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石桃，岁盼盼

(1.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2.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道路和制度。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学界对于中国民主建设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文献学角度对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建设研究进行总体回顾和分析，无疑对未来的民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建设研究文献的体量较大，本文试图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79—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17171篇有效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建设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动态发展进行梳理，以期为中国民主建设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工具

(一)文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文献来源，检索来源选择“期刊”，选择专业检索，检索条件为“T1=民主”，检索范围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经济与管理科学，其中，《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于1992年首次推出，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在1998年首次推出，经过对文献质量与数据全面性的综合考量，期刊来源在1978—1991年选择全部期刊，在1992—2018年期刊来源选择核心期刊+SCI来源期刊+CSSCI+EI来源期刊。 按以上条件共检索到文献20377篇， 经过人工剔除了会议综述、发言稿、书评、新闻报道、重复记录、无作者文献以及其他不属于民主建设研究领域的文献，最终筛选出17171篇有效期刊论文作为分析样本。

(二)研究工具

本文的研究工具为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该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的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1]。本文在对CNKI数据库的17171条文献数据的计量分析下，对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建设研究发展演进历程、研究热点和趋势做了梳理，同时结合分析数据描述了该领域发文量较多的学者、机构等外部特征。

二、整体发展的知识图谱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

中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1979—1984年，发文量较少，处于起步阶段，发文量在150篇以下。第二阶段为1985—1991年，发文量有较大幅度上升，从1985年的140篇大幅上升至1991年的677篇，在此期间学界对于民主建设研究给予了较大关注，处于初步探索期。第三阶段为1992—1999年，因此阶段选取文献质量总体高于1979—1991年，因此，与1979—1991年间的文献无较大对比性。在1992—1999年间，我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的发文量虽略有起伏，但总体增加，处于缓慢增长期。第四阶段为2000—2011年，在此阶段发文量呈井喷式增长，并在2009年达到发文量928篇的最高点。第五阶段为2012—2018年，此段时间内，发文量仍旧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发文量总体呈逐年下滑态势，反映出我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的研究已趋于稳定成熟，处于反思发展期。总体而言，通过对发文量进行年度统计，可以较好地展示40年来该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历程。

图1 1979—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领域历年发文量(篇数)变化

(二)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

运行Citespace，以一年为一个时间切片，选取每年发文量排名前50的研究人员，结果如下页图2所示，在图2中，圆的半径代表了作者发文量的多少，圆的颜色由内及外呈由浅及深的变化，颜色越深代表作者开展研究的时间距今越远，反之则代表作者研究的时间距今较近。从发文量上看，1979—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学者为虞崇胜(30篇)和许耀桐(30篇)，排名前10的学者还有任中平(24篇)、佟德志(23篇)、刘世华(23篇)、宋连胜(21篇)等。从发文时间上看，1979—2018年间，较早对该领域展开实质性研究的学者有殷叙彝、贺培育、包心鉴、王贵秀等学者，大多数高发文量作者开展研究的时间距今不远且具有连续性。从合作程度上看，根据Citespace分析结果以及图2可以得出结论， 我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研究者的网络密度较低， 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较低，多数人都属于独立研究，研究力量较为分散。

图2 1979—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研究核心作者分布图

图3 1979—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主要机构分布

从发文机构上看，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主力是高等院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其中，1979—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机构首先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89篇)，其次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83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81篇)和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3篇)。研究显示，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网络密度只有0.0007，仍处于密度较低的状态，各个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也不够密切，合作较少。从图3中可以看出， 机构之间的合作比较密切的大多是同一个院校的二级院所之间的合作以及同一地域的高校间，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三)高被引文献分析

下页表1统计了1979—2018年间，中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被引用数排名前10的高被引文献，林尚立的《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被引用716次，居于首位，从表1高被引文献的内容分布上看，有7篇是以协商民主为研究主题，且引用数排名前6的也全部是有关协商民主研究的文献，其他高被引文献的研究主题还包括师生关系、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互联网时代的民主等。有关协商民主的高被引文献集中于2003—2005年，该阶段，我国民主建设研究开始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题，因此协商民主研究文献也呈井喷态势，引用数量相对比较集中。

表1 1979—2018年中国民主建设研究被引量前10的文献信息表

三、研究主题的聚类分析

本文借助CitespaceR5.4.1以1979—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领域的关键词为分析对象，设置时间切片为1，阈值在绘制时序分布图谱时设置为Top10 ，在绘制聚类图谱时设置为Top50 。运行软件生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建设领域的关键词时区视图、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列表，以及关键词聚类视图，以探寻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主题与热点的演进过程。

(一)演进脉络

利用关键词生成时区视图可以分析国内民主建设研究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将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主题及其演进脉络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反思与重建期(1979—1985)。这段时期主要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民主建设的反思，以及民主制度恢复发展的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文献计量统计显示(见图4)：此段时间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民主”“工人阶级”“四人帮”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的重大命题，主张采取各种措施继续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一时期，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学术界积极倡导民主与法制观念，对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及党政分开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来看，解放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研究的主线。1985年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为调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邓小平提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3]，从此开始给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主权，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大量的企业也开始实行民主管理。文献计量研究显示：在这一时期民主建设研究的主要关键词有“民主党派”“民主集中制”“企业管理”“政治体制改革”“厂长负责制”等。

2.研究拓展期(1990—2000)。这段时期主要致力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民主制度建设进行研究。文献计量显示(见图4)：这段时期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民主政治”“村民自治”。 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国内出现了极左思想的回潮。针对国内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回潮，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对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滞后论、协同论和寓于论等不同的学说[4]。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急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然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对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5]。此外，这一时期，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步，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使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基层民主形式的创新如“温岭恳谈”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

3.稳定发展期(2001—2011)。这段时期主要是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文献计量显示(见图4)，这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主要有“党内民主”“协商民主”“民主执政”“民主监督”等。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总体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利益群体多元化问题日益凸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更加强烈，维护社会公正稳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协调社会矛盾，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众多措施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行城乡“同票同权”、拓宽民主监督渠道、规定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等，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重大进步。以党内民主建设为重点，强调民主执政，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保障。此段时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开始引起我国学界的重点关注和研究，西方协商理论对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此外，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于协调社会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图4 1979—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研究演化路径的知识图谱

4.深化发展期(2012—2018)。这段时期主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新举措、新气象，以及西方民主发展的新动态，如民粹主义浪潮等问题的研究。文献计量显示(见图4)，在该阶段我国民主建设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主要有“群众路线”“选举民主”“人民政协”“习近平”“民粹主义”等。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人民观新的内涵，丰富发展了人民民主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6]。同时，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全面深入推进从严治党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大力推进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些广泛深入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促使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以英国脱欧事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也此起彼伏，引起了我国学界对西方民主发展的现实困境、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民主建设的警示意义的进一步反思和研究。

(二)主要内容

运行Citespace5.4.R1，阈值设置为Top50，对关键词进行聚类，使用LLR作为聚类命名的抽取方法，得到的聚类图谱中有493个网络节点(N=493)，3317条连线(E=3317)，网络密度为0.0274(Density=0.0274)，Modularity Q的值为0.4331，表明网络的模块化效较好。 最终导出8个聚类，其中#7聚类规模过小，不具有分析意义，最终选取7个聚类作为分析对象。这7个聚类大体上反映了1979—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研究五个大类的主要研究内容。

1.类I：对“文化大革命”民主建设失误的反思及民主制度建设的恢复重建研究

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包括#1“王、张、江、姚四人帮”，该聚类的主要内容有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封建主义等。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文革”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对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生活进行恢复和调整，该阶段的研究多是围绕“文革”对中国民主法治的重大破坏和重建，以及对“文革”中反革命集团行为的批判和反思展开。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学界重点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突破口等，但在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路径等方面仍存在不同意见和论争[4]。学界深入反思了“文革”时期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不讲民主的深层原因[7]，如权力运用的实用主义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敌我问题交织不清问题[8]，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根源[9]，等等。

2.类II：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研究

主要包括#0协商民主、#3党内民主、#4政治体制。聚类#0的关键词主要有“民主政治”“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参与式民主”“法治”“群众路线”等。聚类#3的主要关键词有“党员”“党组织”“党内民主建设”“民主执政”“民主集中制”等。聚类#4的主要关键词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主理论及体系。针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认识，学者们提出中国不能简单走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其中，有学者提出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倾向主张用西方民主政治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另一种倾向则借口西方民主的消极面反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也不能停步不前，而是要积极发展适应我国国家性质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10]在制度建设意涵上，有学者提出：“把民主制度建设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通过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公平正义，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使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现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生命力所在。”[1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独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历史和经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三制”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再到浙江“温岭恳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贯穿于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在现阶段，中国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将可避免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12]。有学者则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并且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3]。

3.类III：中国民主的多领域和多层次发展研究

图5 1979—2018年中国民主建设研究的网络知识图谱(关键词聚类)

4.类IV：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研究

主要包括聚类#5，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民主改革”“国共合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确立下来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学界从历史研究的视域出发，总结了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相互合作、共同奋斗的历史，认为其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18]。改革开放后，各民主党派依靠政协等平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职责，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迎来了极为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学界对此聚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发展与巩固，以及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功能的研究等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对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五种能力”建设、制度的效能论等内容，着眼于新时代多党合作实践的现实需要，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有学者认为“从功能和成效的角度看，多党合作制度的效能主要反映了政党制度的主体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履行政党功能，特别体现了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总体状况和最终成效”[19]。有学者提出“必须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工作机制，增强民主党派监督实效；完善党际协商，扩大有效政治参与；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20]。

5.类V：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实践及其发展研究

主要包括聚类#6，主要内容有“社会党国际”“社会民主党”“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民主主义是各国社会党以及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前，西方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倾向于资本主义改良的政治路线，妄图通过和平方式利用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由民主社会主义又一次改为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西方社会党执政的实践中，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保障人民权利，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所推行的政策本质上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政策，因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本质区别。

表2 1979—2018年国内民主建设领域关键词聚类标识

(三)研究趋势

对我国民主建设研究文献样本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探测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转变，图6展现了2015年以来中国民主建设领域的研究趋势转变方向。分析表明，我国民主建设领域的研究日益向基层治理、互联网、全面从严治党、基层协商民主等研究主题转变，整体趋势是向制度化、法治化、信息化、全球化四个方面发展。

1.制度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2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党的十八大民主话语体系中作为民主建设的重点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其地位、性质、制度、主体、领域以及要求等进行了详细阐释，形成了党的较为全面系统的协商民主理论和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拓宽各类协商渠道，开展各领域广泛协商，构建协商民主体系，并对此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划和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明确了“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使协商民主由“形式”上升为“制度”。坚持“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2]强调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推动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标志着将协商民主建设扩展到社会协商、公民协商等领域。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研究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

2.法治化：社会治理中的民主法治化研究

“嘿，嘿嘿，新郎新娘究竟是谁呢？我暂时不说，现在我们共同完成一个节目，击鼓传花。鼓呢，就是我手中的脸盆，花呢，田同志，把你的红头巾解下来当花吧。我停下手中的汤匙，花在谁手上，谁就得表演节目。我这有半公斤水果糖，谁表演得好呢，就奖谁一粒，我数了一下，正好有35粒，糖全吃到嘴里，甜到心里，我就宣布谜底。同志们说好不好？”

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逐渐浮现，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面对种种社会矛盾冲突，民主有利于人民公共参与, 从而有利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化解[23]。而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最终是要服务于有效推进和实践民主，因此，如何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是关键。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必然要在整个国家治理过程中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随着改革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寻求治理和民主的有效均衡是中国经验的核心要素，明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4]，通过优化政府治理实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性，在发展渐进式民主中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由“民主法制”到 “民主法治”，由注重制度内容建设到将提升民主实践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契合，是新时期不断深化民主制度建设的实质和规律认知的重点方向。

3.信息化：新技术环境下民主建设的新挑战及其应对研究

互联网已经成为新时期民主建设的最大变量，如何让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最大增量，同样是未来中国民主建设研究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现实，互联网勾连起的虚拟社群成为一种真实的社群存在方式，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也由此面临挑战。一方面，网络作为一种信息媒介技术，具有天然的反专制、促民主的属性[25]。有学者指出，“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升级，媒介权力的作用方向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由以往的政治统治集团及其机构垄断的‘权威主导’逐渐向普通民众参与传播的‘草根主导’方向逆转”[26]。大数据时代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能够弥补网络民主的不足。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民主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即加剧网络民主中既有的信息鸿沟，推动技术垄断的形成，有可能造就数据霸权，有可能架空网民的民主权利[27]。已有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民主。本杰明·巴伯认为，“民主与信息技术之间往往难以兼容，技术既可能加强民主，也可能削弱民主。考察技术与民主关系时要注意‘什么样的技术’和‘什么样的民主’。如果人类想要技术服务于民主，而不是损害民主，那么必须在政治上而不是在技术上做文章”[28]。辛德曼指出，“因特网并没有消除政治深化的排他性；取而代之的是，它正将排他性的障碍设置从政治信息的生产转移到政治信息的过滤层面”[29]。我们怎样理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了公民的政治表达？新技术环境下政府如何回应社会的诉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给政治生活带来何种机遇和挑战？这些都是新时期必须要加强研究的重大问题。

4.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建设的新问题和新趋势研究

中国民主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世界政治发展的一部分，未来中国民主建设的研究，更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随着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运动、美国特朗普总统选举获胜、法国民族主义崛起、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极端事件的轮番上演，经济全球化视域下的民主建设日益受到关注。有学者尝试提出“将西方的全球化与民主理论研究改造成关于国家参与全球化与分配性政治的关系的研究”[30]。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首先要明确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定位，“后发国家需要改变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净获利的定位，既需要为全球化确立起国内政治民主整合的适宜机制，也需要为国际社会贡献平等发展、公正分利的民主智慧。”[31]对中国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既要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中受益，又要迎接挑战，规避消极、负面的影响，建构顺应世界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价值观念体系？经济全球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的形成暴露了西方民主的无奈与终极危机，其既有经济根源，也有政治和人口等根源。林红指出，西方民粹主义话语政治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建构“人民”，定位“人民”的敌人，进而确立“人民”对“其他人”的二元世界观，这种话语政治凸显出一种反抗性特质。民粹主义的挑战与主流政治精英的围剿周而复始，正是西方政治深陷其中的真正困境[32]。此外，西方民粹主义对新兴经济体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有鉴于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如何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

图6 2015—2018年我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的关键词

四、基本趋向和拓展空间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的17171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1)从研究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建设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的发文量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研究质量不断提高，反映出中国的民主建设研究逐渐发展成熟。(2)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层面看，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数量不断扩展，其中，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成为主要的研究机构。但从研究合作上看，中国民主建设研究的各大机构之间缺乏广泛的合作，有限的合作也仅局限于处于同一地域性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还需进一步扩展。(3)从研究主题上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色和实践性取向，研究主题的变迁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具体实践历程，以及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具有较强的契合性。(4)从研究趋势上看，研究热点日益从理论向实践转变，越来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点从宏观逐渐转向微观，越来越关注民主的微观实践和具体的民主建设机制研究，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将继续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经验研究的重点领域。未来关注的整体趋向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更加突出微观民主建设研究。基本维度和重点主题是突出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法治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研究。(5)从研究方法上看，从规范研究走向实证研究，定量的研究方法开始得到重视，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国际化发展程度不断提高，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和互补问题也日益凸显。(6)从研究视角上看，从单一的政治学科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逐渐介入到重大民主议题的研究，催生了许多创新性的成果。可以预见，随着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未来民主建设研究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对于未来民主建设研究的拓展空间而言，本文认为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民主建设领域重大问题的跨学科、跨领域交叉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而来，新技术革命和大型新技术公司的发展将对现行政府管理模式和政治运行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新技术公司已经渗透到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代政治学的很多基础性概念、假设和理论(如国家能力、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都与20世纪的大工业时代密切相关。但随着新技术应用对政府、私营企业、民间机构和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这些理论和概念都可能被改变甚至彻底颠覆[33]。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中国的互联网每天都产生着海量的数据，将网络中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关数据利用起来，对于测量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满意度以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在法律允许的空间内合理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有价值的数据，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来源，对于中国民主建设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注重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经验发掘、规律总结和理论提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独特经验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基层群众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深”[34]，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众多极具中国智慧的民主实践成果，要注重在研究中发掘“中国故事”。此外，广大研究者要深入基层，积极开展调研实践，发现人民群众在基层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有价值的经验。与此同时，要特别重视对基层实践的规律性总结，在具体性、个案性、独特性中发现一般性、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科知识的增长，进行理论提炼和提升，提出具有创新性、科学性的理论概念、理论模型、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正如俞可平所说：要“使政治学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学普遍原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