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曼妮

郑文俊*

胡露瑶

王 荣

中国园林的演变是一个非单线进程[1]，从整体化认识向特定时段、特定地域转向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取向[2]，对历史语境下园林及其表征的再解读是探寻规律、形塑新物的重要途径[3]。桂林山水园林作为自然山水园的重要形态，表现出独特的审美倾向，形成了以自然山水审美为主调的园林景观体系和地方风景营建范式，其园林审美文化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现实指导意义。既有研究对桂林山水园林的相关美学探讨主要集中于山形水势[4-7]或山水诗画[8-9]，以风景园林视角来分析审美表现和园林意境的成果匮乏。通过对《临桂县志》《粤西文载》《桂林石刻》等历史文献的文本分析，梳理桂林山水园林的审美发展历程，探讨审美发展规律及本质原因，总结山水园林审美特质与人文化进程，为桂林城市风景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是对岭南园林史及中国园林史研究的丰富和补充。

1 桂林山水园林审美文化的形成背景

1.1 桂林山水园林的概念界定

园林分类并非一个绝对的标准，从基址选择来看，桂林山水园林当属“天然山水园”的划分[10]；陈从周教授在《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中将桂林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等列为“名胜园林”[11]；林广臻等依据营建主体将桂林榕杉湖、西湖等归纳为岭南州府园林，并认为其具有历史形态下的初始公共性特征[12]，此概念又与周维权先生对公共园林的定义有相似之处。综合建园基址、开发模式和空间特征，将桂林山水园林定义为：依托于桂林自然山水资源或名胜古迹，各类风景建筑、人文印记、植物和物象所构成的整体景观环境，其具体表现为：以桂林地方山形水势(真山真水)为骨架，个性化的地理特征在园林构成要素中占主导地位，在尺度上没有明确的空间界限，在服务对象上具有一定公共性质。

1.2 园林审美文化的形成背景

1.2.1 园林审美原型——独特的山形水势

桂林地区喀斯特自然风貌的形成要早于人类社会的产生。大自然为桂林山水提供了美的物质基础——美的形式。喀斯特岩溶地貌所造就的独特山形水势，既是桂林山水园林的构成主体，也是其园林审美原型。岩溶地貌发育形成峰林、峰丛和孤峰，洞穴、地下河遍布，兀立的群峰之间又分布着岩溶盆地，漓江及其支流串流其间，山水景观“清、奇、巧、变”[13]，既有拔地而起的英姿，也有隽秀精致的文雅。但由于远离中央集权和开发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较长时期内这种具有美感的客观条件尚未转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秦汉以后，桂林山水的原始性自然美才开始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至魏晋，山水游赏成为一种文人风尚[14]，对山水自然之美的赏会，为山水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2 园林建设途径——自然风景的园林化

自然风景资源的多元园林化方式是桂林山水园林建设的主要途径(表1)。桂林园林营建活动，多依托于对城市内外丰富的山水风景资源。即使私家园林，也是择城中风景秀美、临近湖塘之处而建，以真山水入园。山水形态在园林美感构成中的比重决定了其园林性质和审美意识的发展方向。

2 历代桂林山水园林审美意识的变迁及阶段特征

冯继忠先生在对近2 000年的中国风景园林感受与审美发展进行深度分析后提出，中国风景园林经历了“形-情-理-神-意”5个演变阶段[15]；金学智依据时间轴线将中国古典园林美的历史行程分为“秦汉以前、魏晋至唐、宋元明清”3个阶段，并认为这3个阶段之间存在着较为分明的审美界阈[11]。通过对比发现，桂林山水园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园林审美文化在逻辑关联上与全国发展主线大体一致，但在时间线上明显晚于主线历程，具有一定滞后性[12]。

2.1 寻形赋情：原始性自然美到人化自然的初步探索

魏晋时期的桂林山水园林人地审美关系，处于“钟物不钟人”的状态，即以山水自然形态气韵的欣赏为主。唐代的桂林作为朝廷贬官流放之地，迎来了大批中原文人的入驻。这些来桂任职或被贬流放的文人惊异于奇山秀水，热衷于游览山水，抒情散怀，从而促进了风景的发现。清光绪《临桂县志》卷首《山川志序》记载：“桂林山水名天下，发明而称道之，则唐、宋诸人之力也”[16]。风景游览活动为山水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中期后，一批来桂为官的名宦诗人率先开始了人化自然的初步探索，以李昌巙、裴行立和李渤3人的园林实践最具有代表性。李昌巙开发独秀峰，是基于自然的人化修整；裴行立营建訾家洲时开始有了相地构园、遥借山水、精巧点缀的整体规划意识[17]；而李渤开拓南溪山，则是文人情感与园林的融合。

李渤，敬宗元年任桂林刺史兼御史中丞[18]，喜游山水，开发隐山六洞并为之提名、设道观，后又探幽南溪。曾作《南溪诗》《南溪诗序》《留别南溪二首》，在其《南溪诗序》中记录了他对南溪山的开拓，丘振声所著的《桂林山水诗美学漫话》中从诗歌情感及美学角度对此篇章做过解读[19]，在此笔者以风景园林的视角重新梳理。序中言：“溪左屏列崖献，斗丽争高，其孕翠曳烟，逦迤如画；右连幽墅，园田鸡犬，疑非人间。”一句“疑非人间”表达出对南溪山风景的高度赞美，但李渤认为还有更多的提升空间，便依照自己的审美进行修缮，于是“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以松竹，似宴方丈，如升瑶台，丽如也！畅如也！”其中开路、筑亭、植物造景和理水均有涉及，可看出李渤已有了自己的造园思路。关于南溪山风景的论述也不再是对景物单纯的客观描写，而是包含诗人审美想象的情思：“丽如也！畅如也！”丽，是风景的直接感受；畅，则是由感生情之后的身心体验；前者是情境，后者是心境。“丽、畅”二字点明了风景的精神作用，实现了由“景”到“境”的艺术提升。

唐代对桂林山水的欣赏由“崇尚自然，不假人工”到“凿山筑亭、疏泉引水”，实质上代表着这个时期人们对美学追求的突破，山水审美观完成了自然美到艺术美的延展。园林意识从唐初只是一种顺乎自然的稍加妆点，到后期逐渐形成趋于完整的规划思想。

2.2 重理塑神：景中取理的技术美与艺术美的双重升华

与全国主线完全吻合的是，桂林山水园林的营建规模及审美意识由唐至宋产生了巨大跨越。自唐开始，国家对粤西地区的政治把控和文治教化政策便开始同步进行，并以任命地方官吏的方式具体执行，如李昌巙、柳宗元等在桂办学，兴儒家礼乐[20]。南宋朝廷更加注重对粤西地区的文化整合，宋代文人将理学带入桂林地区，在景观营建中注重景中取理，格物致知。

宋代桂林山水园林的人工化、精细化程度远超于唐。如安抚使程节重修唐代桂州城之东城楼，并更名为湘南楼，为当时桂林的地标式建筑[21]。程节还在叠彩、伏波、独秀三山之间建有八桂堂，八桂堂具有完整的园林形态，在布局和空间处理上也颇为独到：庭院楼阁堂室齐备，并利用一组对称式建筑将空间分割为前庭与后庭，前庭有开阔的“平湖”，后庭有园圃、土丘，水中设有洲岛[22]。而明性见理的认知提升，加之他们大多颇具文学造诣，所建景观普遍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建造灵感来自于民谣、诗篇、民间传说或是向人们传达一些哲理，如范成大修骖鸾亭，是源于韩愈的“飞鸾不假骖”；伏波山蒙亭，相传由时任广西经略使吴及所建，李师中为之起名，并作《蒙亭记》，寓意启物之蒙，昭彰于世人[23]；黄邦彦的《重修蒙亭记》亦云：“亭蒙于外显于内，晦而明，暗而彰，其理固然……”

宋以后的园林营建与审美中，主观因素和艺术化加工痕迹明显加重，园林所体现的精神文化性进一步增强，融入了丰富的哲思与审美联想。

2.3 意蕴相生：诗中有画的园林审美意境生成

明清，桂林山水园林发展进入了相对全面和丰富的时期。明政府为加强对广西地区的统治，设广西行省，封靖江王，修靖江王府于桂林城中心独秀峰下。靖江王府“宫殿朱邸四达，周垣重绕”[24]，花园则以独秀峰山体和月牙池为核心，布置有大量园林建筑，是为桂林地区唯一的王府园林。

经历了多民族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涵化，明代的桂林山水文化、山水文学发展迅速，汪森曾言“明世登春秋两闱者甚众”，印证了这个时期山水文学的兴盛[8]。文化教育的繁荣引起了山水园林发展的一个重要质变——造园主体由来桂官吏转向广西本土文人。自魏晋以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深受隐逸文化影响，私家园林便是在这种心理定式影响下将隐逸意识物化到园林山水的杰作，在进退之间，成为城市与山林的折中载体。清代桂林地区所建的私园，无论是从造园手法还是审美思想都已趋于成熟，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思、山水意趣和意境之美。意境属于美学的深层次范畴，对造园者的文化内涵有极高要求，清代桂林山水园林的成就，便来源于造园者普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桂林本籍画家罗辰建芙蓉池馆，罗辰诗书画均擅，著有《芙蓉池馆图》《桂林山水图》1册(共33幅)及《芙蓉池馆诗草》[25-27]。又如著名的李氏三园：诗人李秉礼建西湖庄，其弟画家李秉绶于叠彩山建环碧园，其子李宗瀚擅长书法，在榕湖东建拓园。

清代桂林私家园林中唯一留存至今的，便是唐岳所建的雁山园了。唐岳曾在道光年间科举考中解元，精于诗文。在设计建造雁山园时，他还邀请了山水画家农代缙相助，合二人之力对雁山园进行了从总体到局部的精细构思。园内山石水体天然形成，建有涵通楼以藏书会友，还有碧云湖舫、澄研阁、花神祠，以及再现田园生活的稻香村。整体风格古朴自然，不假人工，充分体现出桂林山水秀、奇、险和幽的特点[28]。以真山真水为背景的独特优势加上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手法堪称我国历史上特有的大型自然山水园林。

从城市中的山水园林，再至集游憩、会客、居住于一体的私家园林，可谓是将文人群体对隐逸山林脱离俗世的追求同对山水之美的欣赏结合到了极致。这个时期的桂林山水园林，暗含“居尘而出尘”的文人理想和诗中有画的园林意境美，并在体量、色彩和造型上与青山碧水幽洞相和，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

综上，桂林山水园林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经3个重要时期，发展过程具有明确的阶段性特征(表2)。

表1 桂林山水园林主要建设途径

表2 桂林山水园林审美发展的阶段特征

3 桂林山水园林审美特质

3.1 以自然为本源

园林之胜，唯山水二物。在真山真水中建构起来的桂林山水园林，体现出遵从自然的审美特质。这一方面体现在风景开发活动中对桂林山水特色的准确把握，桂林山形小巧秀美，水系蜿蜒曲折，园林建筑体量轻盈纤巧，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桂林园林营建一直以山水优先，以人工补形胜之不足而不显人力之能，山势处理、水景形态、建筑尺度与地理环境深度契合，形成了具有较强适地性的景观营建模式。

3.2 整体的环境观

桂林山水园林体系作为人居环境的大背景，整体风景形态和谐统一。山浮绿水、水绕青山的景观格局，将闹市与幽山、城市与郊野2个不可调和的对立空间进行综合，使其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山水之间，人居于其中而游于其中。除王府园林与私家园林外，桂林山水园林多为开放性布局，边界的消除扩大了风景的感知范围，使园林不仅仅作为独立的艺术空间来欣赏，还与自然万物共同构成一个复合的审美环境。

3.3 丰富的审美联想

园林意境的欣赏是一个物我交融的过程[29]，审美主体通过联想的方式将个人情感、思想体悟赋予现实景象，从而传达出特定的感知信息。

1)作为主体实景要素的桂林山水形态本身具有一定的象形美，能够产生一定的审美引导。鹦鹉山蹲坐似鹦鹉，宝积山山坳奇石堆垒如珠宝，月岩远望如明月高悬……象形美为山水园林奠定了浅表层次的审美形象[6]。

图1 中国风景园林的5个阶段(吴曼妮改绘自参考文献[15])

图2 桂林山水园林审美发展历程(吴曼妮绘)

2)园林虚景对实景的补充与提升。时分、气象的流动，园林植物的季相变化，为山水园林带来了因时而异的虚景，使园林审美体验极具“即时性”和“当下性”，给予游人广阔的想象空间，激发审美主体的能动性。著名的元桂林八景和清续八景都离不开云雾烟霞等虚景的加持。

3)园林构景的艺术加工。在桂林寺观园林中，形态各异、风格独特的摩崖造像通过引起人们的惊奇、崇敬、畏惧等心理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起到教化民生的功能，突出了宗教教义，同时大大丰富了桂林的山林景观。

4)园林景题的点景。桂林山水园林景题形式多样，含记录、描述、象征、表意和用典5种命名手法。如四望山销忧亭，“山名四望，故亭为销忧”[30]，四望山与销忧亭二名出自东汉诗人王粲的《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 既描述出了该山山石奇特，“四望之下，乱石纵横”[24]的景观环境，又借用诗文，使视觉感知升华为丰富的心灵体验。又如象山“水月洞”，该洞东西通透，空明如月，宋诗《和水月洞韵》记之为“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该命名将月光、水色与洞景相结合，在引人联想的同时突出了该景点的特征，并营造深远的意境。

4 结语与讨论

1)与中国风景园林主线对比(图1)。桂林地区的园林营建活动开始较晚，发展周期短，发展速度较快，但同样具有渐进性、层累性[31]。历代桂林山水园林营建活动完成了自然风景环境向生态人文环境的过渡，其园林审美意识的发展是人文性和艺术性不断递进的过程。

2)依据园林营建特征和审美关注点的不同，桂林山水园林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寻形赋情、重理塑神和意蕴相生3个阶段(图2)。第一阶段：寻形赋情。自唐开始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自觉审美达到了一定高度，逐渐引申出了改造自然、人化自然的艺术追求，并对景物赋予情思。第二阶段：重理塑神。宋元，山水园林发展迅速，造园技艺和艺术性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景观中主体情致逐渐浓化。第三阶段：意蕴相生。明清时期，随着美学思想的进步，逐渐成为具有浓郁诗情画意和人文内涵的艺术胜境。

园林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美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既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外化，也是历史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折射，造园方式和园林审美特质是形塑地域园林景观特色的关键所在。桂林山水园林构建于真山水、大天地之中，随自然与人文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略成小筑、足征大观”的风景营建范式，园林审美表现出以自然为主调，注重整体的环境审美观和丰富的审美联想。当代及未来的桂林园林建设应延续遵从自然的低影响开发模式，将人文环境纳入自然山水风景之中，并以保持地域审美特质为城市景观风貌的控制原则。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城市发展的生态、文化等综合需求，进一步强化山水园林的人文内涵、城市整体园林系统的游憩服务功能，以及生态功能及美学功能，展现时代精神与良好的地域风景园林形象。

致谢：感谢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凌世君副研究员对本文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