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三好

从记录到守护

“就想拍张好照片。”和大多数摄影师一样，这是杨欣进入长江源最初的想法。

沒想到，一待就是33年。

他从一个镜头后的观察者，到成为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守护着这片土地。

长发长胡子的造型成了杨欣的标志，他笑称，这是在高原上最简单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物理遮挡紫外线，他也被朋友们称为大胡子”。建立绿色江河25年，杨欣将自己大多数的时间都留给了高原，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一上开展长江源环保项目，为数不多的几次下山，行程被安排得满满：演讲，合作，筹款，对接，宣传推进项目，招募志愿者。

杨欣与长江源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他几乎是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融入长江。

1986年，杨欣参加了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任主力漂流队员兼摄影师，175天，6，300千米，漂流了长江全程。那是一场壮举，也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在虎跳峡，十个年轻的生命在那里结束，立志在美国漂流队前成功漂流的中国年轻人用自己的勇气融入了长江。杨欣曾回忆，那个乘着密封箱漂流虎跳峡的前夜，也曾有人写下遗书，也曾想过轮回。

“之所以长江漂流到现在还被人记住，是有人成为烈士，衬托我们成为‘英雄。所以这些年遇到任何困难，没有抱怨，因为至少你还活着.活着，去努力就行了。”

藏族小伙、绿色江河沱沱河保护站副站长噶甲尔·土旦旦巴曾经参加过学校组织欢送长江漂流勇士的活动，那时还是小朋友的.他依稀记得大人们说勇士们几乎全部遇难。而多年后与杨欣老师的重逢，让这段壮烈的故事有着温暖的延续，环保将他们系在一起，系在长江源的土地上。

“环保这条路，我自己是掉进坑里爬不上来。”杨欣从最初设想的做完一件环保项目的简单发愿到此刻，“我哪里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今天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明天又冒出了新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之路，是一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射线。一旦你踏上了这条路，就毫无退路。”

从点到线

在海拔4，540米的长江源，有一座以藏式建筑为灵感的建筑，那里是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去过的人亲切地把那儿称作红房子。那里蕴藏着以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和北源楚玛尔河组成的扇形水系，正是长江的发源地那里也是绿色江河组织在长江源的重要据点。而这里，已经是杨欣参与建设的第二个保护站。

1994年，杨欣在长江漂流后重返长江源，与《神奇长江源》电视摄制探险队进入青海，发现当地生态急剧恶化，特别是藏羚羊濒临灭绝。在牧区，他听到了为阻止盗猎而牺牲的杰桑索南达杰的故事，曾担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12次进入可可西里.最后一次，他在可可西里遭遇几伙偷猎者，在剩下他一个人时，独自与18个偷猎者枪战，不幸中弹牺牲，身边是缴获的近两千张藏羚羊的皮。

杨欣决定要行动起来，建立一个关注藏羚羊、关注可可西里的自然保护站的想法油然而生。这是一种直觉的行动力，但在90年代，是艰难的。一个自筹的自然保护站，从何而来？杨欣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西宁获得了当地部门建站的批准，将所著的《长江魂》以义卖和版权抵押的方式筹建了无人区里的这座保护站。12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用最简陋的工具，完成了保护站的一期工程建设，让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这也是中国民间、也是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运转五年后，可可西里、藏羚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而杨欣最终选择将索南达杰保护站交给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家听到了来自可可西里的声音，看到了藏羚羊保护的严峻，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要继续寻找还没有得到社会关注的环境问题。也是源自杨欣的努力，后来陆川了解到了关于可可西里的故事，那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可可西里。

2011年，沱沱河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建立。而在保护站成立前，绿色江河用了八年的时间深入详实的调查，总结出一套适应当地的“捡垃圾”方法论：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

杨欣带着沱沱河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的志愿者们参加当地的赛马会等活动，融入牧民，和他们成为朋友。“第一步就是告诉牧民，垃圾不能乱扔。”

改变观念，面临着对所有传统沿袭的挑战：牧民不解，祖祖辈辈，乃至爷爷奶奶，穿旧的鞋、烧成灰的粪，皆散往江河湖海山川天地，为什么现在要做垃圾回收？杨欣告诉牧民，塑料是现代的垃圾，百年不可降解，对自然和人都有后患，燃烧后的气体还含有大量致癌物二嗯英——牧民们喜欢喝瓶装饮料，并且收集五颜六色的饮料瓶，堆放在客厅最鲜艳的桌面，上，那是经济发展期中埋藏诸多隐患的缩影。

沱沱河保护站成了牧民们“垃圾换食品”的起，点：牧民骑着摩托车、开着皮卡车，载着自家产生的垃圾，和保护站进行食品、生活用品的交换。逐渐长途车司机、餐馆从业者也加入了，志愿者们就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再利用货车出藏的廉价运费及军车，将垃圾带回城市进行回收利用。

2012年，第一座“青藏绿色驿站”建成，从点到线，关注青藏线区域垃圾分类与回收。

“绿色驿站从成立当天就开始送垃圾，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理。”绿色江河组织用时间和反复的实践打磨了全套成熟的方案，运作四年后，绿色江河的实践与示范使政府看到了解决垃圾问题的可行性方式，沿着青藏线的1，200公里设计了18个“青藏绿色驿站”，由政府主导、民间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企业补充的模式开始青藏线垃圾回收的探索。“每个驿站都像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有很大的停车场，背景都是漂亮的风景：长江源、昆仑山唐古拉山、可可西里。”青藏公路风景壮阔，但如厕曾经是城市旅客的噩梦，如今绿色驿站提供干净卫生的洗手间，提供免费的饮用水与Wi-Fi，绿色江河还提供18个驿站的盖章绘本，让旅行者们在青藏线的必经之处所做的随手公益更充满人文关怀与美好细节。它们满足了来自城市的旅行者的摄影打卡需求，让他们分类带来的垃圾留在驿站，再顺手带走一袋垃圾，让这两件事变得更加方便与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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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們希望旅行者参与捡垃圾的过程有持续性。你在长江源捡垃圾，交到绿色驿站，打一个卡，在唐古拉山沿途捡垃圾，下个驿站再打。从青海的格尔木、昆仑泉、三江源、念青唐古拉山、纳木错，18个章盖完，你来到拉萨，能看到千里青藏线上自己走过的痕迹。

目前，绿色驿站已经建好了六个，2020年拉萨站即将落成。“从点到线，未来我们再走到川藏线、滇藏线，最终从干线公路走到支线公路，走进乡村，建设一整套全民参与的垃圾收捡模式。”

在杨欣看来，作为NGO组织，更是不能空谈.绿色江河组织就像是一个实验场，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完整的调查，建站，之后进行垃圾回收的试验。通过“发现问题调查示范拿出解决方案”的模式来获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群星闪耀时

从90年代作为一个观察者向WWF讲述可可西里的故事，到自发成立绿色江河成为保卫这篇土地的践行者，杨欣早已不再是一个人，在他的身后，很多志愿者们如同星光集合并一起为之努力。

14名员工，2，000名志愿者，杨欣见证了几十年环保在人群中的变迁。

绿色江河积累了一支适应高原极地兼具专业和耐力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当中有科学家、人类学家、动植物专家、高山病医生，还有一流的驾驶员、摄影师和探险家。“时间最长的志愿者跟了我25年，每年都来。”

绿色江河的志愿者要持续在最高海拔4，500米的地方连续工作一个多月，工作人员最长连续工作九个月。当地空气含氧量只有50%，很多当地机构的员工都要经历轮值，以调整身体的状态，而那些持续留在那儿的志愿者却更加顽强。那些单位的人因为长期在那儿，眼神有点木讷，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眼睛是发光的，他们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精神寄托。”

很多人知道绿色江河是因为胡歌的参与。斑头雁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8，848米的喜马拉雅山是它们每年迁徙印度的必经之处做斑头雁项目，绿色江河提出口号：“保护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呵护我们身边的野生生命。”2013年，胡歌作为斑头雁形象大使来到长江源，为这个项目发声。胡歌的身边跟了很多人，包括摄像团队、助理，未免喧闹。谁知临走时，胡歌说：“我不想做你们的代言人了，我其实想做一名真正的志愿者。”杨欣点点头：“可以，但做志愿者，你就不能带助理了，你只能一个人。”胡歌第二年如约而来，一个人，做了一个星期的志愿者日常工作.2016年，胡.歌又来了，和绿色江河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一起开始参与野生动物调查、捡垃圾，和其他志愿者一样，参与保护站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因保护站日常餐标并不高，有一天胡歌自掏腰包给大家增加伙食标准，并且亲自掌勺，做了一锅上海版加卤蛋的红烧肉。杨欣为灶台旁的胡歌拍下了张照片。2018年，胡歌作为东方航空代言人，说服了对方来拍摄斑头雁保护的主题，，视频完成后，在东方航空的每一架飞机上都播放了。一年后，胡歌再次与杨欣相逢，两人已有了某种默契。总是严苛、细致的杨欣对胡歌不再存疑：他就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志愿者，“他会给别人拿行李，会和土旦一起装管道、维修洗手间、运装太阳能板，至于每天抬水拖地，都是日常。还会参与长江小讲师项目，参与这个为中小学生筹备的项目，亲自讲述长江领域生物多样性的故事。”回到城市后，胡歌身为绿色江河志愿者，会经常传播环保理念，“他既是志愿者，也懂得借用自己的长项，为环保发声。”

“绿色江河组织始终和志愿者在一起，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者也在各司所长。”

逐渐地，环保开始变得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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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之路，是一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射线。

从点滴的付出做起

从牧民居住地到周边，从长江源到长江入海口，乃至全国各地，杨欣的愿景便是环保人人参与。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进步。这种进步是以前贫穷的时候吃一顿肉，得到，才是莫大的幸福，而现在，去付出成为幸福新的形式。做志愿者，不一定非要来到长江源，不一定到绿色驿站来，也可以立足本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每天随手关灯，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随手清理一下身边的垃圾，都是在做环保。只要愿意行动，就是幸福的起点。”

在长江源，参与绿色江河垃圾回收项目的游客们会带走一小袋垃圾，留下车牌号，后期还会通过绿色江河的微博、微信发出公益倡导。斑头雁直播、微博微信的运用，与明星结缘，让传统的环保组织也贴近更多新一代的年轻人：利用云台摄像机拍摄斑头雁孵化全过程，在18个城市动物园进行45小时直播，互联网对环保的影响力也在潜移默化间实现了。

绿色江河在不远的未来有个图景——“一纵一横”：纵向青藏线建立18个绿色驿站，横向沿着长江1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在长江一号主题邮局的基础。上建立11个主题邮局，利用互联网做全网长江环保宣传。“长江一号位于青藏公路和长江交汇点，二号可能在川藏线与长江交汇点，三号可能在云南虎跳峡，四号可能在闽江与长江的宜宾交汇处，五号可能在重庆，一直顺延到上海长江入海口。”目前，长江一号主题邮局已经建成并运转。

现在参与绿色江河组织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年轻。杨欣带着80、90后的志愿者，“五千多米的高度，我得背得比他们重，走得比他们快，我不能怂。我还得不断策划新项目，带着他们去完成，让他们找到自豪感。为什么？人家一定图什么，不是钱，那就是精神上的，我得做出表率，在精神上鼓励他们。”绿色江河志愿者、眼科博士陈梦曦在自己的志愿者札记中这样描述杨欣：“有些事情并不是非他不可，但他把它变成了非做不可。不是命运选择了他，是他自己扛起了责任。

资深志愿者王铭说，这么多年看着杨欣须发渐白，有些心疼。但面对过生死的杨欣显得很坦然，后继有人。

在冒险和严峻环境一线坚持环保项目的杨欣，曾经认为自己活不过四十岁。

“每个正常人都畏惧死亡，我也不例外，我过马路比别人小心，但是在长江源，我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一个人如果死在毕生热爱、追求和奉献的路上，应该有所值。”

志愿者眼中的杨欣

陈梦曦

在读眼科博士，2019年志愿者

第一次见杨老师觉得他话很少，但直观感受是，他很率真可爱。今年7月12号我在驿站见到了他，在站上和他相处了几天。对于杨老师这样的长辈，我首先有一种尊敬，之后知道了他年轻时的经历，看了他写的个人传记，了解到他和长江源、高原的渊源。他的事迹让我非常触动、感叹。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活生生的人，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伟大。他将微弱的责任一遍遍在心里加强，最终变成了信仰。

丁龚敏

资深志愿者，北京联络人与面试官

杨欣老师非常坚持，非常执着，又有一颗非常纯真的心。我和他沟通项目比较多，有时甚至觉得他不是很能理解资助方。这种坚持让我们互相抱怨，我开玩笑：杨老师，你总是在山上，底下发生的事你都不了解了。但实际上，他一定受过非常多的诱惑和考验，只有坚持才能让一个人几十年做这件事。

志愿者们在山上条件比较艰苦，但杨欣老师不会放弃一些要求，比如需要你每天将房间打扫干净，夏天去展厅也不能穿拖鞋。年轻人吃苦，偶尔是会抱怨的，但真正看到杨欣老师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也就慢慢理解。我们希望在做环保的路上，年轻人也能发挥自己的创新性。

伽加尔土旦旦拉

藏族，沱沱河保护站副站长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过欢送长江漂流勇士的活动，第一站就在我们那边。以后依稀的印象，是勇士们几个月后全船遇难。直到很多年后见到杨欣老师，才知道原来当年那些人并没有全部遇难。他陆陆续续来过我们学校做宣传。再后来我加入绿色江河，看到他的书《长江魂》以及一些画册，才惊醒：这不是童年的回忆吗？

我亲眼目睹过藏羚羊盗猎分子的猖獗，也看到過没有人保护的大自然，通过杨欣老师这样的人这么多年的努力，建立了正式的.保护站，这些年和他一起工作，感觉他很严格，但所有的事他一定跑到最前面去做。他的环保理念也很厉害。二十多年，从建立保护站到现在，从大局到细节，从策划、主管到筹款、沟通、招募志愿者，他总是特别忙碌。

王铭

互联网从业者，资深志愿者&北京面试官

和杨老师共事，首先感觉到他很坚定，非常有想法，把想法一直向前推动，而且在公益圈里也属于非常纯粹的人。他对长江源有情感寄托，目标感和使命感都更强烈，第二，杨老师比较有号召力，能够将很多人都团结在绿色江河周围，比如最早一批志愿者“六个老野鹅”，后来又辐射了更多各种专业的志愿者。第三，我和杨老师一年差不多能见一两次，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又瘦了，白头发越来越多，白胡子也是，有点心疼他。

在绿色江河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每天晚上我住在小帐篷里，看着面前一片湖，大大的月亮升起，湖面上各种各样的动物在鸣叫，月亮在湖面上投下明亮而摇曳的投影，没有任何污染的星空下，我就这样睡了过去，清晨，藏羚羊、藏野驴等动物们再将我叫醒。这个场景，就是我梦寐以求的。