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

善于描写一个人的美，莫如宋玉。他在《登徒子好色赋》里是这样描写“东家之子”的美的：“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则太赤。”东家之子的美，真是“恰到好处”。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就不美。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恰到好处”。京戏著名演员表演，总讲究不瘟不火;优秀的歌手热情地歌唱时，情真而又能自持;工人炼钢要注意火候;做政治工作要掌握分寸。一句话：“过”与“不及”都不好。

“不及”就是“不够”，许多人都知道这是不好的;或者说这是“不够好”。“过”就是“过火”“过了头”，却往往容易被人们误认为好，说这就是“深”“透”，是“彻底”，难道不好吗？其实“过了头”，常常把好事做成坏事。事情做得一过分，就会走向反面。失眠不好，睡觉睡得着就好;但睡觉过多就可能变成懒汉。劳动好，但劳动过累，就要妨碍健康;而对健康过于注意的人，又常常会造成精神上的负担，老是疑心自己有病，结果反而把身体搞坏了。列宁说过：“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向同一方向前进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这话讲得多么深刻！

写到这里，有人会问：“依你说：一个漂亮姑娘，个儿要高，又不能太高;脸要白，又不能太白;要白里透红，又不能太红。什么事都要不长不短，不快不慢，不多不少，那岂不是变成折中主义了吗？孔夫子讲过：过犹不及。你的说法很像儒家的中庸之道。”我说：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按自己的主观，把长和短、快和慢、多和少加起来被二除的东西。自己以为“恰到好处”，其实是一种主观上的想象。我说的“恰到好处”，也不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过”与“不及”，是按孔夫子所说的标准来衡量的。

我们常说做事要恰如其分，这“分”也就是标准的意思。孔夫子认为的“分”和我们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对“过”与“不及”有自己的标准，那就是客观的实践的标准。这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按事物本身的规律办事，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寻求这个客观的标准，就要下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认真走群众路线，而且要善于在实际行动中总结出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什么情况是“过”，什么情况是“不及”，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