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之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里面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用一只砚台。”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里面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得和我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面。”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写得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村人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摊在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文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春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前，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每到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然而他们唯一不及父辈和祖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