质的个人或者团队都可以被标签化：曾经处置过多少起某一领域内的任务，完成率是多少，好评率是多少，经典案例是什么，等等。还可以根据其所完成任务的大小和多少形成等级划分，等级代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如果其影响力降低，代表其的能力降低，将无法进入相应的等级接受任务，无法在有效的时间里更快地获得积分，并获得相应的薪酬。

（二）网络众包在线接发包平台的技术支撑

在前述模型中，我们将接发包信息平台的物理媒介归类为互联网电脑、智能终端或者移动电话，这些是网络时代信息流转的基本载体。在具体的网络众包在线接发包平台的构建中，我们建议应充分依托当前移动互联时代的社交媒体不断拓展。当前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特别是以个性化、碎片化、情景化、互动性强为重要特征的微博、微信等新社交平台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但将信息的受众及个人偏好细分，更是将移动情景的需求感知和信息的时刻更新服务进行动态匹配，极大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深度和广度。新社交媒体所展现的上述突出特色和强大功能，打破了原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空间与时间限制，让基层事务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得到极大的拓展。

以我们当前几乎每部智能手机都安装的天气预报APP“墨迹天气”为例，我们探讨一下社交媒体在网络众包平台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在社交媒体的支持下，公众的直接发现已成为灾害天气探测与预防的重要信息来源。基于社交媒体的众包机制可促进政府与那些愿意主动提交灾害性天气报告的普通市民与市民“科学家”进行多向的、互动式的天气对话。社交媒体用户通过及时向他人传播气象灾害信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地区短时预警的约束条件下探测与预警灾害信息管理能力的不足，增强了灾害预防管理的弹性。社交媒体应用所具备的实时数据收集、分类与人群间的重新分配等功能可显著提高治理体系的效率。显然，随着社交媒体的持续发展与普及，当众包议题与社交媒体用户的现实利益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众包模式在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从技术层面探讨，需要借鉴企业众包管理平台设计的经验，来构建政府网络众包应用管理平台以及搭建相应的技术支撑体系，从而保障公众有效在线参与和政府开放式治理创新实现。我们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决策为例，探讨一下网络众包的技术路线：（1）指挥决策人员基于移动互联通信平台创建网络众包任务，并以文本内容、图像、视频等不同类型多媒体形式呈现，以适应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要求；（2）指挥决策人员选择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确定政府监测和收集信息的信息源，并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发布创建众包任务；（3）指挥决策人员通过运用先进的爬虫技术，检索特定社交媒体上与网络众包任务相关的评论或信息交互，并进行分析、处理，及时发给政策制定者；（4）基于前面阶段汇集的信息，指挥决策者观察与网络众包任务相关主题的演化以及可视化处理结果，从中选择、评估政策建议方案或者构建新政策；（5）指挥决策者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向公众及时发布和同步推送被选择的方案或制定的新政策，公民开始展开更深入的交互、评价和反馈，这是本次网络众包活动的结束，但也可能是新一轮网络众包的开始。

（三）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众包模式的局限

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众包模式的运行可能会在技术层面、组织层面与治理层面不断呈现出一定局限性，并给相关工作的持续有效推进带来诸多挑战。

技术层面，网络管理众包机制可能陷入以下困境：（1）数字鸿沟，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技术的可获得性与网络连接速度决定了公民参与众包的水平；（2）信息超载，众包产生的海量数据会分散决策者与参与者的有限认知能力，杂乱无章的数据可能导致众包项目无效；（3）数据管理冲突，官方数据、捐赠数据与众包产生的数据没有按照统一的信息管理标准进行组织，甚至存在冲突之处；（4）数据的恶意使用，尤其当问题涉及人权侵犯和冲突时，由个体提供的数据可能被其他组织滥用于违法犯罪行动。

组织层面，网络众包并非是传统组织的替代，也不是将专业工作业余化的工具。基层社会组织基于一系列稳定的、重复性和可控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网络众包模式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将外部智慧整合进专家型官僚组织之中。政府官员常常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士而将公众视为业余者，在面对由众包过程产生的群体智慧的时候，会感到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权威受到威胁。此时，政府官员的专业秘密、规范与价值观将会支配业余者的思考过程。还有官员可能担心过多的公众参与会暴露行政管理中隐藏的问题，暴露政府运行的低效率或者乏善可陈的政绩记录。更重要的是，允许大众参与问题解决过程，可能使政府组织失去对大众行为及项目结果的控制，这种失控的状态将有碍组织目标的实现。

治理层面，社会治理的网络众包可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1）众包抵制，主要涉及已有群体对公共众包项目的反对与抨击，常见的有和平抵抗、理性争论、挫伤他人参与热情、恶意阻止其他公民参与等；（2）做秀式众包，政府只想运用众包机制来吸引公众对某个议题的注意力，这将直接降低公众未来参与的动力；（3）多样性损失，真正可以解决问题或者提出针对性建议的人，以及持不同意见的人，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主张；（4）加剧社会排斥，边缘社区、边缘人员没有被充分代表或被排除在体系之外；（5）目标异化，管理者可能运用众包平台来实现政府的自身目的，如加强社会控制、将志愿者的资源制度化等，而非真正地吸收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6）不可持续的参与，基层组织对众包体系的维护缺少持续性和实效性，致使参与者缺乏充分的激励继续参与、作出有效贡献。

四、非专业警务网络众包的可行性以及模式构建

（一）非专业警务的界定及网络众包的可行性

当前基层公安工作中，非专业警务的处置占据了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以是否必须民警到场处置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将公安派出所基础工作中的以下部分定义为非专业警务：民事纠纷调解，交通秩序引导，挪车、开锁以及水电煤等物业管理方面求助，实有人口信息采集，非涉密类治安信息收集，一定区域的点线面治安巡逻，安全隐患与治安线索排摸，可疑人车物等治安要素的掌控，等等。所谓警力有限、民智无穷，这些警务的处置，我们完全可以交给具有一定资质的人员或者团队协助完成，或者对希望参与这些事务处置的人员予以一定培训就可以让其具有基本的处置能力。

在当前的基层警务处置中，我们的困境并不是缺少足够的应对力量，而是对这些力量的使用不够高效。我们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可行的解决方案两方面总结为以下四点：（1）专业力量处置非专门事务。作为执法力量的警察并未专门从事实质性和高权性的执法工作，而是大量的时间被支配于服务群众如琐碎的交通引导、纠纷调解等非专业警务。但这些非专业警务更应该交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处置力量来完成，而不是一贯的“牛刀杀鸡”。（2）辅助力量使用效率不高。在同一个区域内，治安协管员、平安志愿者、交通辅助力量、热心群众等交织存在，但是他们只是相对静态地等待着具体的任务指令或者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敢“越权”，而网络众包平台可以实时地明确告知他们身边有什么样的任务可以随时处理。（3）民众参与几乎完全被忽视。普遍的错误认识是高节奏环境下的群众都很忙，无暇关注身边的社区事务。但当前是一个碎片化时代，每个人手中的在线智能终端都是在各种网络社交平台上反复切换，而其身边各种治安信息也被以图、文、视频的方式在不断记录、发送、转载，而网络众包可以使其在碎片化的时间内实现社区服务的价值体验。（4）任务指向不明、流转不畅。现在的情况是一项任务到了民警手中即为流转终结，至于民警怎么去办理，可以交给哪些人协助开展，什么人可以尽快高效办理，均是依靠民警个人的工作思路，缺少合适的平台提供明确的任务指向。（5）缺少合理的激励措施。基层警务处置中的人浮于事、人岗不匹配等问题普遍存在，考核缺少针对性，奖惩缺少公平公正，不能很好地发挥引导作用。而网络众包平台内的标签化、资质化，完成任务量的在线数据，都可以为考核提供明确的依据。

（二）非专业警务网络众包的模型构建及实践意义

参考前文我们构建的基层社会治理拓展模型，我们尝试搭建了非专业警务网络众包模型。具体详见图3。

图3 非专业警务网络众包模型

在该模型中，以一个警务区为单位，警务区的社区民警和治安民警为核心，社保队员、平安志愿者、治安积极分子、交通协管员、村居社工以及企事业单位、小区保安为具有资质的个人或者团队，以减少该警务区降发案为目标，组成一个非专业警务网络众包的圈子。而发包任务则由三个方面组成：（1）警务区接受的市局、分局警务中台或者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下发的工作任务；（2）警务区内全体群众或者组织、具有资质的团队或者个人反映的治安问题、治安线索；（3）民警在工作中发现的治安问题或者治安线索。而派出所所综合指挥室则以技防、物防提供的信息为支撑，为民警指挥决策提供更为明确的工作导向。物防，如安装摄像头、保护性栏杆等实时监控、防护的设施能为民警提供线索，及时反映治安动态，回看案件细节等；技防，如小区门口的刷卡系统、门禁系统、卡口预警等成为社区治理的第一道防线，有效保障社区的安全和稳定。

基于该非专业警务网络众包模型，我们可以实现非专业警务处置达到任务明确、流转通畅、人员精干、处置高效、考核公正的总体要求。借助网络众包，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治安信息排摸、采集的具体标准，发布导向性明确的众包任务，让更具处理资格的人员处置相应能力匹配、人岗匹配的任务；根据在线处理任务的数据及质量来实现对社保队员、交通协管员等专业辅助力量的考核，让考核的依据数据化、透明化，让所有的工作量都可以反映为具体的数据；积极吸纳退休干部、退伍军人、其他领域从事管理工作者、热心身边治安建设的志愿者等警务区内的群众力量，在向辖区群众拓展专业辅助力量的同时，实现具体任务的在线实时解决，提升整个警务区圈子内治安协同的效率和全体组成人员的工作荣誉感。

加强新时期的基层公安工作，必须巩固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新方式新方法广泛发动、有力引领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安工作，是破解当前警力不足、基层警务日益繁重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首届进博安保总结会上，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龚道安以自己做所长时由几个民警管理一个乡镇来举例说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并严正指出当前我们连自己身边的警务辅助力量都用不好的事实。智慧公安不只是向新技术、新装备要警力，更应该是向技术后面的人要警力，向智能互联环境下的广大人民群众要警力。

承认政府并非全智全能是将众包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基本理由。①李燕． 公共管理中的众包机制: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J]． 探索，2018，（5）．随着当前高度数字化的、高度智能化的、高度互联互通的、高度被感知的、高度精准计算的社会形态不断向纵深拓展，在基层社会治理和非专业警务中引入网络众包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工作效率，是智慧社会视阈下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提高战斗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创新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震慑态势，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在智慧公安总体要求下，借鉴商业众包在技术运用、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打造立体化、信息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