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远

承建远东最高大厦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国际性的最大城市之一。而国际饭店则是上海繁华的一个重要标志。上海人以它引以为豪，中外人士至今仍把它视为上海形象的一个象征。

国际饭店的历史性殊荣，就在于它拥有一个“最”字。上世纪30年代，国际饭店在远东（含中国、日本、朝鲜、苏联太平洋沿岸地区）是楼层最高的一座大楼，上海人形象地称它为“摩天大楼”。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远东独领风骚达22年之久;在中国大陆它占了近半个世纪“最高”的光荣位置。因而，在世界建筑舞台上，不能没有它的席位。

国际饭店所以能崛起，人们应当感谢当年上海的新华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储蓄会的金融家们。是他们立志要为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造一座追赶世界潮流的东方最高大厦，以长4万万同胞富国强民的志气。这4家银行为建成这座大厦，不惜聚资达100万两银子。这是何等的气魄！

那么，这座在东方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厦，是由谁承建的呢？

历史记载：是当时中国年轻的建筑家陶桂林！他仅以22个月时间，拿下了这座大厦，其中包括施工困难的两个冬季和初春的雪天，而且还要包括有时供电不正常的时间。

那是什么速度？借用当代观念来表述，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速度”。

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或许还记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建筑多是杉木为主的砖木结构瓦房，最高的也只有三层。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技术，还没有传到中国。到了19lO年，上海才出现了两幢4层大楼。其时，美、英、法、日、荷等国的营造洋行，在上海搞设计、施工、承包建筑项目，开始采用钢筋混凝土建筑技术。

1932年夏天，上海四家银行储蓄会要兴建24层国际饭店（含地下2层，耸出地面22层）。这样高难度的大工程，一时间轰动了上海的中西建筑界，彼此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投标竞争。美商聚丰，英商公和、法商克令、日商三井、荷商康益等十余家洋行，都像7月早晨的鱼——浮头了。他们之间，也是既联合又竞争，一致认为，这么庞大的现代建筑工程，中国人绝无力承担，要说在投标中较量一下，那是十余家洋行之间的事。但这批洋行大老板，以胜券稳操自居，私下里频繁策划，要好好地抬一抬上海四家银行的“轿子”（所谓抬轿子，就是若干家营造商私下串通，其中有一家把标价定得很高很高，其它几家依次压低至最低限度，中标的一家从总利润中提出一部分瓜分给参加抬轿子的各家）。荷商康益洋行老板更狡猾，他暗中背着别国洋行，和国际饭店工程设计者——荷兰人邬达克勾结，要邬达克在中国业主面前做手脚，以确保康益中标。

中国人在上海办的一批老营造厂，什么康金记，余洪记，新荪记，陆根记等厂的老板，一方面抱团要和洋行对抗，另一方面暗中也抬起轿子来。中国人抬中国人的轿子，也算是一种悲剧，求财心切的灵魂，驱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充当轿夫的角色。有几家老营造厂，为在这场角逐中壮大声势，他们联合起来参加投标。

主持这次招标的是钱新之。他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人物，—个很精明能干的银行家。

钱新之审查了所有投标者的标价，不论是洋商，还是“土”商。他更注重审查各投标厂家的资质水准。

审查来审查去，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陶桂林的馥记身上。

馥记开业后的头三年，承建了“俭德储蓄会”的一幢3层新式大楼和上海宝隆医院，质量上乘。还承建了徐家汇、静安寺一带大批洋人居住的花园洋房，质量特高。陶桂林以质量求信誉，为确保最佳建筑质量，不断满足洋人的计划外要求，竟累赔了3.3万元。

1926年，陶桂林以很高的信誉，承建了永世留芳的南京中山陵第三期工程。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于1929年春竣工，质量完全达到设计标准。

1928年，广州中山纪念堂大工程公开招标，最后中标的也是陶桂林的馥记营造厂。这项工程要求极高，但陶桂林于1929年4月动工，仅以18个月时间便胜利建成，其建筑质量受到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

陶桂林还聘有一批造诣很深的高级技术人才，如留英的金福林，留美的严自强等。

审查结果，钱新之没有公开开标，就决定和陶桂林签订了合同。

在施工過程中，馥记员工在陶桂林统率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施工场地小，工期短，有关方面的种种刁难不必细说，仅技术问题就不少，如起重机就是个大问题。当时还没有100米塔式起重机，只有一台克令车（简易吊车），只能将建材吊到18米高的5层楼。员工们想出了“矮子爬楼梯”的办法，就是到了5层楼，再搭架子，将克令车送上去，从5层楼上吊6至10层的建材，以后再以此类推。馥记员工们发扬了不怕难不怕苦的精神，终于建造出当年的远东第一大厦——国际饭店。

工程全部竣工时，甲方代表、工部局代表、设计师等经过严格验收，一致认为是优质工程。从此，国际饭店的巍巍雄姿名扬天下。

小木匠自学成大才

这位声名远震的陶桂林是怎样一个人呢？原来只不过是一位学徒出身的小木匠。他1893年生于江苏南通县吕四镇（今启东市），6岁丧母，只读过三年私塾，因家境清贫辍学。陶桂林12岁跟随父亲到上海投靠叔父，后在一家木作铺当学徒。16岁时父亲去世，他只好边做工边侍奉继母维持家计。陶桂林自小就很勤奋，虽然生活很困难，总是坚持工余学习英文，自修中文。以后受聘于几家营造厂做看工和翻样师傅，24岁被美国创办的建筑公司聘去做监工、看工先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掌握混凝土建筑技术的“开山祖”之一。

陶桂林早期曾接受美商聚丰建筑公司委托，主持实施完成了该公司承包的两项工程：一是美国教会在上海建造的“中西女子学校”（主楼为三层）;二是士林西报馆工程（楼高10层）。他还协助中国人办的余洪记营造厂完成了上海邮政总局大厦工程。在完成三项新型建筑工程中，年轻的“看工先生”（即工地指挥工程师）陶桂林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指挥才能。

不久，积累了领导实施建筑工程经验的陶桂林，怀抱雄心壮志，以积蓄和银行贷款为资金，创办了上海馥记营造厂。为什么叫“馥记”呢？陶桂林年幼时的乳名叫“逢馥”，以“馥记”为厂名，是他为不辜负陶氏家族长辈对他的骥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吕四家乡亲人们的眷恋之心。

馥记营造厂开业时仅有几间平房，资金也不雄厚。但仅12年时间，就承建了上海宝隆医院、南京中山陵第三期工程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工程，信誉甚高。以后上海国际饭店的建成又为陶桂林带来了远近闻名的声誉。

正是这个陶桂林，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术团体——上海建筑协会。该协会是由陶桂林发起，得到了上海建筑界知名人士杜念秋、汤景贤等人的响应，于1930年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建筑学术团体。陶桂林以协会名义，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建筑学术刊物《建筑月刊》。创立这个协会的初衷是，顺应钢筋混凝土建筑新技术将取代中国的土木建筑这个大趋势，促进中国建筑界同仁钻研西方建筑新技术，并把西方建筑新潮和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推进中国建筑业的发展。在第一期《建筑月刊》杂志上，陶桂林发表的论文，主张要发扬东方固有的建筑技术，又要参融西洋建筑学理，以创造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建筑形式，反对在建筑业上提倡民族虚无主义。他还反省说，前些时候我们忘了祖宗，一味模仿西方，因而不能创造新的建筑方法。以陶桂林为首的这个建筑学术观点，在90年代的今天来阅读，对我们仍有着很多的启迪。

陶桂林领导的馥记营造厂还承担了不少工程：

承建上海大新百货12层大楼（即现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30年代中期承建浙赣铁路的贵溪大桥、南昌大桥：

1934年承建导淮工程，为免除苏北家乡水患，他为营造三个船闸工程投入上万员工，但因甲方沒有提供可靠地质资料，施工拖延竟赔款达30万之巨。在投入蒋坝第一期工程时，“七·七”事变爆发，工程被迫停了下来。

1937年春，陶桂林挥师西进，在承建潼关黄河大桥时，遇到山洪爆发，损失达20多万元，这时，陶桂林还坚持说：“事关国防建设，我负债也要完成这座大桥！”可是风云突变，抗战爆发，大桥工程被迫停工。

不久，陶桂林仅率百余名员工由南京撤往重庆。在大后方又重新积聚建筑力量，先后承建不少公路桥和船闸，还承建了海空洞军事工程，建造嘉陵新村、嘉陵宾馆等。

在那战争的年代里，陶桂林为克服战争带来的严重困难，重整馥记雄风，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中华民族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危亡关头，他号召和组织同行们投入了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爆发，陶桂林义愤填膺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断绝和淡海洋行及一切日商的来往，所有建筑工程概不使用日商的建材！”为了抵制从日本进口大理石，他发起创办了石料公司，经营青岛崂山出产的大理石。他的这一行动，深得协会成员的拥护和响应。

次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陶桂林立即发动协会成员和营造公会的朋友们，募集2万多个罐头送往前线。当社会募集的堆积如山的慰劳品送不到前线时，他组织协会成员拿出16部卡车，支援前线，赶运慰劳品。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上海驻军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这时，陶桂林怀着强烈的爱国心，以协会名义一面募集大宗慰劳品支援守军，一面组织千余名建筑工人开往闸北、庙行、浏河一带。为前线赶修战壕掩体。一些年轻的建筑工人还组织了“敢死队”，奋不顾身地去最前沿支援守军作战。

当江阴黄山守军急如星火地需要开凿山洞时，陶桂林便率一支建筑队伍赴江阴，投入了军事工程的施工……

“国破家何在？！”陶桂林面对日军侵占祖国大好河山的局势，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向家人和馥记员工们呼号。

抗战胜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馥记全体员工狂欢准备东归之时，陶桂林却考虑着建筑事业的大计。他让妻子、儿女先回南京，自己却经香港飞往欧洲，去考察西方国家现代建筑技术。他先后在英、美、法、加拿大等国考察，逗留有半年之久，1946年春返回南京。正当他想大展宏图之时。国内战事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1948年，全家迁往巴西开创馥记分公司。1973年，陶桂林迁居美国，担任亚洲暨西太平洋营造公会国际联合会第三届会长。

1991年金秋季节，陶桂林先生第四子57岁的陶锦硕应南通市政协的邀请，由美国回大陆参加南通市第三届海外联谊会。临行前，他来到老人身边。

“爹爹，我要回老家南通吕四去，您有啥吩咐？”儿子用一口上海话问老人。

老人默默思忖了一会儿，叹息说：“我老了。”言下之意，羡慕儿子又一次获得回国的机会，而自己年至百岁，行动已感不便。稍顷，嘱托说：“你途经上海，去国际饭店住一住。”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怎能不怀念呢！承建国际饭店工程，在百岁老人的漫长、坎坷的建筑生平史上，是璀璨夺目的一大篇章。

陶桂林逝世于1992年，享年101岁。我国建筑业名贯中西的一代大师，以不熄的生命之火，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点燃了一个时代的光亮，他启迪着后人;后人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