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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 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关系

2020-04-17万安伦翟钦奇

教育传媒研究 2020年1期
关键词:印刷术造纸术文艺复兴

万安伦?周?杨?翟钦奇

【内容摘要】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二,造纸术提供了新的出版载体,印刷术提供了新的出版技术,两者都是出版领域的伟大发明。它们不仅改善和提升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生产方式,同时也改善和提升了人类文明的演进范式。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在12-14世纪经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对冲破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推动欧洲文艺复兴蓬勃展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性作用。

【关键词】造纸术;印刷术;文艺复兴;历史作用

一、中国造纸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

(一)价格低廉的植物纤维纸及其制造技术传入,促进欧洲文艺复兴识字群体扩大

李约瑟说:“要不是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终结也许是无法想象的。”①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的书写载体是羊皮纸。羊皮纸的主要生产原料是羊皮,少数使用小牛皮等。每生产10张左右A4纸大小的羊皮纸就要宰杀一只羊。由于动物出生周期缓慢,动物数量有限,所以羊皮纸的制作成本极高,而且过程也比较复杂。若想写一本100页左右的书,至少要使用10张羊皮,300张羊皮才能抄录一部《圣经》。在中世纪,一部手抄的羊皮纸《圣经》,“相当于一座葡萄园的价格”。高昂的价格使大部分的平民百姓享受不到书籍这种文化奢侈品,社会低层严重缺乏购买力,只有有权势的贵族和宗教团体才有文化教育的接近权和触达权。明显的两极分化和严重的文化垄断大大制约了欧洲文化的普及与思想的交流。

公元12-13世纪,“从阿拉伯经北非到西班牙和意大利——造纸术西传完成跨海动作。”②传递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过摩洛哥再渡海于1150年到欧洲的西班牙;另一条是通过地中海进入西西里岛于1276年传至意大利,再转传到欧洲内陆各地。”③中国造纸术被传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经过推广和提升,很快就对当时的主导性出版载体——羊皮纸形成挑战。到“公元13世纪晚期,羊皮纸逐渐被植物纤维纸所替代。”④由于中国植物纤维纸的主要成分是树皮、破布等廉价原料,所以价格低廉的优势受到西班牙、意大利各个阶层的追捧。意大利由于商贸更为发达,因此受到造纸商的青睐。法比诺亚、热那亚、威尼斯、伦巴第等多个造纸中心逐渐形成,意大利也由此成为欧洲植物纤维纸的主要原产地和造纸技术的重要改良提升和中转输出之地。这为欧洲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及欧洲各地的蓬勃兴盛奠定了创新文化传播和信息流通的载体基础。

正是这种中国造纸技术的引进及廉价植物纤维纸的普及使用,使得原先只有高级神职人员和极少数贵族才拥有的知识获取权的重心开始下移。一些中下层人士甚至平民也有条件获得知识和信息,这实际上是打破了中世纪神权对人性的桎梏和对知识垄断的魔咒。由此,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社会,读书、识字的群体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了一个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文化名流和思想精英辈出的时代。思想解放、文化昌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史称“欧洲文艺复兴”。如诗人但丁、画家达芬奇、文学家莎士比亚等,让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士有了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鼓励了更多的平民百姓注重精神上的追求。英国威尔斯博士说:“即谓欧洲文艺复兴之得力于纸,亦不为过。”⑤

(二)造纸术发明扩散为印刷术提供完美匹配的承印载体,推动文艺复兴思想传播

德国人亚可布说:“我们还是靠中国人蔡伦的智慧,才能享受现在的这种便利。”⑥其实蔡伦并不是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人,现已出土的6大考古发现,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时期锁定在西汉。学术界基本认同造纸术“西汉发明,东汉蔡伦改良”说。造纸术经蔡伦重大改良后,“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⑦“蔡侯纸”因其影响巨大,以至于后世认为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造纸术经历汉代、三国、两晋500多年的发展,在东晋元兴年间(公元402—404年),由当时的实际执政者太尉桓玄下令:“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⑧中国造纸术后传至近邻朝鲜、日本及周边越南、印度等国,在盛唐时期传播到中亚,“撒马尔罕纸”名闻遐迩,而后传播到西亚和非洲。公元10—11世纪,“巴比伦纸”和“开罗纸”开始风行。终于在12世纪造纸术完成“跨海一跃”传至欧洲,最早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开花结果,尤以意大利所结“果实”最大。造纸术在中国与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形成完美佳配,传到欧洲后,在15世纪中叶又与古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佳偶天成。美国著名的印刷权威德文尼指出:“没有纸,就不可能有印刷。”⑨纸张和印刷术关系密切。“纸的广泛应用,刺激了印刷术的进步”⑩,为雕版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提供了绝佳的承印载体。

欧洲此前使用的羊皮纸(犊皮纸)具有天生的缺陷,导致其难以应用于印刷技术,这些缺陷包括:粗糙、磨损、油腻、费墨,潮湿时又松弛、管理困难。早期人们也曾尝试用羊皮纸印刷,但在羊皮纸上印的书远没有在纸质载体上印的书着墨性好、字迹清晰,由于羊皮纸油腻松弛,承印压力会使得纸张变形,所印之书往往排列很不整齐,加之成本极高,使之无法与批量印刷的印刷术达到完美结合的程度。在一本《圣经》需300只羊皮来承载的时期,即使限制纸张的尺寸,也没有足够多的绵羊来满足印刷机一周的需求。相较于羊皮纸,中国的植物纤维纸则具有原料易得、柔软光滑、吸墨性好、版面规整、承载信息量大等不可替代的特殊优势。中国之所以能发明印刷术,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最早发明了与印刷术完美契合的植物纤维纸制造技术。德国古腾堡之所以会在15世纪中叶创新出金属活字印刷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植物纤维纸及其制造技术此时在欧洲已经非常成熟,并大面积普及,更重要的是其品质非常适合印刷。正是因为有了出版载体的跨越式发展,才为出版印刷技术的台阶式跃进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这才促进了欧洲成为近代金属铅活字印刷技术的创始发明地。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完美结合,使得知识和信息复制效率极大提高,彻底改变了手抄复制时代知识生产的效率低下和差错率高之状况,与此相伴隨的是较少传抄讹误的印刷品的大量出现。古腾堡时代的印刷所投资人约翰·赛斯特,曾一次携带十多部印刷本《圣经》到巴黎大学售卖,结果却被当地手抄书行会认为“有魔鬼相助”而举报到警察局,他差点陷入牢狱之灾。十几部《圣经》就被认为非人力所能及,可以想象手抄复制的效率是何等低下。“文艺复兴初期的特点是重新翻译、编写、编印古代科学文献。”若没有印刷技术的帮助,这些都不会发生。

正是因为造纸术呼唤印刷术与之适配,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夜及文艺复兴过程中,各种进步思想和人文思潮才通过印刷复制媒介迅速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有力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快速兴起和蓬勃展开。

(三)纸张和造纸术的普及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去中心化及文学艺术的普及化

《后汉书·蔡伦传》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博物志》云:“蔡伦始煮树皮以造纸。”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发现,蔡伦改良的植物纤维纸,原料常见、容易获得、制作成本极其低廉,为纸张的批量生产和大量信息的承载提供了条件;且属性柔软,易于折叠,利于携带和传播,因此所到之处便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出版载体。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了中国的纸张、钞票等,让欧洲人大开了眼界,叹服于中国的造纸发明。植物纤维纸及造纸术传到欧洲以后,和此前的莎草纸及动物皮纸相比,有着无可替代的独到优势。由于其承载的信息量较此前的任何载体都大,加上价格低廉,书籍制作成本急剧下降,书价平民化培育出大量显在的或潜在的消费者,由此带来文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全局性改观及文化产量的爆炸式增长,所以很快引起了欧洲社会结构的巨变。

吴敬琏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两头大的分别是贫民和权贵,中间市民阶层的力量十分薄弱。社会阶层鸿沟巨大,财富与教育资源被贵族和教会严重垄断,在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的时期,社会矛盾极其容易激化,政治诉求也容易走向极端。直到中国纸张与造纸技术的引进,书本的价格大幅下降,欧洲普通群众也有了学习识字,享受精神食粮和教育的机会。“社会按旧有等级划分等级的情况减少,一定程度上甚至取决于受教育的水平。”市民和知识阶级开始不断壮大,话语权也开始重新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和贵族对舆论的把持能力,即有助于中世纪的欧洲去中心化。这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神权至上向人文主义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廉价易得的纸质载体为大量的法令和会议文件的形成及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载体,有助于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参与政治、文化及宗教活动,对新政体的形成和新教派的产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纸张和造纸术的普及的确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结构起到了非常显著的“去中心化”作用。

自从中国纸张及其制造技术传入了欧洲,并结合欧洲实际,有了新的改良和提升(如意大利造纸多使用碎布)之后,欧洲出现了迭代性的载体更革。植物纤维纸有能力承载更多的文字符号、绘画符号、音乐符号,使得人文主义和人性解放气息浓厚的诸多进步思想活跃于纸面,以供人们表情达意,交流学习。除《圣经》外,大量的小说、戏剧、诗集、美术及手绘地图相继诞生。纸质作品硕果累累,内容形式极为丰富,《神曲》《哈姆雷特》《蒙娜丽莎》等艺术性极高。此外,文字符号的字形字体也因为书写载体的改进而呈现艺术化趋势。在中国植物纤维纸引入后,欧洲诞生了大量的书法家、艺术家,创新出多样的字母体式,如文艺复兴体,花体,圆体,哥特体,随着思想禁锢被打破,艺术家们开始在纸质载体上对字母符号进行革新和艺术化。这是中国纸及其制造技术对欧洲文艺复兴艺术普及化的贡献。

二、中国印刷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积极影响

(一)中国印刷术为欧洲文艺复兴直接提供一些思想启蒙印刷品和读物

“欧洲人最初看到的中国印刷品,是元代的纸币。”他们对纸币代替金银进行贸易交换很不理解,极大颠覆了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古代中国与欧洲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聯系,“1294年,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曾在北京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出版宗教读物”,较早地接触并认识了中国印刷术。大批留学生和传教士来到中国求学和传播宗教思想,返回时往往带走中国大量的图书、文献等印刷品,以兴本国学业。这直接为欧洲带去了现成的提供思想启蒙的中国印刷品和读物。

13-14世纪,随着蒙古的扩张,贯穿中国和波斯直达欧洲腹地的道路也连通起来。在东西方的频繁交往中,欧洲商人大量收购中国廉价的印刷品读物,然后高价售卖给欧洲消费者谋利。1400年左右,欧洲接触到中国除纸币外的另一种印刷品“纸牌”。纸牌这种印刷品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虽尚不清楚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欧洲,但意大利作家瓦列雷·柴尼写道:“威尼斯人第一次把纸牌从中国带到威尼斯来,威尼斯是欧洲知道纸牌的第一个城市。”纸牌作为娱乐印刷品传入欧洲,丰富了欧洲人的休闲生活,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有助于解放神权禁欲主义对欧洲人的思想禁锢。“13-14世纪起欧洲人已对中国雕版印刷和印刷品有所了解,甚至接触过这类实物,他们有可能直接获得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从而进一步利用这一技术发明。”中国印刷术为欧洲文艺复兴直接提供了一定量的思想启蒙印刷品和读物,“对人类知识的传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二)“铁线固字”“纸币植字”“彩色拼板”等技术及“活印思想”影响古腾堡,间接推动文艺复兴

在印章、拓印和制版印染技术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在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意味和标志着印刷术的成功发明。”人类从此走上高效复制的印刷时代。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中国在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布衣毕昇研制出胶泥活字印刷术,直接弥补了雕版印刷术灵活性差的弊端。从此,印一本书无须再从头刻起,只需要根据文稿捡字排印即可,减少了雕版的浪费问题,极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人类从此进入了活字印刷时代。

但由于中国汉字数量惊人,总数近10万个,活字字模储备动辄在数十万之巨,这给铸字、捡字和排印都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活字印刷在中国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但这期间也有几次大的台阶式提升:一是元代旌德县令王祯发明转轮捡字法,部分解决了捡字困难问题;二是元代纸币印刷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印制过程中也经常采用“纸币植字”的活字字模印刷技术;三是元代纸币印刷采用套色拼板技术,该技术进一步发展成为“饾版技术”;四是元明之间金属活字技术被发明,特别是铜锡合金的活字技术日趋成熟,合金活字的发明基本解决了活字字模的强度问题;五是金属活字字模为排列整齐及防止受力晃动而采用了“铁线固字”技术。

以上五大活字印刷的台阶式进步基本上是在元代或元明之间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元代是中国印刷术(雕版及活版)快速传播的关键朝代。13-14世纪是元朝疆域和政权急剧扩张的时代,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及东西商贸往来的加速,中国印刷术的西传驶上快车道。由于元朝是“弓马天下”的王朝,因此,在域内全局性印制、发行和使用纸币,域内商人均以纸币作为法定货币,国际商客亦需将自己的物质或金银等货币兑换成纸币然后才能交易。因元朝疆域广大加之四大汗国的协进,纸币的印制和流通使用几乎在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的大部分区域进行。元代纸币在中国印刷术外传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和独特贡献”。

中国印刷术的西传,由于西式拼音文字天然地适合活字印刷方式,所有单词都是由数量极有限的几十个字母构成,只要将小小金属字母的字模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这样就能由字母而单词,由单词而句子,由句子而段落,由段落而书页,由书页而书本。再加上适合印刷的中国植物纤维纸载体此时在欧洲已普及使用并适配印刷,德国金属匠出身的古腾堡汲取了毕昇活字印刷术思想精髓及上述活版印刷技术,经仔细研究和反复试验,创新性地用铅、锡、锑合金铸造字母字模,并将葡萄酒压榨机的动力装置移植到印压技术系统中。他同时还发明了适合印刷的新式油墨,并借鉴了“铁线固字”技术和彩色拼板等技术,创造了一套西文活字印刷系统,发展了书籍印刷行业。从此高效的新式金属活字印刷术登上历史舞台。古腾堡革命同时也导致了拉丁语的衰退和英语的普及。

1585年,西班牙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志》中说,中国印刷术是古腾堡印刷术“最初的基础”,并明确指出“印刷术这项发明是中国人传给我们的”。与古腾堡相距不远的外国学者的论断,应该不是凭空所发,必定是有所依凭的。而古腾堡印刷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因而,中国的活版印刷思想及活版印刷技术间接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判断应该并不牵强。

(三)印刷术提高了欧洲纸质出版物的产量和信息传播速度,助力文艺复兴思想传播

大约在1455年,古腾堡成功地运用现代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印出了基督教的教义《圣经》。该《圣经》是由3卷拉丁文编成的,由于印出的每页几乎都是42行,故被称为《四十二行圣经》,也就是著名的《古腾堡圣经》。这是欧洲首部批量印刷出版的纸质出版物。此后较为著名的印刷“摇篮本”还有《纽伦堡编年史》《法兰西编年史》等。印刷术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出版物产量和信息传播速度。

由于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在1500年,欧洲至少已经有2000万册书,被1000多个印刷所“生产”出来。文艺复兴的中心地——意大利的印刷书籍量“占欧洲同期图书出版总量的45%”。威尼斯因其印刷业高度发展,更是成为欧洲的印刷中心和文艺复兴的思想策源地,“15世纪意大利印刷图书的12000个版本中,威尼斯印制的占4500种。”1500年威尼斯已有150家印刷厂。印刷术引入之前,公元8世纪至15世纪八百年间,整个欧洲共生产地图约1500幅,“每十年只有少数几幅地图”,到1600年达130多万幅,生产效率大约提高千倍以上,“印刷术使机械复制地图成为可能”。

文化的传播往往需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文字符号。随着英文印刷品的广泛传播,英语日益成为了标准化的语言。1531年,埃利奥特爵士出版了《统治者之书》,此书是第一本用英语写就的重要教育论著。印刷术对英语的定型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具有突出作用,英文字母和英语印刷品的大量印刷和普及使得英语日益成为欧洲通用语言,为后世英语成为国际化语言奠定了基础。由此也助力文艺复兴运动从局域走向广域,渐次发展成为波及全欧的文化革新运动。

由于新式印刷技術的成熟推广,不仅可以提高印刷和发行的效率,加快信息的流通速度,而且印刷的成本大幅下降,这让学习资源从贵族、教会流向普通民众,形成了更多市民文化,加快了知识形态多元化,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普及。由此,也助力文艺复兴运动从精英阶层走向普罗大众,最终发展成为欧洲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进步运动。

(四)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导致印刷厂和出版商涌现,并促成出版与教育良性互动

“欧洲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用铅、锡、锑合金铸字,并建立了最早的印刷工厂。”1450—1460年代,现代印刷术的故乡德国,各地陆续开设了印刷所,美因茨、法兰克福、克隆、巴塞尔、奥格斯堡的印刷业开始兴盛;1466年,罗马出现了印刷厂,后来佛罗伦萨、米兰等地也都相继有了印刷厂;1476年,卡克斯顿在英国伦敦建立了第一家英国印刷厂;1482年,最早的印刷厂在北欧成立;1489年,葡萄牙里斯本出现了印刷厂。除此以外,欧洲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印刷厂、出版商,随着“印刷地图成本的降低,也扩大了制图工作的潜在市场。”版权保护思想开始萌芽,为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开辟道路。印刷术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图书出版业和编辑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保障了作者的权益,标志着新的经济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由此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向纵深发展。

在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前,欧洲的教育几乎完全由教会垄断,其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以宗教神学为准。然而,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教会独霸教育的坚冰,其中,图书馆和世俗大学的兴起最为典型。在文艺复兴期间,由于印刷业勃兴,意大利各种图书馆发展迅速,藏书热带来了贵族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等各类图书馆的悄然兴盛。书籍的生产从手工抄写转为机器印刷,馆藏量日益增多,涉及各种主题;藏书结构有了新的突破,古典和世俗作品逐渐成为馆藏主流,宗教藏书则降为非主流;对图书管理的重心逐渐由重收藏转向重利用。日本图书馆学家小野泰博认为:“文艺复兴时代是兴办图书馆和丰富藏书的时代。”

此外,欧洲还诞生了大量世俗学校,人文主义者首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威尼斯等主要中心城市创办了宫廷学园,这些宫廷学园大多是由王室贵族出资筹办的,表明了印刷术的兴起和知识阶层的扩大让统治阶级开始关注全社会的教育情况,在英国牛津、剑桥等城市也出现了许多大学,教学内容不再仅限于神学,而是拓展到身体健康、道德、智力的发展和培养人文主义思想等方面。美国北岭加州州立大学温迪·特纳说,“中世纪末大学数量有所增加”。至1500年全欧洲已有大学65所,拥有最多的国家是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学校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所在城市常常是印刷、出版业中心。出版与教育形成了良性互动。

三、文艺复兴成果反哺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经留洋升级后荣归故里

(一)文艺复兴成果反哺中国

因受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积极影响,加之其他因素的大力促进,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14-16世纪蓬勃兴起,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后扩展到西欧各国,这场高举“人文主义”大旗、以反对神权和恢复古希腊、罗马古典文艺为标榜的思想文化运动于16世纪达到顶峰。欧洲文艺复兴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也为人类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欧洲文艺复兴的积极成果很快就对世界各地产生深远影响。其人文思想、现代科学、文学艺术的积极成果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母国——中国,形成了反哺。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最早一批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算学、美术、音乐等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利玛窦还协助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他们还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美术和绘画作品,这给中国的西洋式建筑和园林设计及绘画带来了巨大灵感。比如圆明园中的大水法和西洋楼,设计风格来自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传教士郎世宁在清朝乾隆时期带动了皇室高层对欧洲文艺复兴美术的了解。“西风东渐”态势到鸦片战争后越加强劲,“洋务运动”就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一次“师夷长技”的国运图强活动。随着西著中译及西式报刊出版的日渐繁盛,“民主”和“科学”思想开始在等级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生根开花,以至于“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最鲜艳旗帜。

(二)造纸术与印刷术经留洋升级后荣归故里

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除了对欧洲文艺复兴有着启蒙性作用外,两者还翻山越岭地走遍世界,带动了技术传播沿线国家的发展。1575年,中国造纸术传入美洲,在墨西哥建造了纸厂,而美国的第一家造纸厂是1694年在费城建立的;1638年美洲出现了第一家印刷厂。1788年英国向殖民地澳洲输送囚犯带去了第一台印刷机,印刷术传到澳洲;19世纪后期,中国造纸术传入澳洲,澳大利亚在墨尔本附近建立起第一家造纸厂。自此,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经过千余年的环球旅行,终于传遍五大洲,促进了人类文化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基本原理在传播过程中与世界各地实际相结合,常有创新和发展。

中国造纸术传播到中亚,改良提升为“撒马尔罕纸”;传播到西亚,改良提升为“巴比伦纸”;传播至北非发展成为“开罗纸”;传播到意大利则造出著名的“伦巴第纸”;传播至美国则生产出“牛皮纸”“铜版纸”;传播到加拿大则制造出“木浆纸”“新闻纸”。这些纸类纸型较之于中国的土造黄纸则产量更大,品质更优,因而才能“荣归故里”。

中国印刷术在沿途传播过程中,也根据所在国家和地域的文字符号等特点进行改造和改良。最初从中原地区传播到西域地区,其活字印刷技术开始从方块汉字转变成维文的准拼音文字,字模完成从直线直角向弧线弧角的转变。元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和活版印刷技术外传的黄金时代,而雕版尤盛。最早传入欧洲的是木版雕刻印刷术,由于有受潮或风干易开裂变形的致命缺陷,难以大面积推广。15世纪,欧洲对此进行改善并发明了铜板雕刻印刷,有效克服了刻板开裂变形问题,不久欧洲发明蚀刻金属板印图技术。古腾堡在中国印刷思想和印刷技术启发下于15世纪中叶发明铅活字印刷技术,以致于铸造铅字模在16世纪竟然成为一个行业。16世纪末,阿姆斯特丹出现“荷兰印刷机”,有“每小时可印250张之印刷能力”。之后,印刷商哈斯又将其改进为“哈斯印刷机”,到20世纪,海德堡印刷机问世,印刷速度可達16500页/小时,传统印刷技术发展到新境界。印刷术像造纸术一样,在经历留洋升级后也“荣归故里”,为母国知识文化生产和传播服务。

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沿“一带一路”传播至欧洲等世界各地,改善和提升了人类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方式,打破了中世纪教会对知识和文化的垄断,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蓬勃展开,对人类文化发展和世界文明跃升作出了不朽贡献。在中国大力建设“一带一路”和全力构建国家形象的当下,如何讲述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中国故事,如何传播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中国声音”,如何彰显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中国创造”,塑造好历史中国和当下中国的双重善美文化形象,确证中华文化和中国科技有重大原创的历史基因和文化传统,显得必要而迫切。

注释:

①潘吉星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陈养正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

②万安伦、王剑飞、杜建君:《中国造纸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节点、路径及逻辑探源》,《现代出版》2018年第6期。

③刘仁庆:《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中华纸业》2008年第9期。

④万安伦:《中外出版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

⑤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⑥李述一、李小兵:《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13页。

⑧徐坚《初学记》载:“桓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以此为标志,简牍出版载体的主体地位为植物纤维纸取代。

⑨Kees R B S J.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A Collection of Facts and Opinions Descriptive of Early Prints and Playing Cards, the Block-Book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Legend of Lourens Janszoon Coster, of Harlem, and the Work of John Gutenberg and His Associatesby Theo L. DeVinne[J]. RQ, 1970(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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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安伦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科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杨、翟钦奇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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