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044)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低速运行，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出现两种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并购高溢价的投资过度行为。据Wind数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369家公司商誉与净资产比例高于30%，73家公司高于60%，18家公司高于100%，商誉总额达到1.45万亿，495家上市公司发生了商誉减值损失，表现出明显的投资过度；其二是上市公司大规模投资金融类理财产品而导致的主业投资不足。截止到2018年底，有1201家上市公司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私募等金融产品，总金额达1.33万亿元 。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一方面增加了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1]；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发挥[2]。于是，如何有效治理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成为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有文献基于信息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等理论框架，一方面分析了代理冲突、会计信息质量、决策权分离度、内部控制质量、股权集中度、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和股权激励等公司内部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综合影响效应[3～5]；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利率市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信贷错配等外部环境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6～8]。大量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研究进展，同时也反映了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内外部因素互动的响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