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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2020-04-20高文博

海南金融 2020年3期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通货膨胀金融发展

高文博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居高不下,可能成为制约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选取2004—2017年的中国省际数据,采用静态与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着重分析了通货膨胀、金融发展等金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起到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金融发展则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金融发展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此外,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通货膨胀;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03.002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0)03-0014-0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收入差距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影响到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经济增长,最终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一直我国政府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趋势。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已经由20纪80年代初期0.20左右上升至2013年的0.47,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从收入差距的类型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1978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6,到2018年仍处于3.2高位①,远高于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众多,国外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金融因素不可忽视,且金融因素对收入差距影响可能会越来越显著。因此,研究通货膨胀、金融发展等金融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通货膨胀、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通货膨胀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国外学者关于通货膨胀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由来已久,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因此也就形成了“通货膨胀与不平等之谜”。Yoshino(1993)、Bulir & Gulde(1995)等研究认为通货膨胀对收入差距存在消极的影响,即通货膨胀扩大了收入不平等。Buse(1982)、Chu et al(2000)等对收入贫困率变化衡量收入差距的研究认为通货膨胀对收入不平等没有影响。Blinder & Esaki(1978)、Mocan(1999)等人研究认为通货膨胀对收入差距存在积极的影响,通货膨胀上升反而缩小了收入差距。

国内学者就通货膨胀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樊纲(1999)、许业友(2009)、赖志花等(2016)、王凯和庞震(2019)等研究认为通货膨胀扩大了收入差距。针对这一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一些结构性的研究,黄智淋、赖小琼(2011)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发现,通货膨胀虽然长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短期内显著缩小了收入差距。黄智淋、赖小琼(2011)运用门限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当通货膨胀率低于门限值时,通货膨胀缩小收入差距,反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二)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陈钊和陆铭(2002)、章奇等(2004)、杨俊等(2005)、陈志刚和诗文明(2008)、刘玉光等(2013)及胡德宝和苏基溶(2015)等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其中,章奇等(2004)、杨俊等(2005)、刘玉光等(2013)研究认为城乡之间产业等因素的差异,使得金融发展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陈志刚和诗文明(2008)及胡德宝和苏基溶(2015)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相对收入,能够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下降主要归因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此外,陈钊、陆铭(200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水平拉大的作用并不显著。

综合来看,现有对于金融因素和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现有研究使用的数据时间较为陈旧,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我国普惠金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农村市场,农村金融有了较大发展,这些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二是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和金融发展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交互的影响。因此,本文从金融视角出发,着重研究通货膨胀、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通货膨胀、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假设与模型设置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假设

通货膨胀本质来说是一种货币现象,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对穷人的影响要大于对富人。主要原因在于,富人持有多种资产,可以通过资产配置来分散通胀的风险;而穷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名义工资收入,由于工资价格粘性的存在,其调整往往会滞后于通货膨胀。因此,通胀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就我国情况而言,通货膨胀对于农村的影响可能会大于城市。城市房产绝大多数已经市场化,城市居民拥有房產的使用权、收益权及处置权;而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收益的调整可能会滞后于通货膨胀。由此构建假设1,通货膨胀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来看,二者的传导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快速成长依赖于农村金融资源转化为城市的投资。城市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又促进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农村的产业升级较为缓慢,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较为滞后。农村居民即便进入城市之后,大多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其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二是农村城市金融发展严重不平衡。农村缺乏金融机构的网点,可以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匮乏、金融素养偏低,可以投资及意愿投资金融产品较少,收益水平有限。近些年,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其发展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的评估。由此构建假设2,金融发展也会扩大城乡的收入差距。

我们认为通货膨胀和金融发展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交互的影响,在低通胀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当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时候,资本的产出效应就会放大,持有多种资产效益就会显现;而我国农村居民非实物资产以存款为主,抗通胀作用有限,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会愈发凸显。由此构建假设3,在通货膨胀较高的背景下,金融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会被放大。

(二)面板数据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正如上文所述,通货膨胀、金融发展均是可能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受一些长期性的因素影响,从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主要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人力资本、对外开发程度、财政收入差距因素等。因此,除考虑金融因素的指标外,本文还引入一些其他的观测变量。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其中,解释变量 GAPit为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使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a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INFit代表反映通货膨胀的变量;FSit代表反映金融发展的变量;Xit表示除通货膨胀、金融发展因素以外的其他影响收入差距的观测变量;?茁i,?姿i,?渍i,为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随机误差项?着i相互独立,且满足均值为零,方差为?滓2的假设。具体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设定如下表:

1.通货膨胀率INFit:使用各省CPI的数据,构建通货膨胀指数的时序数据。

2.金融发展指数FSit:一个地区贷款的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情况,本文采用各个省份本外币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

3.城市化变量Urbanit。城市化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如果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能够通过人力资本升值或资本投资成为城市的中产阶级,就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只能在低工资的非正式部门就业,城市化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

4.人力资本指标HRit。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乡教育不均等,教育资源的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众多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有效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由于缺乏企业和个人教育支出的统计数据,本文使用我国各省高中阶段每100名学生配备专任教师数目来反映各个地区的教育水平或说是人力资本的差异。

5.贸易开放度变量TOPENit。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为促进出口,政府制定了诸如贸易许可证、配额和出口补贴等优惠措施,这些措施对收入较高的企业家有利;另一方面,贸易开放打破了垄断,加强了竞争,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因此,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净效应是不确定的。本文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例作为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

6.财政支出比例FRCit。一般而言,一个地区财政状况越好,财政支出水平越高,其可以在农村领域投入的就越高,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使用一般预算财政支出与当年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收入及支出水平的指标。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上文的指标设置,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4—2017年,数据类型为省级面板数据(见表1)。

(四)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变量的分析中,如果变量是不平稳的且不存在协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ADP、PP两种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2)表明大多数的变量在两种方法中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些变量是平稳序列。少数变量(FS、HR)在一种方法中拒绝了原假设,也可以认为是平稳序列。

三、通货膨胀、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我们以城乡收入差距(GAP)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本文选择可以体现个体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为了防止两个主要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回归2、3中,将两个主要观测变量通货膨胀和金融发展的指标分列;在回归4中,引入了通货膨胀与金融发展的交叉项,主要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回归结果显示,在回归2和4中,主要观测变量通货膨胀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或高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攀升,验证了我们的假设1。这也与赖志花等(2016)、王凯和庞震(2019)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在回归1、3和4中,主要观测变量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在-0.33~-0.27之间。说明金融发展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与我们假设2项相背离。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些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十分重视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普惠金融指数不断提高,金融结构改善。因此,金融发展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这也与陈志刚(2008)、胡德宝和苏基溶(2015)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在回归4中,我们引入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显著為正值。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我国的金融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金融发展反而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假设3是一致的。

从其他的控制变量来看,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在0.4左右,我们讲人均GDP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方程,发现回归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尚未表现出倒“U”型的特征。

代表对外开放程度的变量回归系数为负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在0.005左右,表明对外开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也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了城市,吸收了大量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缩小了城乡的收入差距。贸易开放打破了行业垄断,加强了行业竞争,也缩小了收入差距。

代表社会保障的变量回归系数正负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在0.015左右。政府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反而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政府对于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存在“欠账”,农村一直在补贴城市。

此外,城市化率与人力资本等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不够显著。随后,我们将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做进一步的回归。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稳健性检验

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考虑滞后因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而更加客观地分析解释变量及滞后因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也作为稳健性检验的对照。

由于GAPit与?着i误差项相关,即使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剔除了异质性的个体效应,依然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导致的参数估计偏差问题。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此外,方程还进行了工具变量整体有效性的Hansen检验与残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其结果通过了工具变量的整体有效性检验,同时残差序列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使用动态面板数据以后,模型估计效果有所改善,主要解释变量的变量回归系数依然较为显著。通货膨胀的回归结果为正值,通货膨胀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货膨胀与金融发展交叉项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值,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金融发展起不到缩小收入差距的功效,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动态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同时也说明了本文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城市化率与人力资本等指标的回归结果也变得较为显著,这与部分学者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居高不下,未来成为可能影响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为此,我们选取2004—2017年的省际数据,采用静态与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着重分析了通货膨胀、金融发展等金融因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通货膨胀起到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金融发展则有利于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二是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通货膨胀与金融发展交叉项表明,如果在通货膨胀背景下,金融发展起不到缩小收入差距的功效,反而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三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这可能财政的二次分配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二)政策建议

一是通货膨胀扩大居民的收入差距,这可能是通货膨胀最为重要的后果之一,这也是为什么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的核心指标。因此,我國中央银行应该继续密切关注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防止过高的通货膨胀可能产生的收入再分配偏差。二是促进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提高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引导更多资金流向“三农”领域,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三是完善政府的再分配机制,政府应当扩大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投入,提高农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破除农民在城乡流动中可能存在社会保障领域的障碍。■

(特约编辑:陈国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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