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之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里面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用一只砚台。”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里面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得和我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面。”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写得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村人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摊在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文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春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前，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每到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然而他们唯一不及父辈和祖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再也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

记得我十三岁那一年，我在镇上读书。晚上的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一尺厚。第二天上课我心里都在发慌，怎么步行五十余里路回家去背馍呢？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着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二女儿要去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补习。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了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了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开往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上车，我再原路返回位于蒋村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这比我父亲冒雪步行五十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多了，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他会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供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颇不轻松，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經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财富，却偏偏心高气傲地要拼死供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选自《原下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