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雍江 臧运洪 李娜

摘 要 本研究采用單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考察63名布依族大学生的内隐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结果发现：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持积极的内隐认同态度，对布依族文化接近内隐自我认同;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和内隐自我认同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中的SC-IAT能较好测量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具体内隐认同态度与内隐自我认同。

关键词 布依族文化 布依族大学生 内隐认同态度 内隐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G7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20.01.079

Abstract 63 Buyi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was investigated by the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C-IAT）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Buyi college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implicit identity attitude towards Buyi culture; Buyi college students had an approximately implicit self-identity to Buyi cultur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uyi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identity attitude and implicit self-identity towards Buyi culture. SC-IAT in current study could effectively measure Buyi college students' specific implicit identity attitude and implicit self-identity to Buyi culture.

Keywords Buyi culture; Buyi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identity attitude; implicit self-identity

0 前言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有关族群态度以及文化认同等问题，受到研究者高度关注。近年来，采用IAT（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内隐群体态度、文化认同的研究越来越多。例如，对藏族、汉族大学生的研究表明，[1，2]他们均表现出内群体偏爱效应。对普通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存在对自身群体的内隐偏爱;[3]一项对上海本地和外地大学生的研究表明，[4]他们对各自群体表现出内隐偏爱效应。这说明人们普遍偏爱自己所属的群体。在文化认同态度方面，有研究发现，相比苗族文化，苗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态度更积极，[5]说明主流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较大。不过相较主流文化，藏族、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持有更积极的认同态度，[6，7]这说明了藏族、维吾尔族大学生受到主流文化冲击可能相对较小，仍然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积极认同态度。不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可能与不同研究关注的民族群体不同有关。

过去对内隐族群态度及文化认同的研究，多以藏族、维吾尔族等为研究对象，对其他民族关注不够。为全面了解少数民族的内隐文化态度，文化认同，有必要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研究。本研究关注的布依族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积极学习主流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交流日益广泛。与藏族、维吾尔族相比，他们与汉族的接触更密切。他们对本族文化是否还存在内隐认同？再者，过去采用IAT研究内隐态度、内隐认同的较多。[4-7]不过，IAT只能测量相对态度。比如，相较于A事物（如，昆虫），被试对B事物（如，花）是更喜欢还是更讨厌。IAT不能测出被试对某个事物的具体内隐态度。为了克服这一不足，后来发展出SC-IAT（单类内隐联想测验），Go/No-go等范式。本研究将采用SC-IAT去测量布依族大学生的内隐民族文化认同。

此外，在使用IAT或者SC-IAT等工具测量内隐认同的研究中，有的研究使用了“积极”和“消极”词汇作为属性词，[1，3，5，8]有的使用“自我”和“他人”词汇作为属性词。[6，9]本研究认为使用这两种属性词编制的IAT都可用于测量内隐文化认同，不过各有侧重。按照前人对“文化认同”的定义——它是不同文化共同体成员对所属文化及其他文化的认知与情感依附，是个体通过内群体的集体经验和比照群体的个体觉知获得的自我意识所引起的认知过程。[10，11，12]那么，使用“积极”和“消极”词汇作属性词编制的IAT侧重测量被试对文化的态度、情感倾向。按照前人对“认同”的定义——一般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辨别和取舍，从精神、心理及行为上将自己和他人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13]那么，使用“自我”和“他人”词汇作属性词编制的IAT则侧重测量文化的自我归属倾向。因此，本研究推测内隐文化认同既可包括对文化的态度、情感的内容，亦可包括对文化的自我归属的内容。本研究视前者为对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后者为对文化的内隐自我认同。基于此，本研究将使用代表布依族文化的词作为概念词，分别使用“积极词”和“消极词”，“自我词”和“非自我词”为属性词，编制两个SC-IAT测量布依族大学生内隐民族文化认同。

1 方法

1.1 研究對象

来自贵州某高校的布依族大学生63名。年龄为19.92？.07岁，男24 名，女39 名，左利手1名。所有被试的视力及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参加完实验后均获得一份礼物。

1.2 实验材料

参照前人研究，本研究将布依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作为概念词。首先收集代表布依族文化的词汇，再让布依族大学生对这些词汇的代表性进行评定，然后按照评分的高低排序，评选出得分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概念词。最后确定三月三、布依语、八音坐唱等六个词作为概念词。对于属性词，借鉴前人研究，在内隐认同态度SC-IAT中，确定了轻松、快乐、自豪等六个词代表积极意义;悲观、肮脏、可怕等六个词代表消极意义。在内隐自我认同SC-IAT中，确定了“我”、“我的”、“自己”等六个词代表“自我”意义;“他”、“他的”、“别人”等六个词代表“他人”意义。最后使用E-prime软件分别编制内隐认同态度SC-IAT和内隐自我认同SC-IAT。

1.3 实验设计与步骤

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实验自变量为任务，分为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两个水平。在内隐认同态度SC-IAT中，本研究把“D”键对“布依族文化词、积极词”做反应，“K”键对“消极词”做反应界定为相容任务;把“D”键对“积极词”做反应，“K”键对“布依族文化词、消极词”做反应界定为不相容任务。在内隐自我认同SC-IAT中，本研究把“D”键对“布依族文化词、自我词”做反应，“K”键对“他人词”做反应界定为相容任务;把“D”键对“自我词”做反应，“K”键对“布依族文化词、他人词”做反应界定为不相容任务。

测量程序均分为练习阶段和测试阶段（具体见表1），练习阶段数据不进入结果分析，只分析测试阶段数据。为防止反应偏差（以内隐认同态度SC-IAT为例），相容任务中“布依族文化词”、“积极词”和“消极词”按照1：1：2 的频率出现，使左、右按键的比率各50%;不相容任务中，“积极词”、“布依族文化词”和“消极词”按照2：1：1的频率出现，使得左、右按键的比率各50%。每次归类结束后及时反馈。判断正确在屏幕中央出现“√”，判断错误在屏幕中央出现“住保蠢〕中？00ms。内隐自我认同SC-IAT程序同此。所有被试按照ABBA顺序完成两个SC-IAT测试。

1.4 结果

参照之前的研究，对数据进行整理。[3，14]对两个SC-IAT进行信度分析，按照Karpinski等人（2006），[15]艾传国等人（2011）[3]的方法，计算出分半信度系数。本研究中，内隐认同态度SC-IAT得到的系数：r=0.67，P<0.001。内隐自我认同SC-IAT得到的系数：r=0.53，P<0.001。说明本研究中的两个SC-IAT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相容和不相容任务下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内隐认同态度SC-IAT中，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表明被试倾向于将表示布依族文化的词汇与积极意义的词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存在积极内隐态度。在内隐自我认同SC-IAT中，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低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二者间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表明被试存在倾向将布依族文化词汇与自我词联系在一起的趋势，说明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接近内隐自我认同。

此外，还需进一步计算内隐效应值（D值）。[15]本研究中，用不相容任务反应时减去相容任务反应时，得到的差值除以正确反应的反应时的标准差得到D值。并将该值与0进行单样本t检验，若D值为正，且显著大于0，说明内隐态度积极。本实验中布依族大学生的D值及其与0比较的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在内隐认同态度SC-IAT中， D值为正值，且显著大于0。说明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持积极内隐认同态度。具体看，77.78%的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D值大于0，其中有42.86%的布依族大学生内隐效应 D 值大于0.30。在内隐自我认同SC-IAT中，布依族大学生的D值为正值，与0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说明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接近内隐自我认同。具体看，57.14%的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内隐自我认同D值大于0，其中有28.57%的布依族大学生内隐效应 D 值大于0.30。

此外，为比较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与内隐自我认同是否存在差异，对认同态度的内隐效应值和自我认同的内隐效应值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t（62）= 2.62，P < 0.05。说明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和内隐自我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讨论

本研究采用SC-IAT考察布依族大学生的内隐民族文化认同。从信度系数来看，两个SC-IAT的信度均较高。从编制过程来看，本研究选用布依族的节日、活动、食物、音乐等文化符号作为概念词，能较好代表布依族文化。并借鉴前人研究，选用具有代表性的属性词，能够准确表达出积极、消极以及自我、他人意义。因此，测量工具具备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持有积极的内隐认同态度。他们倾向于优先将布依族文化词与积极评价词联系在一起。这一结果与过去一些研究结果相似。[6，7，16]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族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因而对代表自己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表现出积极肯定的态度。不过，本研究结果不同于刘雍江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不同有关，本研究采用SC-IAT测量少数民族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态度，而刘雍江等人（2013）采用EAST（外部情绪性西蒙任务）测量少数民族群体对本民族、汉族文化的相对态度。[5]从内隐效应D值的具体情况来看，77.78%的布依族大学生内隐效应 D 值大于0，42.86%的布依族大学生内隐效应 D 值大于0.30。这两个比率均低于藏族大学生对藏族文化认同内隐效应 D 值大于0（83%）、大于0.30（60%以上）的比率。[6]一定程度上说明布依族大学生对本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弱于藏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布依族大学生没有明显表现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内隐自我认同，只是接近内隐自我认同。这说明布依族大学生在心理上并没有很明显地将本族文化这一客体归属为自我的一部分。亨廷顿（2002）认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用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17]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布依族大学生将三月三、布依语、八音坐唱等象征物来表示和界定自己的倾向不明显。这可能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联结方式的变化、主流文化的冲击，布依族对本民族文化有所淡化的缘故。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和内隐自我认同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两个概念存在一定区别。本研究根据前人对“认同”及“文化认同”的研究推测，布依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和内隐自我认同都属于内隐文化认同的内容。其中，内隐认同态度侧重表达内隐文化认同中，被试对文化的情感及态度倾向;内隐自我认同则侧重表达内隐文化认同中，被试对文化的自我归属倾向。

3 结论

（1）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持积极的内隐认同态度，对布依族文化接近内隐自我认同。

（2）布依族大学生对布依族文化的内隐认同态度和内隐自我认同存在显著差异。

（3）本研究中的SC-IAT能较好测量被试对布依族文化的具体内隐认同态度与内隐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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