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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城市公园开放性
——“开放街区化”的理念和启示

2020-04-22吕圣东

中国园林 2020年3期
关键词:城市公园路网肌理

吕圣东

严婷婷*

周广坤

开放曾经的收费城市公园是城市公共产品的价值回归[1]。公共产品的供给考虑公众的需求类型,以及供给的时效性和空间的场地特点。时间、场所、人群三者均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城市公园作为公共产品服务于城市居民,应随着社会和城市的演变发展,在空间视觉、生态功效和大众行为[2]3个方面同步做出动态更新。大众行为习惯的变化引致的空间共享与开放无疑是当前研究的重中之重。公园开放至今,学界对于如何开放有着不同的理解。

国内研究更多从管理角度理解开放公园,张红等从精细化管理角度调整上海公园开放时间[3];叶萌认为所谓开放公园,是由政府出资建造,并向全民免费开放的公园[4];侯笑鑫对公园开放后的管理提升提出了策略与建议[5];李琼从开放后公园品质的改变探讨了公益与效益的关系[6]。多数研究关注开放公园的管理优化和效益优化[7],国内关注空间开放的研究更多聚焦步行设施的不完善[8],以及步行空间网络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缺失[9-10];公园空间可步行性的研究则侧重于公园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11-14]、避难可达性[15-16],以及关注步行的健康意义[17]。

国外对于空间开放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尺度的可步行性(walkability)方面[18-21],空间类型则聚焦在街道可步行性以及邻里与各公共空间的可达关系等。从SD法(Semantic Different)[22]的关注行人主观感受类方法(微观为主),到关注客观空间状态,从城市宏观空间视角研究空间可达性模拟的方法(宏观为主)[23],研究视角覆盖主观与客观,研究尺度兼顾微观与宏观。英国行人环境评价系统的PERS法[24]也以邻里社区为目标,同Pikora、Southworth、Krizek等在可步行性方面的探索,既兼顾了主观感受(安全、美观、整洁),也关注客观空间的结构状态(连通性、可达性等)[25-27]。这些研究或是宏观城市空间客体视角,或是微观行人主体视角,但鲜有从微观空间角度研究城市公园个体开放在城市步行系统中关联度的内容。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与此同时,要强化绿地服务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城市公园原则上要免费向居民开放。”在我国推广街区制,强化步行便捷、追求健康[28]的当下,探讨公园空间的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居住区、城市公园和单位大院等城市单元空间在管理维度与设计维度上对开放性的阐释有各自的积极意义。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天府新区提出了公园城市理念以及公园、城市共生的系统观,其中如何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与公园如何开放密切相关。

1 城市公园开放的背景——城市之变

1.1 城市爆发增长引致的公园属性滞后

中国城市的发展正处在高速扩张过程中,城镇化速率在2015年达到了50%。处于城镇化先锋地位的特大城市扩张趋于稳定,中心区的规模和范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并从增量发展逐步走向存量提升。城市高速扩张的过往,使部分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失调。城市公园作为公共产品之一,在规模略滞后增长的同时,在部分属性和内涵上更存在滞后性。

1.2 旅游区“内向”管理模式引致的交通模式问题

近年来随着公园开放呼声的高涨,大量的收费公园采取了免费限时、分时开放的模式[3]。管理趋于开放化,但公园内向的状态却不曾改变,设计与现有的交通组织方式延续了原本封闭管理状态下的模式,使公园具有一定的内向性[29-30]。

1.2.1 偏离人流的入口位置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数城市公园出于管理经费与安全的考虑,采取了旅游区式的门票收费制,同时为避免开园瞬时人流对城市交通产生影响,出入口的位置往往避开十字路口等主要人流来向。过半数的上海综合性公园将主入口设置在侧临城市道路处[31](图1)。通过管理开放的城市公园,多数在清晨5:00、6:00便已开园,更有24小时“不打烊”的公园(如上海莘城中央公园)。曾经由于公园收费的限制与公园数量稀缺导致的排队入园情况得到极大缓解,原先的交通瞬时性拥堵问题也已不复存在,原参照遵循各地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车行入口的设置(《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要求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开口应大于80m等)控制公园出入口的意义已然不存。《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中“沿城市主、次干道的公园主要出入口的位置和规模,应与城市交通和游人走向、流量相适应”,明确了开放公园入口选择的基本原则。

1.2.2 与规模脱节的入口数量

景区式设计下的城市公园考虑管理的经济性,通常出入口的数量趋少,以便于控制成本与方便管理。以上海为例,规模达10hm2以上的8个中心区城市公园[31],均位于目前上海总规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内,出入口数量均为2~4个(2013年改造后的鲁迅公园入口达到8个),多数公园入口仅保证了周边道路的侧临区域可进入(表1,图2),忽略了规模与入口数量之间正函数相关的内在秩序,位置亦未能与路口人流契合,其中半数以上的入口选择了道路中部的侧邻路式(避开人流)。

图1 公园入口与城市道路的衔接方式[31]

图2 8个公园入口与路网结构

1.2.3 内向的交通流线

澳大利亚学者赛克斯娜(Siksna)针对澳洲和美国12个典型城市近150~250年间城市形态演变的研究发现,50~70m的街区最有利于聚集行人活动,80~110m是能够同时兼顾步行和机动车交通的街区尺度[32],利于步行且人性化的街区大小宜为100m左右的网络。城市空间中10hm2以上的公园,由于其内向的环形道路体系,使公园反而变成了城市步行网络的阻滞者。相较于城市路网密度的步行性,大尺度公园的步行通达性显得更为欠缺。

表1 8个公园的基本情况

1.3 中心城区公园的“易步”需求

中心城区较一般城区与郊野地区人口密度更大,而公园作为“易步”的载体意义更为重大。从中心城区用地功能角度看,在当代“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建设要求下,以较为典型的2种城市用地功能:商业商务功能和居住功能为例来研究街区规模与尺度:商业商务的尺度宜控制在0.8~1.5hm2,不宜超过2.0hm2;居住的街区尺度宜控制在2.0~3.0hm2,不宜超过4.0hm2[33]。克里夫·芒福汀提出可持续发展街区的规模和尺度应与传统欧洲城市形态一致(70m×70m~100m×100m)[34]。而我国同样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大尺度公园,步行路网密度不如城市路网的步行便捷性。以现有上海中心城区的城市公园路网结构为例,环形放射模式几近标配(图2)。作为中心区的公园路网理应与城市道路的人行道共同组成城市的步行网络系统。从城市系统的角度看,公园路网既应有作为游园交通的独立性,亦应有便捷城市步行网络的系统性,仅考虑自身环路完整而设置少量入口,实则空间上无法与城市步行系统取得最大互动与联系,出于对景致变化的追求而刻意营造的曲折园路也降低了步行穿行公园的便捷度。

当下的中心城区城市公园交通组织存在以下问题:1)曾经的收费模式下,出入口选择需要考虑对城市交通的干扰,因此位置须避开路口,导致入口往往无法与路口人流来向衔接;2)受制于管理经济性,入口的数量往往无法与公园规模相匹配;3)公园的流线组织更追求自成一体的内向环路模式,鲜有考虑公园园路作为城市步行系统组成部分的疏解、链接和易步作用。

2 开放理念与设计模式——公园之变

2.1 开放理念与特征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了关于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归属的行动,对城市街区公共空间的消亡进行了强烈批判,倡导把城市道路空间重新开放并归还给市民,让街道开放且充满生活气息[35],公园作为重要的开放空间,在开放性上应有同样的追求。城市步行空间的尺度层级性、连续性以及公共性是提升城市空间公共性和开放性的重要途径[36]。今天的城市步行系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交通价值,步行空间也从街道转向各个城市的独立空间单元,公园既是独立空间单元,又与街道同属城市公共空间。“公园城市”理念反映出的“城市生活观”提倡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指导城市公园空间模式在特征上具备更好的步行连续性与更便捷的可穿行性,与城市的步行系统有机连通。

图3 12、22hm2街区式步行模式与传统公园路网模式比较

2.2 传统公园路网模式与开放街区的步行模式比较

分别以理想状态下3×3(12m2)与4×4(22m2)的百米街区为基本单元,与同规模传统公园空间模式相比,公园中连接主园路的二级、三级园路在便捷交通中难以承担系统串联的作用,更多以二级空间串联为主,因此将与入口相连的主园路步行通道定义为可行路网(图3)。街道的步行通道数量跟随区块规模增大,虽然存在红绿灯等候,但步行空间的连续性不受阻碍,密度稳定。而内向模式的公园随着尺度的增大,入口与通道数量未同步提升,尺度越大,可行路网密度越低,开放性逐级降低,而用于内部联系的游园小路在提供公园开放性上并无助益。

2.3 传统公园空间模式向开放公园空间模式转变的途径

美国学者阿兰·雅各布斯(Allan Jacobs)在97个城市中选取了相同面积的区域进行城市肌理比较,在所有的肌理取样中,约有1 500个街道交叉口数量远高于类比对象,也为威尼斯无与伦比的步行魅力提供了量化依据:步行体验的视觉丰富程度与相同面积的特定区域内街道交叉口数量成正比,与交叉口之间的平均距离成反比[37]。当下开放城市公园的特征,应更注重公园流线系统的外部性衔接,以期达到更好的开放状态(表2)。比较纽约中央公园与以之为蓝本的上海浦东世纪公园,暂且不论目前的收费状态,即便未来分时段开放,在等同于交叉口的出入口数量上,前者衔接的入口达到了40余个,而后者仅有7个。芝加哥滨湖公园与浦东中央绿地(均位于城市中心区域),前者考虑了多向地穿行流线,后者则更注重自身环路的完整性,甚至在最初的方案实施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视了2号线地铁站的人流来向[38]。注重开放公园的交通模式与步道状态,是改善公园空间开放性的有效途径。

2.3.1 注重开放性——数量充足、布局合理的公园入口

在去收费化、管理开放的当下,承接城市人流的来向应为出入口选择的依据,而城市交通的人行与车行平行交织的特点,决定了曾经被摒弃的丁字路口、十字路口才是真正便捷进入公园的入口选择,并应充分依据道路等级人流来向判断入口的规模与等级,而地铁站与主干道的人行交点往往是人流来向的重要节点(图4),公园空间开放的当下,与人流来向和规模匹配的公园出入口位置和规模等级存在紧密对应关系[39]。

2.3.2 注重连续性——便捷步行、通达顺畅的道路模式

连续、不受干扰的自由步行是城市步行空间建设的理想目标和重要的评价内容。关注空间连续的城市空间常常能对步行者产生积极的心理作用与体验,使步行距离似乎变短,步行体验也更加轻松、有趣[40-42]。公园园路组织上,注重与周边城市步行网络的直接衔接与顺畅通行状态同样可以支撑城市维度的步行空间建设,公园路固然未必需要横平竖直的交通状态,但结构性地与城市步行网络交织,在穿行维度上提高步行体验同样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公园路网结构模式应该与外部城市肌理网络形成呼应,以此动态反映在地城市步行系统特征,服务步行市民。借鉴阿兰·雅各布斯的“1平方英里地图比较”的研究方法[43](图5),取常规大公园尺度(10hm2),以百米街区为基本肌理模数,9个百米街坊为基本单元。比较传统公园模式下的路网密度和入口数量,因无法衔接外部步行肌理而开放的公园路网结构应与外部街区步行肌理相匹配;高开放公园路网结构则需要提供更多对角线穿行路径,进而让公园步行空间较之城市街区步行网络拥有更好地开放性,路网结构状态从传统公园的回环到呼应街区步行肌理的织网,再到增加对角穿行的链网,公园开放的演进具有各自的模式特征。

表2 国内外4个公园比较

2.4 开放公园空间模式的实施方式

2.4.1 以外部城市空间步行肌理重构内部公园交通

纽约中央公园交通组织出入口位置、数量和便捷流线三要素均与外部城市步行肌理有所呼应,在空间上进一步编织、完善了城市步行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公园可进入性与可穿行性,在开放性上是中心城区大尺度开放公园的典范。从这些开放性较高的公园个例中寻找开放公园的模式是研究的重点。开放街区化的视角无疑为公园空间开放的界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技术步骤。系统化内外思考街区步行空间肌理是第一步,虽然受制于所处城市环境的步行肌理现状,但第二步以外部城市步行肌理重构公园内部交通肌理仍是空间开放的最优解。

2.4.2 构建公园空间开放度评价体系PSOA方法(Park Space Openness Assessment)

图4 公园入口城市人流衔接演变示意

图5 公园入口城市人流开放衔接演变示意

PSOA法始于对公园开放研究的空间视角,因此在考虑公园空间开放度量化评价体系构建中,不加入决策与管理维度方面的影响。为避免主观感知与客观空间的过分交织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方法的复杂性,故而研究以客观空间状态为主,暂不加入对空间美感和体验等主观感受因子,旨在紧扣空间层面,准确构建判断与外部步行肌理联系度强弱的评价方法,鉴别城市公园的空间开放度。

为促进公园空间开放度量化评价,制定指向以入口数量与位置合理性的反映可进入性指标的入口耦合度α[38],以Randall在评价郊区街道步行连通性时提出的“路线直接性比率”(Pedestrian Route Directness,PRD)[44]为公园可穿行性的借鉴和穿行度构建方法的基础,制定指向公园步行路径便捷性评价指标的公园穿行度β。

入口耦合度α:基于系统整体性的可进入量化描述,充分考虑与城市人流来向的衔接程度。确定公园周边城市步行路径节点为流点a,公园出入口直接衔接流点的入口数量为a',当二者完全呼应、全面衔接,则可视为公园内外部步行肌理完全连续,则以入口耦合度=a'/a×100%描述可进入性,峰值可达100%。

公园穿行度β:基于效率最高的穿行量化分析,定义公园穿行度为任意两选定流点直线距离为dx1,通过公园步行穿行联系选定两流点步行距离dx1',则dx1/dx1'的百分数为任意两流点的穿行度,穷尽任意2个流点的穿行度,当所有任意两流点均能直线穿行公园,则任意两流点穿行度达到峰值(不含可直接通过城市步行道路相连的两流点组合),公园穿行度=(dx1/dx1'+dx2/dx2'+……+dxn/dxn')/n×100%,是穷尽任意2个流点穿行度的加和平均数,穿行度最高的状态下,峰值可达100%。

公园空间开放度Ω为二者的叠加,可得公园空间开放度Ω=入口耦合度α×公园穿行度β=(a'/a)×(dx1/dx1'+dx2/dx2'+……+dxn/dxn')/n×100%。开放度的评价具有普适性,而开放度的数值判断标准也与公园所处空间的城市中心度呈正相关。

PSOA法主要适用于建成城市环境中已有城市公园空间开放度的评价,也可用于公园在方案设计阶段的多方案开放度比较研究,该方法涉及变量较少,因此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也可扩展用于单独地块在城市步行网络体系中开放程度的评价。PSOA法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模式化设计公园带来的开放度与街区尺度的不协调性。

城市公园空间维度开放的构想,看似与公园本身宁静、安逸的空间特征存在一定矛盾,但近乎全步行化特征的城市公园交通特点决定了二者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设计层面的多元手法[45-49]应用,可兼顾开放通达与幽静空间的并存,即便在极限状态下,开放路网状态切割的空间单元尺度也能保证幽静空间的尺度[47]规模。

3 结语

仅靠管理开放改变曾经单一内向的“旅游区”式公园状态,并不能真正全面阐释开放的意义。公园作为游憩目的地的意义是基本属性,实现与城市步行街区肌理的有机衔接,从空间角度演绎公园开放性是党中央和人民的进一步要求与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园城市的开放理念号召曾经封闭管理、内向布局的城市公园应对城市高密发展需求,应如有机生命体般适应、改变、优化内外环境,更好地服务城市、服务步行体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绿色、开放、共享。

致谢:感谢同济大学匡晓明副教授、同济规划院陆勇峰总工对本文研究的帮助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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