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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呼兰河传》

2020-04-19任永恒

北方文学 2020年1期

任永恒

到呼兰去,实际的意义不叫工作叫就业,与那里有没有萧红无关。呼兰文化馆的一张办公桌上,除了撂着我午睡的脑袋还有一盒面友牌男用雪花膏。

文化馆在一座临街的老楼里,老到什么程度?老人们说,楼里住过日本兵呢。那天阳光正好,我同一同事站在阳台上望街,我心里盼着楼下能走过一个养眼的女孩儿。我同事跟我说:“五十年代初,我父亲也是文化馆的,他每天都在这个楼下放张桌子,给人代笔写信,写南来北往的信,那也是文化馆的工作。闲着的时候,总有一个老头儿坐在台阶上同父亲说话,后来父亲告诉我,那老头儿是萧红的父亲。”

后来读《呼兰河传》,把时间回推,我们在阳台上口中的“老头儿”也不过五六十岁吧。

刚参加工作的我,不是不知道萧红,人家也就因为我有一点常识性的阅读才分我到文化馆的。现在的文化馆似乎可有可无,当年不是这样,那里有知识分子,也是文化人打幺提气的地方。

打那以后,我常常望着一楼的台阶,幻化着一个老人默默地从远街,从从前,从《呼兰河传》中走出来,找一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找一个知道“从前”的人,打个招呼,说一些话,那些话也许在他们之间才懂。

我的同事说,张老爷子也时常说起萧红,说大丫头在家的时候……我猜,这些话题肯定出在别人也知道萧红之后,老爷子说起来会有愉悦之情的。至于父女之间的“冷漠”“逼婚”“出走”,那只是后来的“局外人”的考证了。

因为不是呼兰人,小街上没有同学或发小之类的人供我消遣,我常一个人到呼兰河边去散步,沿着这条水会进入松花江,我的故乡在松花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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