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焕静

摘 要：民族地区参与或承办的国家级重大活动通过电视直播，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带来新的机遇，植入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并通过电视解说解释和传达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与内涵，是媒介事件中少数民族文化呈现的具体体现。基于媒介事件的特殊性，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同时受地方、国家和技术三者的影响，使其表现为以下特征：以文化吸引为策略塑造地方形象、“国家”符号的在场以及媒介形态对文化的形塑。

关键词：媒介事件;符号;电视解说;文化吸引;国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02-000-04

“媒介事件”由大众传播学者戴扬与卡茨在1992年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提出，具体指“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可以称这些事件为‘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甚至‘文化表演”。[1]通过现代传媒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是媒介化社会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徑。近年来，民族地区所参与或承办的国家级的重大活动通过电视直播，颇具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在媒介事件中集中展演和呈现。媒介事件的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的特征，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媒介事件之机，讲述少数民族的历史起源、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文化故事。

本文结合201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黔东南分会场直播、奥运圣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递和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三个具体案例，对媒介事件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展开讨论。

一、媒介事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

2008年奥运火炬在贵州凯里站的传递，少数民族特色尽显。凯里是黔东南州首府，全州有苗、侗、汉、布依、水、瑶、壮、土家等三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苗族侗族聚居较为集中，历史悠久，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奥运火炬在凯里传递当天，贵州卫视与贵州公共频道对传递活动进行现场直播，时间长达5小时，黔东南电视台进行并机直播，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火炬传递的盛况。黔东南电视台及时向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贵州电视台传送新闻画面，使奥运火炬传递的电视新闻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央电视台综合新闻频道、奥运频道和北京电视台与观众见面。[2]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北京奥运火炬接力传递的第46站，火炬祥云在苗族山寨之中进行传递，少数民族特色文化通过电视屏幕呈现在全国乃至世界观众面前。

民族体育盛会是全国各民族共同的盛大节日，开幕式在大型体育赛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欢迎仪式，颇受社会各界关注。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由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体育频道和英语新闻频道对其进行现场直播，其中融入了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2018年“央视春晚”黔东南分会场，侗族大歌《尽情欢歌》、歌舞《太阳鼓》、《对歌对到日落坡》等节目在“春晚”舞台上亮相，并向全球直播，展示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传递浓郁的民俗风情文化和少数民族质朴的生活气息。

（一）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植入

符号是文化的精髓所在，浓缩了核心的价值理念，承载着重要意义。媒介事件着重呈现少数民族特色符号，使其成为容易被识别、传播和记忆的重要文化元素。2008奥运圣火传递中，贵州12个世居少数民族的一名代表光荣地成为奥运火炬手，他们以民族的方式迎接奥运圣火。在2018年“央视春晚”黔东南分会场演唱歌曲的阿幼朵和蝶当久，均为贵州本土少数民族歌手，他们是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人。晚会上的群众演员也都是各村寨精挑细选的民族歌师、民族工艺匠人和各类非遗传承人等“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3]文化的传播，人是重要的元素。人是文化的携带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艺术家和文化传承人出现在媒介事件中，舞台上的他们是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外界对少数民族的想象和确认。

无论是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载歌载舞和夹道欢迎的少数民族群众，还是舞台上和竞技过程中的表演者，他们都身穿民族盛装，这是少数民族身份和历史文化的一种标识。服饰是承载文化的重要符号，以苗族服饰来说，族群起源与迁徙、部落图腾、日常生活等都被“写”在服饰上，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蝶当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他的演出服装经过多次修改，每个细节都是苗族的特色，可以说从头到脚把苗族文化穿在了身上。[4]苗族银饰也是极具辨识性的民族符号，在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2000多个身着盛装的苗族姑娘突然涌现舞台中央，她们头上闪闪发亮的银饰汇聚成一片银色的海洋，画面给出了银饰的特写镜头，其景象令人赞叹。

2018年“央视春晚”黔东南分会场主舞台的设计上，肇兴侗寨最具标志性的鼓楼无疑是舞台的亮点;在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伴随着民族歌舞的演绎，风雨桥、鼓楼作为背景若隐若现;奥运圣火传递的起跑仪式在郎德上寨举行，这里的特色建筑吊脚楼也通过电视进入人们的视野。建筑符号蕴含着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故事，以风雨桥为例，它被称为侗族建筑三宝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精湛的工艺和神奇的民间传说，是贵州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二）电视解说：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传达

如果说电视画面主要是“传达性”的，那么电视解说则兼具“解释性”和“传达性”。在奥运火炬传递的电视直播中，电视解说介绍黔东南地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如郎德上寨的风土人情、特色建筑和历史文化以及苗侗同胞的服饰文化和特色歌舞。电视解说是解释和传达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确保不同背景的观众及时接收、正确理解和长久记忆。

在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演出中，每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都有主持人进行解说。伴随着电视画面的不断切换，主持人娓娓道来，讲述着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和文化故事，以及民族饰物的制作流程、工艺和文化价值等，使观众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蜡染表演时，主持人说：“年轻的姑娘们在河里成排的石中间舞蹈，她们一边漂洗蜡染，一边亲水嬉戏。蜡染在贵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尤其是蜡染制作。老幼妇孺皆会，苗族女孩从五六岁就跟着老人学点蜡花、刺绣，十三四岁就成了蜡染制作的能手，每到农闲时，家家户户都要制作传统蜡染布料，为新年的到来准备衣裳。”解说既是对画面信息的补充，又远远超过画面所传达的内容，画面呈现的是当下，是文化的外表，解说是对文化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的讲述，是对意义的提炼，更具系统性。电视发挥着向导的作用，承担着凸显、解释并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主持人通过解说对观众进行引导，确保观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准确解读。“多彩贵州”是贵州省委、省政府为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打造的文化品牌，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其重要内容。电视画面在展示织锦时，解说员在其解读中突出“多彩贵州”这一概念：“17条闪闪发亮的织锦喷薄而出，织锦上面绣着贵州17个少数民族的象征图案，闪闪发光的织锦不断向外扩散，仿佛太阳的光芒灿烂四射，璀璨的焰火再次点亮夜空，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同胞载歌载舞，共同唱响一曲多彩贵州”。电视解说突出了织锦的大气与壮丽，在强调“多彩贵州”这一文化品牌的同时展现了贵州各族人民和谐富足的生活景象。

解说者不是简单从事报幕和串联的工作，在电视仪式中，他们带动观众情绪，引导观众进入故事情节，引领观众走完仪式程序。解说者崇敬的语气、意味深长的静默、压抑或控制的声音，成为仪式的关键要素。[5]解说时而热情奔放，时而悠远动情，通过解释提炼核心文化意义，传达民族文化精髓与内涵。

二、媒介事件中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特征

（一）以文化吸引为策略

媒介事件涉及的是国家级乃至国际性事件，具有一定重大性和影响力。对重大事件的直播，往往不是一家电视台来完成，而是多家电视台并机直播的，媒介事件给别的播出画上了句号，把许多同期频道的混响合并成一条单声道。[6]媒介事件传播的垄断性是其他传播活动无法与之相比的。与此同时，报纸、网络、广播等媒体也会跟进同步发布相关信息，并延伸出更多的后续报道，使该事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的“主要事件”，削弱了同期其他事件的受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其中涉及的机构也因此获得普遍关注。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世居少数民族17个，据《贵州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贵州省88个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在全国排第四位，比重排第五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外界对贵州的定位是“老少边穷”，贵州一直处在一个信息闭塞的状况，既不了解外界的发展和变化，外界对贵州也知之甚少，对贵州的民族文化更是陌生，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非常滞后。[7]贵州全省上下对举办或参与国家级重大活动和盛会高度重视，希望借此达到大力宣传贵州、弘扬贵州民族文化的目的。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凝聚着世世代代少数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以媒介事件传播为契机，民族地区选择代表地方少数民族精神品格，反映少数民族新面貌，并部分被列入“非遗”名录的优秀少数民族文化，通过电视手段进行包装和展示，以完美的视觉效果征服观众，以文化吸引为策略塑造地方形象。

奥运火炬在凯里站的传递中，少数民族同胞身着盛装，载歌载舞，表演芦笙舞、拦门酒、锦鸡舞等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天地人和——中化颂》的开幕式文艺演出中，专门推出“多彩贵州”篇，侗族大歌、锦鸡舞、反排木鼓舞、芭莎猎枪舞、芦笙舞、蜡染、银饰等地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和民间技艺得到充分呈现，这不只是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而且也是贵州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一次对外传播和成功展示。

2018年央视春晚黔东南分会场，侗族大歌、舞龙嘘花、锦鸡舞、芦笙舞等精彩亮相，短短的七分钟被认为是一次“非遗”资源的集中展示。现场高科技舞台手段的运用，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注入了时尚元素，为了适应舞台表现的需要，设计师专门在苗侗服饰的结构和轮廓上加入了LED光线，勾勒出月牙、牛角的线条造型，与肇兴侗寨的鼓楼牛角屋檐结构呼应，增强了苗侗文化的吸引力和表现力。

媒介事件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电视既是传递事件（信息）的中介，又在媒介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中介，其视听兼备、声画结合的传播手段和突破时空的传播范围容易引来更多人对事件的关注;作为媒介事件中的重要角色，灯光、音乐、舞台设计等视听觉元素是呈现事件和文化不可缺少的手段，通过电视语言和各种技术要素，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被表现得美轮美奂，成为观众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向世界展示了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和少数民族欣欣向荣的生活图景。

借助盛事和盛会的契机，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多彩贵州”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媒介事件极大影响了大众舆论，带动事件的组织者（机构）成为媒介和舆论的焦点，人们借此机会了解贵州、认识贵州、认同贵州，这无疑是对贵州形象的一次塑造。

（二）“国家”符号的在场

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均为国家主导下的重大仪式事件，“国家”符号是无处不在的。

奥运圣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递，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第五棒火炬手展示了民族舞蹈，成为助力火炬传递的民族元素，为圣火传递平添色彩。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国家仪式，既是民族文化展示的机会，也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儿女的团结和谐的缩影。圣火传递仪式中，少数民族或身着盛装，夹道欢迎，或在田地间劳作，并不断向奥运圣火挥手致意，强化了边陲与中心的联系，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具体体现。

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是体现民族团结和谐的盛会，是用于传递“家国一体”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仪式，其核心是对全球华人的凝聚，“央视春晚”分会场的设置，旨在展现“以北京为中心，多地同庆”的节日气氛。随着歌曲《铁路修到苗家寨》的唱响，复兴号列车驶入舞台，少数民族載歌载舞，他们在新时代的幸福感和自豪感通过脸上洋溢的笑容和轻松欢快的歌舞流露出来。不同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符号和特色文化，“锦鸡”之于苗族人，有着重要的文化意涵，锦鸡是苗族同胞的命运吉星，是能给他们带来吉祥幸福的神鸟。电视屏幕上出现口衔稻穗的锦鸡，暗示少数民族生活的富足，充分展示了国家领导下的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图景。屏幕上出现的“厉害了新时代，幸福了老百姓”的条幅是对国家繁荣、社会稳定、民众生活幸福的进一步确认。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各民族的盛大节日，在开幕式上，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和谐场景与各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团结氛围也是其要传递的核心意义。开幕式“和谐中华”篇，强调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和谐与繁荣，其会歌《手牵着、心连着》将各民族仅仅连接在一起。

仪式具有“制造或维系社会整合”的功能，媒介事件具有提炼和传播社会核心价值的优势，是凝聚认同的重要手段，在社会整合、文化认同、国家形象建构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媒介事件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少数民族文化在媒介事件中的传播又通常寻求与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关联，地方话语和国家话语在媒介事件中交融并存，媒介事件发挥了强化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三）媒介事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形塑

从技术上来说，视频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根源于电报技术和摄影技术的发明，兼容口语、文字、声音、图像等符号形式。每种技术都有自己内在的偏向，文化总是以适合媒介技术的表达形态出现，媒介事件又是不同于新闻、电视剧和纪录片等节目的电视产品，其中的文化展演在符合视频表达的基础上，又受到媒介事件的形塑。

少数民族文化被搬上了电视，不意味着电视对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镜子式”还原与复制，而应看作是根据电视特征进行的再现。作为特殊的电视事件，媒介事件不仅与电视直播对事件的呈现有关，而且与大规模的、同一时刻的集体观看有关。[7]媒介事件的直播性使其突破时间的限制，而远地点性使其突破空间的限制，观众与表演者置身于媒介事件所营造的共同的仪式空间。因为观众的“在场”，构成了新时空中“传者-内容-受者”的传播单元，传统的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侗族大歌在媒介事件中直接面向广大的观众，不再是满足民族内部小范围的情感交流，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将文化传递出去，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单一的对唱的形式之外，出现了男女混声、男生合唱、女声合唱、童声合唱等更多的表现形式。内容上也更加多元化，它歌唱自然、劳动、爱情以及友谊，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2018年“央视春晚”分会场，演员们身着精美的少数民族服饰，演绎侗族大歌《尽情欢歌》，歌唱真挚的友情以及乐观与执着的生活态度，表演中还伴有民族舞蹈以及琵琶、芦笙等乐器演奏，并增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长桌宴等，这些元素的加入，丰富了侗族大歌的表现形式，增添了侗族大歌在舞台上的魅力。全国第九届少数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天籁之声》改编自侗族大歌《蝉之歌》，为女生合唱，并伴有舞蹈动作，精心设计的表演环节、舞台设计和摄像机的角度选择都是呈现《蝉之歌》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共同形塑了侗族大歌新的文化特征。

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媒介事件为契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和传播，是通过电视手段对文化特征的进一步丰富和塑造，文化以适应电视表达的形态出现，也因电视传播而获得发展。媒介事件为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建构了新的场域，使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三、媒介事件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作为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媒介事件的到来并不是作为一件纯粹出乎意料的事——像要闻插播——而是一件像假日那样人们盼望已久的事情。为了确保这种仪式框架的要旨不会在观众眼里消失，电视台不惜花几小时，有时几天，来让观众熟悉事件的形成路线、日程表及其象征符号。[8]“央视春晚”被誉为全球华人的“年夜饭”，其分会场一般提前几天确定，媒体上也会提前密集发布分会场的相关信息，内容包括分会场主办地的历史文化和著名景观、亮相春晚的地方元素、创新表演以及节目准备情况等等。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行，媒体会进行前期宣传，对开幕式直播的具体时间、频道和内容特色进行提前报道和宣传。奥运火炬在贵州传递，媒体提前两个多月进行宣传报道，从2018年3月24日奥运火炬从雅典采集火种起，截至2018年6月15日，省主要新闻单位共刊播各种形式的稿件2000余篇（条、幅）。[9]事件的时间表被提前公开，目的是制造一种节日的感觉、期待的感觉，打算进行节日收视的感觉。[10]前期宣传是对观众的邀请和提醒，同时也类似于一种指令，使观众停止日常活动而投入到这一盛大仪式中来。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体育频道和英语新闻频道对其进行现场直播，综合收视率达1.44%，海内外约1.3亿人次收看。[11]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贵州分会场创下2018年央视春晚四大分会场收视率排行第一、历年春晚分会场收视率第一的成绩。[12]

现代技术以多媒体方式直播事件，画面的直观性、声音的逼真性以及色彩、灯光等电视语言的运用，使信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各个感官系统，为观众营造出不在现场的“现场感”，观众获得一种全新的收看体验。通过电视、电脑以及移动终端，观众远程进入事件现场，见证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媒介也乐于提供给观众与参与者和见证人角色相一致的信息。观众的参与、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情绪和情感，都是我们理解媒介事件的重要补充。家庭起居室成为大众空间，个体被挨家挨户地联结在一起。他们以一种情愿的而不是随意的态度接受信息，节日电视创造更愿意接受信息的观众。[13]这意味着相关的文化信息能更有效地传递出去，有更多人了解、熟悉和认同少数民族文化，从这个角度，电视仪式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最佳时机。

对于少数民族观众来说，媒介事件能吸引他们积极地参与本民族文化的传播。首先，电视具有“文化修补”的功能，它通过对因社会变迁而断裂、缺失的传统文化的弥补，提供了丰富的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信息。[14]媒介事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展演及其意义的解读，使少数民族观众的相关知识体系会得到调整和进一步完善，这是进行文化传播的基础。其次，由于地域及心理上的接近性，媒介事件这种仪式性的大型媒介接收活动，必然聚集起大量的本土的少数民族观众，虽然各自身处起居室或其他的个人空间，但在同一时间通过媒体参与同一个仪式活动，人们获得的一致的文化感受，有助于维系族群情感，对民族认同感产生建构与维护作用，参与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主观意愿也容易因此而产生。第三，媒介事件集中呈现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仪式的盛大性和文化的媒介仪式化表达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魅力，从而产生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可以与其他文化群体平等对话，并肯定文化推广的价值意义，从而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中来。

四、结语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电视直播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手机、电脑、IPAD等多屏终端也会对电视直播进行同步传播，这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多屏终端对电视直播的介入，改变了电视直播线性播出的局限，使观众的后期多地点的收视成为可能，媒介事件进一步克服时间的不可逆和空间的有限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大为扩展，这将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前景。但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受众注意力的分散以及虚拟环境下民众表达的戏谑化也可能消解媒介事件的影响力，或使媒介事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现新的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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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沈新轩.营造舆论声势，支持火炬传递[J].新闻窗，2008年第4期.

[3]赵相康，吴家贤.春晚让黎平更美好[J].中国民族，2018年03期.

[4][12]汪枭枭.把贵州苗族好声音唱给世界听[J].当代贵州，2018年第11期.

[7][10]杜侠.浅谈貴州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J].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2期.

[11]牛志男.2011：向黔看，向前进[J].中国民族，2010年第10期.

[14]张瑞倩.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以青海“长江源村”藏族生态移民为例[J].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